Thursday, Jul.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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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讯】梁振英:普选特首的权利是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快讯】梁振英:普选特首的权利是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Posted On: August 31, 2014

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通过的2017年普选香港特首的决议,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宣布启动“占中”。“占领中环”行动晚7时在香港政府总部前举行启动仪式。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亦表明将否决政制改革方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下午通过了《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规定未来特首候选人需获提名委员会过半数委员的支持,且候选人必须为2至3人。而且,提名委员会则按照现有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组成。但提委会一直被泛民主派人士诟病,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筛选,令“有广泛政治代表性”的力量不可参与其中。 占领中环发起人、香港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戴耀廷和泛民主派议员等对此表示强烈不满。戴耀廷称,人大的决定代表“对话之路已经走尽”,占领中环将发起连串抗争,包括罢课、游行,但最后才会动员市民全面占领中环。他未有明言将何时占中,但在政府总部前的添马公园的集会上,呼吁市民参与公民抗命。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集会台上发言时激动落泪,他说要向政府明确“香港是我们的主场”。不希望再争取十年,香港仍然没有真正的普选制度。 23名泛民主派议员在立法会见记者时表明,目前已经没有谈判的空间,无论政府最后拿出何种政改方案,他们必会否决。议员冯检基表示,人大的决定相当于“落闸”,封杀2017年香港能举行“真普选”的可能。 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高级讲师蔡子强于香港电台发表分析,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保守,将一些温和泛民原以为有谈判空间的地方都“写死”,例如提委会的人数、构成、产生办法等。他担心有关决议将会适用于以后的特首普选,断绝泛民持久抗争的期望。 香港特首梁振英傍晚在政府总部会见记者,开腔支持人大的决议,透露政府会尽快启动第二轮政改咨询。他强调,“(普选特首)这个权利是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假如政改方案不获立法会通过,2017年香港特首选举只会原地踏步,五百万港人将失去投票权。 香港政改方案必须获得香港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投票赞成通过。泛民主派在2012年立法会选举时获得27个议席,为总议席的三位之一有余。 晚上九点,对人大宣布的“普选行政长官”持有异议的大量民众聚集在香港政府总部添马公园,现场各人舞动手机的灯光,一起唱起Beyond的海阔天空。香港著名的学生运动团队“学民思潮”发言人周庭表示,今晚集会后会前往湾仔君悦酒店“质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飞”。   深度中文网 港澳记者站(发自香港、澳门) 返回专题页面《一个中国,一个香港》 [...]

深度专题 | 一个中国,一个香港

深度专题 | 一个中国,一个香港

Posted On: August 31, 2014

一个中国,一个香港; 两位编辑,七位记者:北京、广州、香港、澳门、新加坡; 记录中环,记录香港,记录中国。 长篇特稿与消息交替更新中,请密切关注此页面……   【前情回顾(2013.5.31)】占领中环:一个法学教授的公民逻辑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发表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号召一万人占领中环,争取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利。文中提到“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快讯(2014.8.31)】梁振英:普选特首的权利是香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今日通过的2017年普选香港特首的决议,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宣布启动“占中”。“占领中环”行动晚7时在香港政府总部前举行启动仪式。香港泛民主派议员亦表明将否决政制改革方案。 【剖析(2014.9.3)】香港社会17年来的变与不变 香港社会各个层面的瓦解和断裂,让“占领中环”成为一个集中的出口。本文从政治制度、经济地位、社会分层多个角度全面分析了香港“占中”的社会背景。   藉于表达政治观点的渠道被不断收窄,其方式上的激烈程度将会愈演愈烈。而伴随着社群内部的不断分化,再加上象征性符号的日益衰弱和匮乏,经数十年演变后,香港多元社会的图景将会被不可治愈的创伤替代。 【专栏(2014.9.5)】占领中环:香港的未来在何处? 在逼迫中央让步的策略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占领中环”已经无法有效防止社会继续分化。而当整个社会为“普选”或“占中”议题而争论到社会分裂时,比普选更大的管治危机将相继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占领中环”不是万众期待的终点,而是香港历史上一个难以抹去的“起点”。  【快讯(2014.9.23)】学联发动罢课 近万人集会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发起一连五日的大专院校罢课行动,并于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百万达到举行集会。学联此次行动的口号为“抗殖反筛选,自主港人路”。在罢课宣言中,他们宣称要表达对“人大”对香港政改所定下的框架不满。学联宣布,共有25所大专院校成立关注组响应罢课,13000人出席罢课集会。 [...]

图片专题:藏区·光影

图片专题:藏区·光影

Posted On: August 10, 2014

  摄影/深度中文网自由撰稿人 丛林  [...]

高等教育改革当头

高等教育改革当头

Posted On: May 20, 2014

中国大学教育模式积弊多年,遭受诸多批评,已到了不改革不可的临界点。近期,国务院60个部门集体“晒”权力清单,涉及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共1235项。其中,教育部共有行政审批事项24项。近两年,教育部进一步简政放权。2013年和2014年,教育部取消或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审批项目各有4个,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审批、高等学校设置和民办学校聘任校长核准等。大学教育改革已在酝酿之中。 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从八十年代的第一次发展高峰到九十年代的迟滞不前再到新世纪以来的“跨越式发展”,基本形成了目前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198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675所,本专科、研究生在校生116.53万人;到1989年,分别上升为1075所和218.31万人,大致翻了一番。原定在2010年达到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5%指标,在2002年提前8年实现。 尽管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但是,作为一种严肃的历史总结,就需要反思并作出全面评价,这种过快的发展本身,已经决定了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直至浮出水面。   高校大跃进 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高等教育的指导方针是“稳定规模,提高质量”,但较低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显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巨大需求。于是,国家从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从1999年至2001年,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3年间的平均增幅为33.5%,从1999年至2004年,6年间的平均增幅高达24.8%。 “跨越式发展”背后的是众多复杂的经济因素。首先,扩招带来了教育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一段时间内全国都在大建“大学城”。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5%上下,难以支撑剧增的费用。 对此,各高校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对策,一方面提高学费,另一方面通过“银校合作”的方式向银行贷款,导致了巨额的高校负债。 这种国家不增加经费投入而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的模式,导致了高等教育的市场化趋势。90年代起,各政府所属高校的“独立学院”开始兴起,这种招收计划外学生的机构几乎完全依靠学费,大多数“独立学院”的平均学费为政府所属大学的3倍,高达15000元左右, 此外,高等院校教师的收入也反映了这一趋势。尽管对教师实际收入没有官方统计,但是在大规模研究型大学里,政府发放的工资仅占教师实际收入的三分之一,占教师收入相当部分的是各种奖金,课时费和研究经费。而与此同时,中国家庭中“望子成龙”的教育心态也导致了家长让孩子成为大学生的强烈愿望。这些因素都导致了高校扩招规模的进一步加大。   大学逐利 除去经济因素,大学内部的学术与行政势力的较量始终未曾停止,行政机关直接干预学校事务,行政权力大于学术权力,第一线的教师、研究人员不得不忙于应付行政事务,填表成灾,无法专心学术研究,削弱了高校的学术自主性。更为严重的是,行政部门直接掌管巨额研究经费,间接导致了学者群体官僚化,腐败滋生,近年来,长春大学副校长门树廷,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中国人民大学原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等一批高校官员被查出巨额贪腐,但这也只是冰山一角,如果不进行改革,更深层次的腐败问题就会自下而上侵蚀整个教育体系,到那时,承担着国家科技人文发展重任的高校也将失去带领民族前进的能力。 当然,最能体现问题本质的还是学生群体的表现,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但对“高素质”的解读与最终体现又是否契合了教育的初衷呢?从高考招生的角度看,“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是考生和家长选择大学时最为为关注的部分之一,但这也暗示着高校培养学生未来职业技能的作用被放大,“毕业了能找个好工作”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对高校教育的迫切甚至是唯一要求。但从现实状况来看,高校毕业生就业专业不对口状况十分普遍,据麦可思《2013年大学生就业年度指标》中的“2012届工作与专业相关度较高的主要本科专业”调查显示,全国平均就业对口率也仅有69%,许多大学生学而无以至用,这种现状也折射出了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与错位。 (下文中所提到的数据均来自《2013年度麦可思-大学生就业年度指标》) 主要本科专业名称 工作与专业相关度(%) 主要本科专业名称 [...]

大学教学质量滑铁卢:利字当头学为后

大学教学质量滑铁卢:利字当头学为后

Posted On: May 16, 2014

三块半方砖是从讲台到第一排座位桌子的距离,对于不习惯离开讲台讲课的洪老师来说,这是课堂上和学生最近的距离。站在讲台上,洪老师时常觉得这三块半方砖之隔,却充斥着数光年之遥。 “请后三排的同学坐到前面三排来,离得太远听不清楚了。来来来,前面都是空位子嘛。”一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上,洪老师热情地招呼同学到空空如也的前排坐,密密麻麻坐满人的后排响起一阵凳响和遗憾的叹息。“又占不了中间的位子。”一位同学失望地向同桌小声嘀咕。 “真的挺可笑的,现在大学的样子”,洪老师苦笑道,“这已经是一种默契了,学生奔着学分去,老师奔着职称去,大家好好上课。就是没人奔着学习去。” 诗人兼大学教师王小妮在教学笔记《上课记》里则用更入骨的语言表达:“悲,从四面八方来。”   扼住“命脉” 西北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方向博士毕业的洪老师,受聘于一间广州二本A类师范院校,任培训处专任教师,主要教授教育学。洪老师用“两个十年”评价大学教师与科研项目的关系:前十年是钱引人,就是人奔着有钱的项目去;后十年是人引钱,以把项目做出利益为目的。“这导致什么?功利化和职称至上主义。” 1927 年,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大学教员资格条例》,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评定制度沿用未变,到今天已有87年历史。职称评定结果与教师薪酬、科研经费直接挂钩,若评不上相应的职称,除了薪酬标准无法提升,科研经费可能大打折扣甚至无法取得,因此一直被公认为大学教师的“命脉”。 维系一名教师“命脉”的,并不是教学水平,而是科研论文。记者采访的多位大学教师都表明,职称评定标准中最关键的就是科研论文被本学科国家核心期刊、外文重要期刊发表,或者被SCI、EI、ISTP三大检索所收录的数量。尽管各大学标准存在差异,科研论文作为职称评定“硬标准”成为大学教师精力的核心投注点,不可避免地成为普遍现象。 除了科研论文,科研课题的申请一直都是一块引人垂涎的“肥肉”。“教授一般就不教书啦,教授他就接课题。所以研究生现在都把教授导师叫老板。教授申请完了谁做?研究生做,完了教授挂名。物美价廉的劳动力呀。”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那就是一总包工头,把课题包下去了。做完了就有回扣。”广州大学法律系钟老师也透露,他了解到广州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很多教授“接活”回扣不菲,“上百万、上千万的都有。” 要申请到更多的课题,更充足的研究经费,需要更高的职称;要评得更高的职称,需要更多的课题研究成果。因此,大学教师对科研论文数量趋之若鹜,由此造成的“水文”泛滥、学术造假层出不穷。“你看这些课题做出来是什么?全是印刷垃圾。”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说。 “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2008年,被学生们誉为“魔电”的上海交通大学讲师宴才宏病逝。由于宴才宏的课堂几乎堂堂爆满,教学水平广受赞赏,却因论文数量未达标准而至死也没评上副教授职称,引来师生一片唏嘘。交大校园BBS上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 据人民网报道,晏才宏生前也有人就此问过他,他的回答是,发表学术论文要十分慎重,必须在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创见才拿得出手,为评职称而拼凑论文的做法他不忍为。 双向不满  教师对职称的竭力追求,对教学质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老师(每天)用5小时教学,3小时搞科研,为了出成果还要被迫压缩个人时间,谁愿意?所以就宁愿压缩教学方面的时间。”洪老师坦率地谈起这种抉择。她无奈地说出老师们面临的困境:“教师没有选择空间,职称太重要,随着现在考核标准上升,逼得更凶。老师一味追求职称,又写不出真正的好文章。‘双失’。” “我是领导的话,就把那些不适合讲课只适合做学术的(老师)弄去搞学术,别来讲课了,让那些会讲课的老师来教。”今年大二的阿欣谈起大学老师面对研究和教学的“跷跷板”时语含不甘:“不过这样好像也不现实……又有学术素养又会讲课的优质老师太少了啊。” 学生不满老师的课堂质量,老师不满学生无心听课,于是老师无心上课,学生更加轻视课堂,双向不满的负反馈形成,并周而复始地加深。 [...]

教育瓶颈:大学通识教育何去何从?

教育瓶颈:大学通识教育何去何从?

Posted On: May 12, 2014

夜幕降临,噼噼啪啪的脚步声让中山大学的教学楼略显嘈杂。晚7点,铃声响过,依然有不少学生在过道上小跑。每周一到周四晚,教学楼中迟到的学生总是比白天要多,一些老师也已经习惯了学生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对于安排在晚间的公共选修课,迟到或者缺席早已成为师生之间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这些课程在学生口中还有一个别名——“水课”,所谓“水课”,就是在学生看来老师讲课内容空洞、考核方式宽松的课程。而这些“水课”,恰恰是通识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95年9月,针对高校专业教育忽视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问题,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召开了“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49所高校的校领导出席会议,拉开了中国高校文化素质教育改革大幕,不少公共选修课就在此阶段涌现。“这时期的文化素质教育,可以说是中国高校通识教育的另一称谓”,清华大学的教育学专家李曼丽说。 时至今日,通识教育已不局限于公共选修课的范畴,包括大类招生、建设精英化学院等一系列举措,皆为通识教育的表现形式。   南橘北枳的通识教育 一头短发,金属框眼镜,再配以一个与娇小身材极不相称的黑色双肩包,已年逾五十的孙老师一步步缓缓从后门的台阶走下来,看着能容纳300人的大教室里学生全挤在后排,前三排空荡荡的。这门课叫“集邮文化”,是中山大学的人气选修课之一,老师态度和蔼,从不点名,学生回答问题还有邮票作为奖励,在学生中间口碑颇好。尽管如此,这门课的到课率依然只有70%,且大部分同学都埋头看自己的书,只是时不时抬头看一眼投影仪。 “我以前开过一门课,叫汽车文化,那时候满教室都是人。”孙老师自豪地笑着说。对于学生的散漫态度,孙老师语气放缓:“对于公共选修课,更多的是兴趣决定的,毕竟专业学习是第一位的,我也不想让大家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 “公选课之所以无聊、学生参与程度不高,本质在于学校的评价标准体系有问题,公选课成绩与学生最终绩点无关。加之学生要上的课太多,大家不太重视公选课,因此课堂效果很差。”一名中山大学的同学说。 而在海峡对岸的台湾,通识教育氛围则相对活跃。 台湾高雄中山大学的一名同学对记者表示,高雄中山大学的通识课和学生的最终成绩相关,其他的考核方式与大陆基本相同。学分要求也比大陆要低,因此压力较小。 “对比大陆,台湾水课不是没有,只是少。台湾学生认为水课的基本是必逃的,逃去吃喝玩乐,大陆学生就算课再水也有一大堆憋在课室不知道干嘛。”从大陆来台交换的Z同学说。 Z同学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作为交换生到台湾世新大学学习,其本校山东大学是知名985高校。但在她看来,台湾给了他更为自由的学习氛围,“我欣赏台湾老师的特点是喜欢讲段子,喜欢质疑,讲课启发性非常强。大陆的老师……我觉得他们就是这样被教的,所以只能这样教人。” 实际上,通识教育的理念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自由人科学”(eleutherion epistemo),这被学界普遍认为是最早的自由教育(通识教育)理念。亚里士多德说,“为自己而不是为他人而存在的,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有自己的思想,从来不屈从外界任何的权威,不受君主的奴役。”对于自由人德性的养成,亚氏认为应该有一种教育,这种教育既不是实用的,也不是必需的,而是自由的和高尚的。 为了培养“高尚的”、“自由的”大学生,1994年台湾通识教育学会成立。教育行政部门修正大学法,取消了三民主义、国父思想等意识形态必修课,将国文、外文、历史、宪法与立国精神作为各校必开科目,就此宣告了台湾通识教育时代的来临。中国大陆也在1995年至2005年间完成了通识教育体系的制度建构,与台湾所不同的是,意识形态课程并未退出大学教育的舞台。   从院系调整到大类招生 “中国的大学改革史,由1952年院系调整到现在,已逾半个世纪。可以说,半个世纪的大学改革各次浪潮,都赶上了。而从事历史的学、教、研的经历,使我对于这个‘所见世’的记忆,尤其深刻。”复旦大学历史系已逝教授朱维铮数年前如此回忆中国大学改革。 [...]

东莞丐帮和小吏

东莞丐帮和小吏

Posted On: March 22, 2014

2014年初,央视调查报道了性都东莞的色情业之后,东莞的警方好像一下子醒过来,原来咱们东莞有这么多小姐嫖客啊!如果算上性都东莞在网上被调侃了十年八年之久的话,东莞警方的神经反射弧可以绕地球好几圈了。 正当东莞大力扫黄,并为自己取得初步战果邀功的时候。媒体拔出萝卜带出泥,顺带把东莞的丐帮给曝光了。本来东莞警方应该能抢先一步的,因为就在一个月前,《东莞:工人、小姐与乞丐》的文章就已在网上连载,只要警方稍微注意一点,就不用再出现马后炮的笑话,不用现在慌乱地搞出一个公安城管民政加强巡逻和监管的初步方案来应对媒体的压力。 但睡不醒是一种习惯,习惯背后自然有它养成的理由 用某些媒体常用的逻辑,任何国家都有腐败,嗯,任何国家自然也都有乞丐。但为生活所迫自愿沿街乞讨的人,和被帮伙控制打断了胳膊敲断了腿,脸上刺个字,没有人身自由被榨干血汗的“乞丐奴隶”来说,还是两码事。 东莞丐帮涉嫌剥夺人身自由、伤害人身健康和安全,这事关违法乃至犯罪,如果这个现象存在了很久,警察没有觉察,那么是他们的无能,如果有人报案,而警察不立案,甚至连个反应都没有,那就是失职。而在媒体的报道中,曾有家属和当事人的报警记录,但没有立案,或以无法举证而不了了之。 这里有一方面是救助制度的问题,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收容制度在2003年取消之后,新出台的救助管理办法,当初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这是一个人道的跨越。后果却是,妇女儿童保护组织没有管理的权限,民政部没有执法权,公安部门则坚持没有报警就不得出警,那些被丐帮控制的乞丐陷入了“三不管”的境地。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权力游戏,如果你要让我做什么,那么请多给我权力,但给了权力还是不会去做,你不让我做什么,收回了权力,那我就趁机推了责任。权力怎么用酌情考虑,但保护公民的责任就要计较一番。秦晖教授称之为“尺蠖效应”,就是权力和责任是错位的。 东莞“扫黄地图”的作者王秀勇描述,“周口帮”与各镇警方关系极为紧密。很多片区负责警员都会定期收取一定费用。警方给予空间,帮派则管好手下众人,不得闹出太大乱子。帮派定时进贡,大家相安无事。 看,利益的计算才是警察视而不见、见而不问的原因。这种现象,看过《水浒传》的人都不陌生,这就是中国传统延续下来的刁钻奸猾的“小吏”文化,他们是处在执法的最底层,地位在上层官员眼里不值一提,又没有什么发财致富的本事,当了小吏,仗着比如官员更熟悉地方情况,比如百姓更了解官场文化,充当保护伞搞些营生并不难理解。尤其是当官僚主义盛行,地方上经济发达但又缺乏法律保护的时候,他们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 东莞之所以出现警察“小吏们”充当色情业保护伞、充当丐帮保护伞的情况,正是因为东莞社会存在上述明显的特点。东莞是个移民城市,也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城市,从全国各地来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增加了东莞公共服务和维稳的压力,当地人被大量地吸收到东莞基层小吏队伍中来,这些良莠不齐的小吏,对外地打工仔自然有着盘剥的冲动,这也在东莞的报道中有体现,记者亲身冒险被治安员关进黑屋子敲诈,这里面关着各式各样的外地人样本。这种脱离法律的治理模式,必然形成小吏跟外地人的进贡关系,那些和小吏结盟的人便可以去向其他人榨取更多的进贡,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外地人只能依靠传统的地域和血缘关系结成帮派,那些压榨他们的人也必然随着升级,组成跟小吏结盟的更强势的帮派,依靠“组织”的力量控制弱势的人群,保护伞降低了风险,谋财害命便是一笔好生意。 东莞“扫黄”惩处了不少警察,丐帮事件呢?《水浒传》中府尹大人懒得去理会晁盖,他派了小吏宋江去抓,却完全不知道宋江跟晁盖的交情,官僚主义才是基层治理漏洞百出的根本原因。东莞丐帮曝光后,希望官员大人们不要再抱怨没有赋权了,民政没有执法权,你可以去收留他们,帮着报警,让有执法权的警察去处理。 打击东莞丐帮,整顿吏治,保护公民权利,没有任何借口。   深度新闻网研究中心 自由撰稿人 王德民 [...]

南国“三级地震”

南国“三级地震”

Posted On: March 21, 2014

(满墙的酒店招聘广告。 金璐颖/摄) 立春刚过,央视一系列揭露东莞色情产业的报导,让这座城市再次被推到风口浪尖。 2月9日,央视新闻频道开始滚动播出东莞性服务报导。当晚,东莞市公安局开展全市娱乐场所统一清查。被曝光的中堂镇公安分局局长、涉黄酒店所在地的派出所所长被相继停职调查。 “广东绝不允许黄赌毒泛滥而坐视不管。”3月5日,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两会广东团开放日时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年我们本来就准备对涉黄问题组织专项活动进行打击,因为2月9日中央电视台曝光了东莞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个行动提前了。” 2月10日,广东省公安厅决定开展3个月的全省扫黄行动。截至2月28日,共3184家违规场所被查处,其中有2147家在东莞。 不少网友将此次的扫黄行动戏谑为东莞发生了“三级地震”,一些“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口号也在微博、微信上流传。 东莞的这场“地震”不仅让本地的性服务业遭受重创,深圳等周边地区,甚至湖南、海南也相继开展扫黄行动。 下午五点,约定的时间已到,但华哥仍未前来。再过一小时,他任职营运总经理的KTV就要开工。这家KTV位于深圳福田,提供性服务。毗邻东莞的深圳,也存在大大小小的涉黄酒店、桑拿、KTV。在华哥眼里,这些只是“娱乐场所”。 “(现在)能开就不错了。”华哥说。   “抓得最厉害的一次” “我感觉这次是东莞有史以来抓的最厉害的一次”,一位叫宋哥的东莞市民直言。 他透露,自己现在每天一早出门都会看到干警巡逻,甚至连麻将这样的娱乐都禁止了。“不但不让打,只要(警察)看到麻将牌都会把你砸烂”,宋哥大吐苦水,“警方好像怨气没有出。” 除此之外,在厚街、长安和虎门的不少酒店附近,均可见到3至4名执勤的民警在路上把守“连清吧都关了。”另一位市民说。 “那些酒店啊,每天要查一次!”兜售牛杂的胡老板指着身后的七天连锁旅店,显得格外激动。他路边的小摊设于厚街喜来登大酒店附近的东风路上。这一带酒店密集,人来人往。红、紫、蓝、绿,大大小小的酒店招牌挂满街头。这些酒店都是旧房子,它们要么利用一幢楼中尚好的几层,要么改建旧房而成。“最近顾客少好多,过去摆几张桌子都做不下,现在一张桌子都坐不满人。”他抱怨到。 顾客减少的不只是胡老板的牛杂铺。据《南华早报》报导,扫黄之后,化妆店、手机铺甚至地产中介的生意也纷纷转差。 “这些人全部撤走了,各行各业的消费牵扯到了是不是。”华哥说。 [...]

东莞之后:性交易合法化之辩

东莞之后:性交易合法化之辩

Posted On: March 15, 2014

2月9日,央视播发记者暗访节目,集中曝光了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存在的卖淫嫖娼问题,引发了网民及意见领袖的激烈讨论。在潘绥铭、李银河、吕频等性社会学、女性研究领域的学者、媒体人表态之后,性工作、性产业的话题重新集中进入大众视野。自此,有关性产业非罪化或合法化的争论甚嚣尘上。 中国大陆著名性学家、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彭晓辉对记者表示:“性学界认为性交易是人类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包括包二奶、买卖婚姻等。” 彭晓辉教授进一步指出,当前对于性交易的治理主要有三种方式:有罪化或违法化、去罪化、合法化,从专业角度来讲还有社会综合管理化。“社会管理化实际上是在去罪化或合法化的基础上,采取进一步的综合治理措施,比如瑞典、澳大利亚等国。” 中国单纯的卖淫嫖娼已非罪化 根据1997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只有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的行为才被列入刑事犯罪。 而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正)》第三十条规定,“ 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教授认为,“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大陆,如果仅仅是‘买性’与‘卖性’”,并未被当作“犯罪”来处理,“而且无论做出何种处理,都不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而是依据刚刚才升格为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正)”。因此,单纯的卖淫嫖娼只涉及违法问题,其行为在目前的中国大陆本来就是非罪化的。 他还指出,对于中国大陆的性产业,更重要的问题是“大陆禁娼法令与‘官营’性产业并存,导致选择性执法。” 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周如南表示:“对中国而言,性交易合法化的最大困难在于其悖于传统道德,同时缺乏配套的社会制度和管理资源。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制度建设缺失,民间自治能力不足,合法化一刀切可能带来社会治理的多重风险。” 欧洲性交易艰难合法化之路 欧洲作为最早开始对性交易进行规范化管理的地区,大部分国家都已迈入性交易合法化和非罪化国家的行列。其中,荷兰和德国是走在最前的两个国家。 荷兰作为世界上制度最为开放的国家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间性产业急速扩张、渐成气候。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集中发生在红灯区的犯罪问题也日益显现。到世纪之交,历经二十年的争论之后,荷兰终于在2000年10月1日通过法案,将性交易合法化以保障性工作者权益、约束人口贩卖等行为。尽管通过性交易合法化,严格的管制得以实施,但是荷兰社会的虐待、人口贩卖、红灯区高犯罪率等痼疾依旧未能解决。在2009年的一次刑事审判中,土裔德籍的俩兄弟被指控强迫100多位妇女到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De Wallen)工作。 无独有偶,2002年,德国承认性交易为“服务领域里的一种正常活动”。路透社当时的报道称,这项立法使“卖淫”这种“古老职业”的从业者享有国家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权益。但相对于非合法化地区,德国人口贩卖率较高,而强迫卖淫现象持续等问题使得性交易合法化重新陷入争议。 周如南博士对此解释道:“性交易合法化一是会带来性产业链内部剥削制度的形成和强化,二是由于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性交易没有合法化,可能成为避难洼地,性工作者纷纷涌来,供大于求,从而使交易环境日益恶化。这是合法化可能带来的主要问题。” 相对成功的是瑞典的治理模式,彭晓辉教授对记者表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典斯德哥尔摩红灯区非常猖獗”,但后来瑞典实施了卖性者不违法、买性者违法的政策,“并辅以良好的社会保障措施,比如救济金等形式,使得瑞典的性交易现象逐渐消亡”。 解决之道——非罪化与合法化之别 [...]

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性产业问题的争锋

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性产业问题的争锋

Posted On: March 13, 2014

2月9日,中央电视台通过《新闻直播间》、《焦点访谈》、《央视新闻》等节目以“点射”形式追踪报道了东莞色情业状况,曝光扫黄与整治东莞色情业。这样的新闻报道选题本来无口厚非,但节目一播出就激起千层浪,引来网民一片唏嘘。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舆论受到民间舆论的反击已不是首次,之前央视质疑苹果、星巴克等在华销售政策,意图保护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报道,也在网上受到过类似的攻击。 节目播出当晚,网友开始在微博和微信上转发调侃的段子,比如“东莞不哭”“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这些2008年汶川地震时官方媒体的话语,被网友拿来作为反对央视的口号。报道发出的第二天便可返现各市场化媒体及网站的评论,一边倒地反对央视对东莞性产业的曝光,甚至有人公开发表言论支持性交易合法化——舆论的走向与央视当初期待达成的恰好相反。 央视作为国内的主流媒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舆论,而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给多元化舆论搭建了平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逆反性吐槽似乎已成为一种惯性,但此次东莞扫黄报道的反响更为强烈。央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言论管制危机,社交媒体言论涌现惊人的激烈言辞,更明显地反映出了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矛盾所在。撇开东莞事件,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宣传性质更强烈,言论自由受限更多,因此通常无法将中国的问题百分之百抖落出来。这些难言之隐不仅是官媒的性质约束,也是国情与时代的局限。此次事件,表面上是CCTV报道东莞色情而被社交媒体诟病,也是CCTV背后的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和挑战的表露,其所代表的权力形象与体系正在受到失去民心。主流媒体的危机,也是政府言论管制与话语主权的危机。新媒体已经在与主流媒体争夺设置舆论议程的权力,并且力图主导舆论议程的走向。 其次,就东莞事件报道本身,也存在诸多不合理性,这些不合理性反映出媒体责任与法治意识的缺失。 首先从选题上,当下中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问题重重且处理棘手,比涉黄更大的罪恶尽有之,央视不去抓与曝光其他问题,反而派记者潜入东莞亲身“体验”莞式服务的目的令人质疑。 其次,从人权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央视曝光中屡见性交易工作者真实面貌上镜,这体现出了对其的不公正待遇与不尊重。莞式服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无辜的提供“服务”女性,而在于被服务的达官显贵。低层的卖淫女只是权力腐败的遮羞布,不应该成为这则新闻里的”亮点”。 再者,央视强硬的视角曝光东莞性交易的做法违背了法制程序。在司法机关正式宣判前,传媒已经以一个“新闻法官”的角色宣布了判决。这种情形下传媒的活动涉嫌有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媒体越俎代庖的行为使得类似于东莞扫黄的案件还没有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就已经被定性,这一定程度上挟制了法院的判决效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谢晖这样评价道,“ 我不反对依法扫黄打黑惩恶,但和少数人一样,我坚决反对非程序、运动式的狂扫黑打和乱惩。以非法方式惩治非法,无论出自官家,还是媒家,终然都是法治的冤家。” 最后,央视报道的立足点也的确值得质疑。莞式服务的体系规模如此强大,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和当地政府纵容有关系,而节目报道并没有追查东莞市政府历届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正如主持人杨锐评论东莞事件说,“CCTV与微博的舆论战反映的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犬儒主义价值观的对立,因此CCTV的曝光要基本人权,聚焦于性产业而非嫖客小姐,要挖掘东莞事件背后深层次的权力机制。” 尽管央视关于东莞的报道存在争议,社交媒体在这次的舆论浪潮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的意见领袖也是鱼龙混杂,盲目从众者、批判性知识分子者皆有,前者是无主见的牢骚散布,后者是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批判央视,这二者的出现令社交媒体多元化。其中对央视忽视碰的敏感话题也进行了讨论,也表现出言论自由的进步。但舆论自由不能等同于反主流舆论,一味和主流唱反调,就容易沦落到社会的边缘,甚至产生反社会的倾向,成为新闻自由的绊脚石。像此次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并引出广东省的强力整治,虽然在报道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扫黄打非,始终是符合现有法律的;揭丑黜恶,也始终是媒体职责所在。 近年来,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争锋不断。网民对春晚的吐槽、星巴克报道的不满以及对东莞的力挺揭示了一种逆主流的舆论现象。一方面,微博大V存在哗众取宠的心态,这种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埋下了潜在舆论与政府管制危机的种子;另一方面,许多网友不辨是非、盲目跟风,无意中就为“反主流”言论帮腔作势。正如环球时报总结的那样“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若想迎来真正的新闻自由和有秩序的舆论环境,不仅央视要突破新闻报道的更多桎梏,坚守新闻道德的底线,网民们也要增强自我判断,合理合法在社交平台上发声。   深度新闻网新闻中心 北京记者站 见习生 刘书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