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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我们的学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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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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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我们的学生会

世间之事,美之为美,斯恶已;恶之为恶,亦以为美。生活的美丽和重负往往在同一个节点绽放,在耀眼的同时,亮瞎我们的狗眼。深度传媒学生会专题报道中 的一位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学生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的地方,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地方。单纯的孩子们复杂的做着自己拙于做到的事,这既是一份苦难,也是一份成长。或许像一切伟大或者试图伟大的事情一样,学生会也在与无远弗届的现实的妥协中带上了蛋疼、腹黑的色彩。

在中国,学生会几乎是跟着大学一起进入士人的生活圈子的。在很大程度上整齐划一的中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学生会仿佛在黑白的课本,和连白色都没有了的,黑色的考试中,带来而一些可能,一些生动的色彩。

但是中国的学生会和西方的学生会毕竟是有所不同的,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主要功能和职权是不同的。这种功能的不同又导致了学生对学生会的态度的不同,这似乎成了一个循环,让学生组织的形象固化下来。

西方的学生会有更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包含但不限于相当大程度上的学生自治、校园管、,学校建设和政策的制定。正如我们在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到的,比较偏近西化的香港大学学生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源于学生自治过程中学生内部利益冲突、民主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这些问题的本质其实根植于西方学生会服务性的本质与管理的本职之间的冲突。因为不具有法律权威的权力机构不仅是不稳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会在民主的大潮中一朝倾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化的学生组织可能更接近所谓公民政治的原貌,更有点“无代表不纳税”和“无议会决定,无政府拨款”的意思,像罗马民主政治中护民官而非独裁官的角色。

与之相对的,内地的很多学生组织,则更像在学校领导下而不是服务上建立的体系。内地的学生会向上的职能被淡化和遗忘,而向下的功能被无限的强调和重视。这当然不能说是一种问题,因为制度归根到底只是制度,适不适合社情才是评判优劣的标准。客观的讲,内地的学生会在决策层面上更具效率,更有执行力;学生组织,尤其是核心学生组织在学生群体的地位很高,这就导致了学生会非常有权威;另外,由于内地学生可以选择、或者说能够想到的实践锻炼的机会比较匮乏,所以学生会在学生在校期间几乎是学生唯一的、正规的兼职锻炼方式,其中的人际关系协调、政绩工程、价值判断标准,都有像社会主流价值体系靠拢的趋势。

这两种学生组织,其目的和其在起主体—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各有不同,这种不同几乎宿命性地导致了两种学生组织的区别。

不仅仅是这种不同,学生组织的差异性还反映衬出其所对应的社会政治生态的不同。士人在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高贵冷艳的名词,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的实践着“三个代表”,尤其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现代社会中,高端人才几乎尽入高等教育之彀中。因此,高端人才玩的学生会,也就有了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人比西方民众更加需要一个集权的、强大的政府,这大抵是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社学家们的一个少有的共识。中国人的这种具有一定广泛性的需求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很难成为纯粹服务型的组织,而更容易,或者更应该是领袖型的。这么说虽然看起来很高端洋气,其实这两种政府模型本质的区别只是在于政府是不是要对内对外承担责任。在政治学中,权力对应义务大概是一条铁律,一切在这方面的不对等都会分崩离析。那么,我不能的不说,一群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的民众,却不想要一个全方位强势的、权力极其集中的政府,似乎是痴人说梦。而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生会,或者以西方学生会价值为核心的港澳高校学生会,与内地学生会的区别。这种政治形态在学生组织中的映射,也体现了社会美妙的完整统一性。

事实上,中国的年轻人也在尝试着改变。从更加有火药味一点的的差额选举,到相对民主的组织方式改革的尝试。不管最后成败如何,这一点点尝试都会在中国政治未来而发展中留下一些东西,哪怕真的只有像星星之火那样的一点点。当然,这一切机构性的改变,背后都需要民众价值观相应的转变。事实上,中国的学生们已经越来越多的选择拓宽视野,多见些东西,多增长见识。只有这些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被深化,星星之火才可能燃起燎原之势。

 

深度传媒 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甄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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