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 27, 2017

Archive for 深度调查

夜幕中的同性狂欢

夜幕中的同性狂欢

Posted On: May 30, 2013

    “你好,请问A幢1716A房怎么走?”一位穿着白衬衣的男子向站在楼道里的保安王东(化名)询问。 “往那边走”。王东拿手一指。半小时的时间里,王东来来回回被6个不同的人问了同一个问题,当第六个人上前询问时,王东忍不住发问,“今天1716A房间怎么啦?这么多人要去那里?” 男子顺口答道:“朋友过生日。” “哦”,王东将信将疑。 这是一个寻常的星期六。晚上八点半,广州珠江新城某单身公寓楼,几乎每个踏入这栋楼的男人都是奔往同一个方向——1716A房间;理由也近乎一样——朋友过生日。王东不知道,这些所谓的“朋友过生日”,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的借口,它所掩盖的,其实是压抑已久的情感与欲望。 珠江新城,广州的CBD。每天来这里上班的白领们络绎不绝。外人很难想象,在珠江新城这栋不起眼的单身公寓1716A房里,每周六晚都能迎来社会不同行业的慷慨顾客:上班族、公务员、律师、教师等等。这些男性,只要付几十块,便能在这样一个不到70平米的房间里寻求“欢乐”。 午夜时分,进出楼道的人开始增多,王东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每周五周六,来这里的人特别多”。在王东暗自纳闷的时候,这间略显拥挤的房间内,正在上演一场夜幕下的狂欢盛宴。   男性“单身派对” “你好,请问你是一次40元,还是买了卡的(100元四次)”,一男子刚敲门走进1716A房间,28岁的阿花(化名)便对着电脑目不转睛的问道。今天的阿花尤其忙碌,从昨天至今,他频繁的收到短信和电话,都是问地点在哪里,怎么过来,阿花都要不厌其烦的向其重复着答案,问的烦了,阿花便直截了当的说道,“等你到了我下去接你吧”。 阿花是一名同性恋者,也是这个房间的“临时”主人,所谓临时,是因为他每隔几周才会来到这栋单身公寓租房。从昨晚到现在他只睡了4个小时,瘦削的脸被暧昧的灯光打得苍白,他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上的QQ——不断闪动。阿花有两个QQ,共几十个QQ群,上千条未看消息,每隔几分钟,阿花便重复的发一条广告: “群友们,本周六在珠江新城XXX公寓将举办同志单身派对,公交乘坐XX路到XX站下或地铁X号线XX站下,帅哥猛男齐聚,邀您度过激情一晚,门票一次40元,100元4次,环境舒适,免费提供安全套、润滑油、RUSH等性用品,详情请拨打电话135XXXXXXXX,短信勿扰” 之后,阿花的QQ便陆陆续续接到几十个临时对话,一开始,阿花还能耐心解答,后来阿花干脆不理,只接电话,不回手机短信和QQ消息。帮阿花一起发广告的还有几个朋友,过来帮衬他的生意。 26岁的小宇正是几个朋友之一,短发,平头,穿着一身白衬衫,像普通的上班族一样,手边的iphone不时响起。比起阿花,小宇接电话更有耐心,客人电话问路的时候,他都能耐心的给别人指路,有时,他也会顺道下楼去接客人上来。 “进来吧”,小宇领着后面的客人说道。对于自己喜欢的客人,小宇还会顺道问一句,“你是1还是0?”。“1”、0”是“攻”和“受”的另一种代称,在同性恋圈子中,攻一般担任出击的一方,受则担任承接的一方。小宇是“0”,人长得俊,因而颇受四五十岁的中年客人欢迎。 不过小宇并非MB,MB是Money [...]

京温女子离奇坠楼调查始末

京温女子离奇坠楼调查始末

Posted On: May 19, 2013

5月12日,22岁的安徽籍女孩袁丽亚的骨灰,已经被家属捧回了家乡,安葬在安徽芦江县同大乡姚湾村的一片再也平凡不过的黄土里。“我不知道她为何自杀?”袁丽亚的父亲说。5月3日,袁在北京京温商城坠亡,官方随即给出其自杀的调查结果。很快,远在安徽农村的家人来到北京,他们不认为自己的女儿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并且希望得到女儿的死亡“真相”。5月8日上午,数百名商户和安徽同乡聚集京温商城,要求彻查死因,警方迅速出动大量力量到现场维持秩序。据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消息表示:“袁女死因并无可疑之处。”北京市局的正式回复引起网友激烈的讨论和质疑。如今,事隔多日,商城内和网民对此事关注的热度相比——格外平静,一切貌似尘埃落定。然而对于该事件仍有诸多疑问存在,它们像死者压破的棚子一样,至今还是一片颓垣败瓦。 离奇的“自杀” 乘北京地铁10号线在大红门站下,就是木樨园商圈,这里有30余座批发商厦,袁丽亚生前就是在这商区的京温服装商城四楼工作。袁坠楼身亡后的第8天,5月11日,中央电视台报道该事件,也是事件发生后官方媒体第一次正式回应这个案件。记者采访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总队重案支队副支队长齐世铭,他表示在观看所有的监控视频后,发现袁某是在前一天下午5点08分进入商场,然后乘坐观光电梯上的7楼。周围商户则向深度记者透露:“大约是第二天早上五点的时候才发现她的尸体的。” 深度记者5月13日来到京温商场,商场内各通道都布满监控探头,观光电梯业已停止使用,停滞在了二楼到三楼之间。央视新闻频道公开播出的视频只有四十九秒,时间分别锁定在5月2日的晚上10时35分和5月3日的凌晨4时19分,该两段时间之间的视频却没有提供,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不少网友质疑官方刻意隐瞒真相,其中一些人认为视频是伪造之前的监控录像来向公众播放的。记者乘坐升降机到商场管理人员办公区的7楼,工作人员正在7楼后楼梯至天台间的窗户上安装监控镜头,此措施是在安徽女孩坠楼后采取的,而其它楼层的相同位置未有准备安装的迹象。我们走向警方所指的跳楼位置,试图打开面前的窗户,多次尝试仍然无果,后又尝试打开其他楼层的窗户,都遭遇了同样的困难。为了模拟真实的“自杀”场景,身高与死者相近的记者试图爬出窗户,然而这必须跨过高度到腰间的栏杆,这很难做到。网友指出,通常跳楼死亡死者会有大量出血,但现场图片显示死者出血少;另外,公开的视频中女子的穿着和坠楼后完全不一样。根据以上种种疑点,有人怀疑死者是死后被抛掷出窗外的。警方称:“现场的勘查、尸体的检验、以及侦查通过调查走访监控录像的观看,来排除是不是刑事案件的认定。” 下午4点45分,商城各商户一一收拾关门。记者在下午5点仍在商城内闲逛,被保安发现后对方向记者大声说︰“快关门了,出去吧﹗”。记者之后在外观察,直至下午5点15分左右,仍然未见商城下铁闸上锁,有人还在断断续续从里面出来又进去。曾经在京温商城一楼卖服装的苏先生表示,如果对商城熟悉的人想要在5点后再进去,其实不难,“有2个出入口在地下停车场的,可以进出。”相比之下与京温商城一街之隔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在管理上就要严格得多,大红门户外保安说:“他们每天下午5点准时上锁,也不能再进去,外面有保安看守。”相反,京温商城各门口外鲜见有保安的踪影,尽管京温服装商城在案件发生后承认自己有管理上的疏漏并赔偿40万元给家属,然而京温内的商户指出,京温的管理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谣言与维稳 5月8日上午,几百名安徽同乡聚集到京温商城外游行示威,要求有关部门查明真相,当时网上已有传言指女孩坠楼与京温的保安有关,甚至扯上了富二代、官二代。几个商户向记者说:“保安并没有像网上说的跑了两个人,人员没有减少。”一位消息人士透露,当时游行人士计划前往天安门方向继续示威,警方于是出动大量防暴警察,以几道人墙将簇拥的人群分隔开,甚至还为此动用了直升机。商城近处的一家商户老板留意到当时人群聚集的情况,他表示:“5月7日,死者的家属首次在京温门外举牌子、嚎哭、申冤,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多人围观,第二天来自农村的家属通知了一班同乡,(第二天)才有那么多人的。”至于有人指当日众多同乡聚集可能有人幕后指使,游行当天参与示威、一位在与京温商城有一条马路之隔的服装店老板认为不太可能,“有的人还说,是不是某个中央大人物来了”。他坦言当时围观者人数众多,但不是每个人都清楚情况,“真正参与游行的大概有两三百人”,警民双方有发生过推扯,但没有暴力冲突。小卖部老板表示,事件当天京温商城并没有停止营业,正门关闭但侧门仍然打开,但周边的商户却被迫关门,造成了他们生意上的损失。 人群聚集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一度屏蔽了“大红门”“京温”“木樨园”等字眼,北京丰台一位女士因为在微博上传播谣言而被捕。据商区内的店主反映,位于大红门一带的京温服装商城,还有它旁边的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的各店店主,都被要求递交身份证的复印件,而且他们还收到一张通告︰“此事件是由于5月3日凌晨安徽籍女子袁某因个人原因自杀引起的。这次群体事件造成了辖区社会秩序严重混乱,极大地破坏了大红门商区良好的经营环境……大红门街道工委、办事处要求广大商户要相信政府和公安机关能够依法办理、妥善解决此问题,做到不参与任何群体事件,坚决不信谣、不传谣、自觉依法经营……今后一段时间,区政府和公安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大红门地区的安全稳定、社会秩序的管理力度……”记者13日上午在现场看到,即使事件已过去一个星期,仍有装满三辆旅游大巴的警察到现场巡逻,京温商城附近有七八辆警车驻守。商场内可以见到不少身材高大的男人,拿着对讲机观望,周围小区居委会组织了退休老年人带着首都治安志愿者的袖标值班。商城外面,依然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气氛。 只见女儿已成灰 袁丽亚生前分别在雅宝路和京温两家服装商城打工,工作时间由早上4点到下午5点。一位在京温卖内衣的店主表示,袁性格开朗活泼,不敢相信她会自杀,当记者问到死者当天有否上班,店主则表示不清楚。京温四楼卖女装的店铺只有三、四行,记者根据店主指示,找到袁丽亚生前工作的一带,然而,当记者问及那些和袁丽亚生前做同类型职位———能穿版(试衣,一般要求身材较好)的售货员时,她们大多脸带冷漠地而且煞有介事地表示︰“不清楚、不认识她、没听过”。记者从网上联系到死者生前的朋友,他们都表示︰“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对问题均不作任何回应。 从事维权活动已经有十几年的柴先生得悉事件后,5月8日去到了袁丽亚在安徽的老家,并一直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柴先生表示,当他找到袁丽亚的家乡安徽芦江县同大乡姚湾村时,发现其屋里有十几个穿便服的男子,男子发现柴先生后不停追问他的资料:“谁让你来的?哪个单位的?和我们外联部门打过招呼没有?”并阻挠他进屋。柴先生经过访问周边的住户得悉,死者家属由头到尾都没有被允许看到女儿的遗体,甚至在尸体火化前也没有和他们商量过,柴先生质疑警方的行为不合理。深度记者就法律问题,专门咨询了北京的一位资深律师,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在工作单位自杀,他的家属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代为调阅监控录像,虽然没有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有责任帮助调阅,但他指出,当公安机关认定案件为自杀时须拿出证据,他指出尸体相关权利归属家属。然而,来自农村的袁妈妈并没有相关的法律知识,甚至她一开始时只希望追讨几万元,柴先生直言︰“他们不敢找律师。” 袁丽亚在安徽庐江县的老家住所十分破旧昏暗,家里只有一台老旧的冰箱和一台黑白电视。听闻女儿出事,袁丽亚的母亲和父亲都迅速赶到北京,家里只剩下她13岁的弟弟。他还不知道自己的姐姐已经去世。袁丽亚的骨灰,已经在5月12号安葬在她老家,由于家里条件不允许,家人没有替袁丽亚办丧事。家属这趟来北京,唯有捧着骨灰,拿着没有和他们商量过的赔偿金额,以及一堆没有解开的疑问伤心而归。对于一对老迈的农村夫妇来说,这就是他们送女儿的最后一程。   本文作者 深度新闻中心北京记者总站 邝惠敏  [...]

李嘉诚的香港码头

李嘉诚的香港码头

Posted On: May 07, 2013

“还钱啊!李老板!” 3月29日,百余名抗议工人强行闯入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ong Kong International Terminals)的六号货柜码头入口,继而走出占领公路拐角处,导致运输车辆无法进入。在此期间,工人与保安员发生激烈冲突,五名保安因此受伤。除了工人外,还有一些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前来现场支持。职工联干事陈昭伟称,码头10年来不但无加过人工费,而且还被下调了,工作时间却不断超标。 事发近一月之后,示威地点由码头转向了中环。“因为在码头对峙没有起什么用,我们就有很多人跑到李嘉诚的大楼前去静坐了。”一位朱姓工友说,“已经罢工那么久了,不能再这样僵持下去。” 码头罢工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简称HIT)在香港及深圳经营等地经营港口业务,原本是和记黄埔港口的附属公司。而和记黄埔港口的股东为和记黄埔(80%)及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20%)。随后,香港国际货柜码头被注入和记港口信托。现在,李嘉诚旗下的和黄公司占有港口信托27.6%的股份,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是后者旗下的全资子公司。港口信托除在港的业务之外,还投资了中远国际、深圳蓝田国际和江门、南海、珠海等码头。 尽管和黄在港口信托上的占股不如在其他领域旗下公司的额度大,但根据香港国际货柜码头的年度财报显示,其掌权者即是李嘉诚的“大管家”——霍建宁。另一位非执行董事冯克(Frank John SIXT)也与李嘉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HIT在2012年盈利较前一年有5%的增幅,其中香港货柜码头产生一亿两千万的收益,毫无疑问是HIT收入的中坚力量。 有报告指出,李嘉诚是“海运巨鳄”,他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码头。实际上,其旗下的子公司涉及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码头货运只是很小一部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长江基建、电能实业分别专注于不同领域投资和运营。 早在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码头工友们在Facebook上开设“码头的辛酸”公共主页,展示码头工人的悲观境遇。该专页的关注量现在已达到21716。封面写着:“无论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是货柜码头工人,就可以发表你的辛酸故事。” 在此主页中,在相关具体工作事务上,大量指责主要针对外判商(外包商),但是大的矛头指向了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 谁应该对此事件负责? 一位大约四十多岁的全身黝黑的工人凑到前面来,对记者说:“我不仅要忍受在低薪的环境下工作远远超出章程规定的时间,而且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由于离开地面工作,措施又不完善,码头工人经常出事。” 特别是负责吊起货柜的起重机工人,不但需在68尺高的驾驶舱内工作12小时,午饭时段须在高空一边吃饭一边开工。 [...]

异地高考的京城博弈

异地高考的京城博弈

Posted On: May 01, 2013

3月28日,北四环奥运大厦南门外,两辆警车停靠在路边。早春北京寒意袭人,门外的天桥人来人往,平淡如常。八点半不到,警察和协管人员、保安已经到岗。几名治安协管打量着驻足的行人,不时上前提醒:“不要站在这里,一会出事把你们卷进来。” 8点45,陆续有几个中年人在门外徘徊,近20名警察走出警车,但并未干涉。 随后开始有行人三三两两汇集于奥运大厦南门外。这个周四,是“3·28请假一天”活动的的实施之日——为了争取随迁子女在京的高考权利,部分非京籍家长齐聚于北京市教委门外,计划进行一场请愿。这天,没有横幅或者口号,相比北四环川流不息的喧闹,教委门口仍旧平静。   三·二八 9点10分,随着另一辆警车的到来,警力开始分散,便衣和其他现场维持秩序人员走近驱散人群,“包干”负责劝说滞留家长,对话一度陷入争吵。一名便衣指着两名男性家长大声呵斥:“你走不走!”,随后被四五警察合力押入警车。围观人群遂退回距大门约200米的天桥另一端。 10点左右,有消息称一名女家长突发心脏病摔倒在地,在南门远处等待的家长们有些担忧,但又不敢贸然上前查探,商量之后决定前往奥运大厦北门与其他家长汇合。 “我们知道这是他们(警察)的例行公事,”网名为“网游”的家长对深度记者说,警方吸取了一个月前的教训,今天对请愿的家长采取了逐个击破的手段,网游估计,到达现场的家长应该有近百名,由于刚才现场混乱,都被驱散了。“很多老家长直接在家都被堵着出不了门,等于直接把我们当维稳对象了。” 据描述,一个月前的2月28日,近上百非京籍家长在教委南门聚集,意在敦促北京市尽快出台随迁子女就地中高考政策。警方在请愿开始时只是维持现场秩序,但随着人数的剧烈增加,再施行管制已是难上加难。“他们刚开始只能劝说,但是最后警察还是带走了五十多人,我们被带到一个小礼堂,一直到晚上被各自的片警带走。”网游回忆。   全国破冰与京城搁浅 网游是“推动取消高考户籍志愿者”的一员。尽管没有佩戴自己设计的蓝色标志,也没有大声喊出“为所有纳税人提供不分户籍不分贫富不分地位的公平教育机会”这一口号,坚持每月最后一个周四前往教育部门递交请愿书,是这个家长群体坚持了四年的长跑。 这场马拉松在首都异地高考政策的背景下显得尤为刺眼。2012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原则上在2012年年底前出台随迁子女升学考试方案。 临近2012年底,非京籍家长志愿者的圈内弥漫着乐观情绪,不少专家预判北京能出台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媒体也高度关注北京的破冰时刻。 鼎力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的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在去年宁夏卫视的一档节目中坦言:“明年落实(异地高考政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他分析,即使在京沪这样的“高考洼地”,现在留在京沪读高三的外地学生很少,让他们参加明年高考不会对当地的考试产生任何冲击。 而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在京城搁了浅,北京方面压线完成规定动作,于12月30日出台异地高考“过渡”方案。除了给出了异地高考的“五证要求”(即明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3年,子女有学籍且已连读初中3年,可参加中职考试录取;后年起,有居住证明及稳定住所,稳定职业及社保满6年,子女有学籍且连读高中3年),该方案在开放本科录取的问题上没有给出明确时间表。规定说明,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可在京参加中职考试录取、高职考试录取以及开放大学、网络高教、成人自考等考试录取。“北、上、广”三地因方案“门槛高”再成焦点。 “优秀的(随迁)孩子在这读完书就只能考中职和高职吗?为什么呢?这个路就给堵死了,这能叫公平吗?”谈及年底新政策,天津籍的吴先生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歧视”。 家长网游觉得“北上广的孩子被抛弃了”。 [...]

春风中的官员财产公示

春风中的官员财产公示

Posted On: April 11, 2013

“中国这是法律社会么?你这是在给习总抹黑!”侯欣被带进警车时对几名警察叫嚷到。 2013年3月31日下午,袁冬在西单图书大厦西侧露天演讲,内容主要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他振臂高呼:“中国是全民的中国,有你份有我份,要坚决杜绝裸官和贪官!”不久,西单派出所民警前来清场,袁冬、侯欣、张宝成、马新立四人被车牌号是“京A6996”的警车带到派出所。一开始称是被“传唤”,而这一“传唤”已持续了一周有余。 在此次公开演讲前,投入到官员财产公示运动中的“公民”们已经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开展了类似的行动,但受到的阻碍远不如此次激烈。《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建议书》的起草者孙含会对深度说:“这次为什么被带走。从地缘政治上看,他们宣讲的地方是西单民主墙不远处,那个地方比较敏感。广泛的意义上,那个地方离天安门很近,再往东走一站路就是中南海,再走半站路就是人民广场。” 西单事件 2012年12月9日,公民孙含会起草、68名发起人公开发表《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建议书》,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即希望公开2010年7月中纪委、中组委、监察部联合发布文件《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所涉及的内容,其中规定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应报告其收入、房产和投资等事项。 袁冬是这个公民项目的响应者之一。北京三月的最后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带着红色横幅走向了西单广场。袁冬在广场上说:“习近平同志说了,要实现中国梦,那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当官的公开国籍和财产。” 与此同时,他们分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宣传册给围观群众,希望围观者建议书上签名,成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队伍中的一员。在公开讲演中,他引用被查出贪污16亿的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的话:“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大约有五六十名群众观看袁冬的演讲,他们中有的拿起手机拍照、录像、发微博。五六位穿警服的警察伺于他右侧十米左右的地方说着什么。 这一百人好似凝滞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 突然,警察径直走向他们,要求收起条幅。众人挣扎一段时间后最终选择妥协,正当张宝成等人将条幅依次折起,惶然听见袁冬呼喊“杜绝贪官、杜绝裸官”。警察上前干预,气氛一下又紧张起来,在接下来的两方交锋中,袁冬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警察继而试图把他带走。侯欣对着围观人群喊:“说的挺好的,凭什么抓人啊!”但对方置之不理,两名警察架起袁冬迅速往警车走去。侯欣紧紧跟着他们,不断地用手机拍照,另一边用手戳着警察的肩膀。在拖拽中,侯欣发现袁冬的鞋子掉了,她招呼警察把鞋给他穿上,吼着:“你们凭什么抓人啊!把人放开!”。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举一动。一名警察朝人多的地方大声说:“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法》对他们进行依法传唤,具体的会到派出所解释。”参与活动的四人被拉扯着上了路边的警车。几辆警车周遭,人们拿起手机拍照录像,有人照下了警车的车牌。“现场至少有三辆警车。” 很多围观的人力图不让警察把四人被带走,但没有这些反抗没有奏效。后来,几十名群众跟着警车到了派出所门口,在门口等消息,依然无果。第二天又有很多人到派出所,他们听到消息说是只拘留三天,因“扰乱社会治安”。然而,四人的家属不久接到公安电话,四人已正式转为刑事拘留。 后来有在场人士把31日现场的视频传到了优酷网,题名“0331XD”。但这个视频页面很快就显示:“已被屏蔽”。 31日当晚,袁冬妻子获知丈夫被带往西单派出所。4月1日,她接到警方对袁冬因“非法集会”而进行刑事拘留的电话通知。但公安局迟迟未发出正式的拘捕函。据袁冬妻子介绍,袁冬此前也曾参与“官员财产公示”活动,就在同一个月,他曾在中关村家乐福超市门口打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现场并没有发生太多不愉快。后来,有警察上门警告,他们家也遭搜查。 公民颜伯钧的腾讯微博消息称,4月2日至今,袁冬、张宝成、马新立被刑事拘留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侯欣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4月3日晚,有警察到侯欣家中取走了她的电脑和一台摄像机。 “这是公民自发的活动。”孙含会一开始对这个事件并不知情,他是通过网络才得以知晓全貌。“逮捕他们的不是北京市公安局,应该是更上面一层的。” 至今,袁冬等人已被限制人身自由看守所十余天,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在三看,曾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问他们怎么为什么不在之前向公安提出集会申请。根据《集会游行示威法》,集会,是指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非法集会是指举行集会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如果按此进行推定,犯法也不无可能。 但许志永认为即便是中国语境的法律上,这也不算非法集会,仅仅是一次言论表达的行为。 四名优秀的律师已经接管了这个案件。孙含会向记者透露,下周四人律师团会公开发表意见,从法律的角度详细论证袁冬等人行为的合法性。“律师意见的结论肯定是他们的行为完全合法的”他强调说。 “公民”与官员财产公示 [...]

被遗弃的危房

被遗弃的危房

Posted On: March 08, 2013

第二次见到赵维民大爷,老邻居正坐在他房里哧溜哧溜地吮几只皱了皮的芒果。 进屋,老邻居从哧溜声里抬头。“怎么,拆迁有信儿了?” 在赵维民居住的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社区,所有居民都顶着这个问题在生活。这个社区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迎接它第一批住户的。 赵维民,78岁,原棉纺厂技术干部。最辉煌时去过中南海给中央领导人修游泳池。如今他祖孙五口合住在五六十平米的旧职工家属楼里。老伴、儿子儿媳,都曾是棉纺厂工人。孙女正读大学。 “从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就说要拆了,要住新房子了。可现在孩子都要大学毕业了,以后还要成家。这事儿怎么办!” 老去的管道 赵维民年轻时在建筑公司当过学徒,后来调到棉纺厂当技术工人。因为技术高超,成为技术干部。“给水、排水、锅炉、暖气,我的工作就没离开过管道。” 退休后街坊邻居家里管道出毛病了也还会找他帮忙。 赵维民说,社区的管道在当时设计合理,质量也过关,但是快五十年了,老化严重。老化的管道污染了水质。有居民反映,管道里出的水能看到油沫子,沉淀以后底下还有一层。 社区是原北京京棉二厂的职工家属居住区,规模大,内部服务功能齐全,管道、电路等基础设施设置相对封闭。纺织厂有自备井水,时至今日居民用水还来自那里。原行政科科长李树凯说,原来井深80米,现在用到200米,水质比以前硬多了。 居民屡次反映水质问题。2011年9月6日,北京市卫生局12320公共卫生服务热线回复:社区未办理生活饮用水卫生许可证。经现场监督检查,供水设备设施陈旧、老化,需进行进一步改造。本年度已做水质检测报告,其中硝酸盐氮(23.5)、总硬度(545)均超标。 于是居民找到自来水公司要求改造供水系统。自来水公司实地考察后回应:老楼不改造、老管道不改造,没法给大家改。一旦将社区水管道接入外界统一供水管道,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 “还有就是下水管道的问题。”赵维民走到狭小的厕所间里用手指着头顶下水管道的一处。“管道老化,起锈,很容易堵塞。堵了需要疏通啊。但是老化了,用来疏通的活头拧不开,只能在管道壁上钻个孔,把铁丝伸进去,玩了再拿个木塞子把孔堵上。”管道壁上插着一个发霉了的木橛子。 李树凯说,木塞也很容易被腐蚀,脏水还是会漏下来。“我有时候就打着伞上厕所。” 老去的房子 李树凯,原京棉二厂行政科科长,2000年退休。他说自己是电化维修出身,对房子结构很熟悉。“这个房子的墙壁光是砖头堆的。当时架线,打铁插板,刺溜一下就进去了。它没有水泥。” 棉纺厂这些家属楼承建于1954年,最早一批的三层楼房是苏联专家设计的苏式楼房,外墙为红色。之后八十年代新建了五到六层的板楼。“那些八几年盖的楼,打铁插板就打不进去了。”李树凯说,老楼的墙壁外头砌了一层水泥勾缝,看着挺整齐。另外,老楼没有圈梁、没有立柱。“要是唐山大地震,没有一个不倒的。” 李树凯说,有专业人士来测过抗震级数,但结果没往外说。他听人传言,这些楼房只能抗三级地震。居委会党委书记臧丽华证实此事。“他们没敢往下说,肯定是结果不理想。” “还有就是火灾隐患。这房子是木头结构的大屋顶,一着火,一片都给烧起来。东单体育场西侧大屋顶木结构的楼就着过火。”李树凯指着范光和家的屋顶瞪大眼睛说。 [...]

呼啸乌坎

呼啸乌坎

Posted On: February 25, 2013

乌坎事件从发生、激化、对抗、转机和选举引来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的连续报道。社会各界对从“乌坎事件”到“乌坎选举”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读。有些人认为,乌坎是“中国基层民主选举典范”——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将其与中国小岗村相类比。同时也有人认为,中国不会推广乌坎选举经验。随着时间推移,乌坎这个曾经被外媒盛赞“为中国民主进程树立了楷模”的村庄似乎正在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 但是,我们在主流媒体上除了满篇充满意识形态的语言,没能看到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乌坎。 乌坎事件如何发生?现在乌坎情况如何?   “乌坎事件”素描 2011年,对于所有乌坎村民来说,显然是不寻常的一年。在这一年,“打倒贪官,还我土地”不但成了村里最主要的横幅标语内容,还成为了挂在大多数乌坎村民嘴边的高频段子。乌坎的洪瑞卿自然也不例外。 她今年三十来岁,留着整齐的平刘海,在乌坎开着一家理发店。店不大,却有着时髦的名字——名人坊。在洪瑞卿的小店对面,曾经爆发了大规模的警民冲突。从现存的录像资料来看,在乌坎村民9.21集体上访后的第二天,不少公安和武警的车辆进村,在洪瑞卿的理发店附近殴打了若干村民,其中包括未成年。听闻有孩子被打以后,村民围堵了武警,并合力掀翻了他们的警车。洪瑞卿9月23日赶回乌坎,她回忆,当时的场景已经一片混乱,“我到的时候看见那些车刚刚被拖走,地上什么玻璃碎片啊,石头啊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然而,她没有看见的是,在这两天前,近3000乌坎村民在村里的旧电影广场前集体签字并游行上访。 整件事情要追溯到1993年,陆丰县政府批复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经营一次性房地产开发业务,其法人代表是薛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乌坎村党支部书记。公司成立不久,薛昌与港商陈文清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陆丰佳业开发有限公司。薛昌担任新公司的副董事长,村长陈舜意担任总经理。自此,乌坎村委与港商陈文清开始勾结倒卖土地。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村委班子成员以低价划地,转卖地产或者盖商铺出租。村委近20年来共卖地近万亩,村民仅获得两次补偿,数额分别是:每人500元和50元。为开发地产,村两委破坏了1310亩稻田和3000余亩旱地,致村民丧失基本生产资料。然而,对于靠威权‘统治’了乌坎村四十一年的村支书薛昌等人,村民们敢怒而不敢言。直到2009年的一天,乌坎村的大小墙上忽然出现了题为《给乌坎村相亲们的信——我们不是亡村奴》的“大字报”,署名是爱国者一号。随后,几个乌坎的年轻人在“爱国者一号”的号召下成立“乌坎热血青年团”QQ群。 2011年9月21号,村民积蓄已久的怨气在这一天爆发。据《中国新闻周刊》对乌坎事件的调查报道,当天上午,几名年轻人从外面回乌坎,路过村北的碧桂园土地看到有施工人员和机械在里面作业。这几位气愤的年轻人砸烂了附近施工站点的玻璃窗,因为这块土地是村里的最后一块地,眼看也被夺走了。很快,年轻人回到村里并将消息传遍了全村,村民们奔走相告碧桂园被非法卖出一事,并敲响铜锣召集人群。不久后,近三千村民聚集,进而成功召开村民大会,讨论了近二十年来村内一系列土地征地问题。同时,他们列队上访,打算到市政府“讨回公道”并计划到合泰工业园让他们停工。由此,轰动一时的“乌坎事件”正式拉开序幕。 不过,随后的集体游行并没有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数小时后,游行推进到陆丰市政府,市委副书记蔡森出来接见了他们。对于碧桂园一事,蔡森只称碧桂园还没卖出去,接下来会派工作组和村民商量后续工作。而后,村民各回各家,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是,就在上访的第二天,村里开始出现了武警和公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后,乌坎原任村委会组织市镇人大代表选举,村民质疑选举违法,要求重选。这导致了9月29号村里召开了村民临时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从全村47个姓氏的117位候选人中选出了13为代表成立了乌坎村民临时理事会,村民杨色茂和薛锦波分别被推选为会长和副会长。也是在这次会议中,67岁的林祖銮老人被荐举为监督理事会的核心成员和村民临时理事会会长,后来他也成为了乌坎村民上访和游行中的精神领袖。在林老和各位理事的组织下,乌坎村民井然有序的进行抗争和自我组织。期间,原村书记薛昌被调查出挪用公款而双规。11月21日村民第二次上访,村民再一次集体步行到市政府门口,表达他们讨回土地、民主选举和公开账务三大诉求。当日,陆丰市市长出面表示尽快处理村民诉求,村民和平返回。乌坎风波暂时复归于平静。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等待他们,这甚至让他们付出了血的代价。 在中央维稳政治大环境下,乌坎村民的和警方的矛盾不断升级。12月3号,前往顺德参加朋友婚礼的庄烈宏被警方抓捕。是日,陆丰电视台滚动播放出通告,告知乌坎临时理事会为非法组织,林祖銮、杨色茂等人均被列为通缉犯名单。12月9号村里临时理事会副会长薛锦波被抓,12月11号5时,陆丰市宣传办发布新闻通知陆丰二级公安机关组织开始前往乌坎进行清障行动。就在这次清障行动的下午,村民得知薛锦波“猝死”,这个消息距薛锦波被警方带走仅仅只有2天。它彻底激怒了乌坎村民。 洪瑞卿回忆说,当时他们得知薛死亡的消息后,她就拿着喇叭对村民喊道:“现在乌坎不能放出去一个人,不管他是谁,进来的也一定要查清身份,不然就不让进。”由此,乌坎村民开始了更大范围封路封村。这段遭遇事后被乌坎人称为“生死之战”。一位乌坎小女孩事后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在锦波叔被抓走后,村民自发地把整个村给封了,于是,警方就在外面拿着喇叭向我们喊话,让我们解散。当时,大家都不敢怎么睡觉,每天夜里都有人守在村口,一有什么动静就会用铜锣把全村的人喊醒,让大家聚集到村口。就这样整个村子被封了三天,与外界隔绝了三天。直到朱明国书记进入我们村,一切才好转起来。” 随着朱明国进入乌坎,和林老成功谈判,承认乌坎人民的合理诉求和乌坎自选的组织合法性,整个乌坎的风波逐渐趋于缓和。而在21岁的乌坎青年张建兴看来,乌坎抗争的“胜利”主要得益于出色的“新闻自由战”。张建兴和一些乌坎年青人及时地把乌坎的最新动态发到各大社交网络、论坛、博客和微博上。他们也帮助了一批又一批的记者进入了戒严的村庄,并在村里成立了“新闻中心”。这群少年“公民记者”和专业记者突破层层封锁和监控一起把乌坎的消息传到全世界。“在媒体的报道中,我们村的事件在全世界扫过一阵风,我清楚地见到,那阵风刮得挺大。”张建兴事后回忆时说。 虽然乌坎之风刮遍了世界,薛锦波的死因至今也存在很多疑点和争议。2011年12月16号,陆丰市人民政府的网站公布了薛锦波的死因——医院出具的死因诊断为心源性猝死。当日,汕尾市检察机关即介入对薛锦波死亡原因的调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负责进行尸检。报告称:薛(锦波)的情况如下——1、死者颈项部、背腰部及四肢背侧未受压部位的广泛紫红色改变,为尸斑;2、体表未见明显外伤,未见骨折征象;3、口唇、指甲床紫绀,符合猝死的一般病理改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副主任罗斌认为,薛锦波死因可排除外力致死的说法。薛锦波2010年5月12日在北京第二炮兵总医院动过手术,当时患有胃食管反流病、支气管哮喘、慢性胃炎等疾病。薛被羁押期间,家属经允许曾把用于治疗哮喘病、心脏病的药物送入看守所。然而在很多乌坎村民的眼里,“薛锦波是被里面的人”打死的。薛锦波的女儿薛健婉在香港阳光时务周刊采访时哭诉道:“我爸眼睛闭着,嘴巴张开,胸部有些破皮,淤青,手都肿了手指变型了……背上好像有好多被踩过的痕迹……”出狱后,26岁的张建成曾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薛锦波去世的当晚,他曾听到所里有长时间的哀号声。种种证据和传闻似乎证明着薛锦波的死另有蹊跷。我们采访了一位十分熟悉薛锦波的乌坎村民,他说,“薛的脾气很大,出事情做过重要手术且一直在用药。”在他看来,就算薛有病,但也不至于死,除非是遭到折磨。因为以薛的性格来说,是绝对不会求饶的。还有村民说到此事,摇着头告诉我们:“锦波怎么死的,天知道,只能问他了。” 2012年开春,在省政府的推动下,乌坎党总支部成立,林祖銮担任总支部书记。随后的三月在媒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以及乌坎村民的监督下,乌坎村村民进行了村委会选举。根据大陆官媒人民网的报道,当时共有8363名合格的选民参选,林祖銮以高票当选了村委会主任,杨色茂当选了副主任。曾和薛锦波一同被捕入狱的乌坎村村民张建城、洪瑞潮和庄烈宏当选了村委会成员。当天的乌坎村民都面带喜色,容光焕发。当时在现场报道选举的BBC记者马丁.佩与斯称:“这些村民好似做了拉皮手术一般”。久久缠绕在乌坎人民上空的阴云也正在渐渐消散。在选举之后,许多记者高度赞扬乌坎,认为乌坎掀开了中国民主自治的新篇章。2013年1月2日共识网发表了一篇标题为《肖一禾:应该向全国推广乌坎经验乌坎事件》的文章。作者在文章中呼吁:“乌坎人已经做出了榜样:一人一票选举村委会主任。管理层如果有‘更大的政治勇气’,那就将乌坎经验向全国推广。”乌坎的胜利,用维权律师刘晓原总结为:维权行动者有严密的组织性以及得到了大量媒体以及微博等社交网络的舆论支持。 然而,早在2011年12月,维权律师袁裕来就曾在博客中预测到:“更加严重的是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恐怕依然无解。”他在博客中质问:“乌坎事件,村民最终能得到什么?”“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征收土地补偿费依法发放,乌坎这种地方,估计也不过是每亩5-6万元。村民们能同意吗?”。BBC记者马丁·佩兴斯认为,乌坎人打赢了一仗,但仍然没有赢得战争。圆满的结局,谁也不敢保证。FT(英国金融时报)的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直言:中国不会推广乌坎经验。实际上,中央在舆论上的宣传口径一直着重在“乌坎事件”的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且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些重要节点内容的透明化。那么乌坎的事件到底是一次改写中国农村运动历史的事件,还是中国许许多多农民征地运动的一个呢? 笼中困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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