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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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 for 深度关注

消失中的麻风村

消失中的麻风村

Posted On: March 04, 2015

佛山市高明区潭山麻风康复村建于1958年,用于收治上世纪50年代患麻风病并被迫隔离的居民,现均已康复。最近几年,土瓦房换成砖房,电路,电网和热水器入了户,新修公路足够一辆大货车来去自如。 村民们似乎忘了这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天还没亮,粤剧声先打破宁静,然后是扫地、狗吠声,和麻将声。年复一年,一切都没改变。事实上,村民们都有想诉说的衷肠,那多半是有关思乡、团圆和过去的自由。 一 当了30多年的村长邓文祥,对村中事务了如指掌。“村里的平均年龄都有70岁以上了,最小的49岁,最大的年满99岁,”他介绍说,刚建村一共有100多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康复出村,也有其他村合并的,现在这里有71人。 村长背有点弓,四指萎缩在一起,他用嘴叼起烟,用大拇指扶稳,另一只手打了几次火把烟点燃,吸了一口,眼睛眯成一条线地缓缓吞出来。他回忆之前在供销社做计数员,负责分配粮食,当时才十几岁,工作了两年后就开始发病。现在过节都会回村探望亲戚,但是一两天就回来了。 邓文祥说,政府给予每个人每月473元,外加养老金,残疾金等每人每月至少六百,“他们看病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由政府支付。”村里的部分收入还来自田地和鱼塘的租金。这里延绵不绝的山地和未经污染的泥土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每块地租给一些农业个体户一年几千到一万不等。 谭伯负责村庄的资金流转,包括村民每月搭饭堂的用度和出租土地的水电费。每顿饭3块5毛,每人每月搭食需支付178.8元。“还在饭堂吃饭的12人,多是行动不便,大部分人觉得饭堂不合口味。” 村里每天有医生和护士来值班,帮老人治感冒,开止痛药之类的,“有些久病成医,自己来拿药,”一名护士说,麻风病可导致皮肤溃疡和神经痛等后遗症,“我们只能开止痛药给他们。”一般老人摔伤或者头晕就送往合水医院,再严重一点的就要被送往县城。 村民住院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在政府支付的范围内,但如果程度严重得需要找人照顾就要自己掏钱。74岁的九哥因为腿伤住院,医生告诉他要住院两个月,动弹不了的他只能请护理照顾,但由于请不起医院的护工,他多次想出院回村子。一个珠海的大学生得知后动员给他筹钱,后来找了一个村民负责照顾,一天40块。 如果有人去世,村长会叫来火葬场,一响鞭炮送故人。死去一人,相当于腾出一个床位。原本四人一间的宿舍,现在只剩下一个或两个人了。 二 一到秋天,白菜长得更饱满,加上吹北风,若天气放晴不出三天就可以晒好,晒好的菜干最适合过年煲汤。但是,大多数村子里的人过年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多的只是一只鸡,一只鸭,而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是对家乡的思念。 旧时麻风村的人是不允许结婚生育的,怕传染给后代。三婆是为数不多的结婚后进村的,她生完女儿一年后发了病。一聊到女儿,三婆就合不拢嘴,“女儿常说要我开开心心的。”邻居甘伯喜欢跟来此探视的学生们聊天,以便拿学来的普通话调侃三婆。 见到陈婆婆时正在刮竹芋皮,三婆帮她将小镰刀绑在她手上,让她自己慢慢刮。她在村里是患病程度最为严重的其中之一,面部已经部分瘫痪,双手已经完全愈合在一起,只剩下圆鼓鼓向外突出的骨头,双脚也已经被义肢和拐杖取代。 发病时少不更事,被扔在县城医院,眼见自己的身体被侵蚀,陈婆婆进村后继续干着农活,上山砍柴,生活艰难。“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现在她除了需要杜伯煮饭给她吃外,生活可以自理。杜伯之前负责照顾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现在也随着年纪渐长,也就忙不过来了,偶尔还会义务帮一些婆婆整理电线。 兰姨今年59岁,1981年入村,家人曾给她盖了独立小房子。五年前她帮一个农场干活,老板支付的薪水明显少于别人。她现在村里做保洁员,日收入20元。“家人来探望时,围坐一起吃饭最开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喜欢这首送别诗,时常回想起自己离开家乡40年,这首诗表达了我的心声。”郑伯是鹤山人,来此不过5年,他或许再回不去故乡了。“虽然看上去正常,但是老一辈会有旧社会留下来的恐惧感。老人教小朋友远离自己,说村里没人患这病,为什么就你患上了,有人说是恶魔附身。”郑伯的户口不在家乡,田地也被征收了,“在潭山生活,起码还有政府管我吃住。” 张婆婆今年99岁,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喜欢到公共室看别人打麻将,天九(一种中国骨牌游戏)。年轻的时候她随母亲到广州打工,打仗就到石室教堂躲避了几天。由于发病较晚,她得以生儿育女。最大的曾孙已经16岁了,90岁那年,儿孙们在家乡摆了12席贺寿。“他们说接我回家,我年纪太大不想奔波了。” [...]

大学生党员,路向何处?

大学生党员,路向何处?

Posted On: February 23, 2015

据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攀至8512.7万人,其中学生占总体的3.4%,已达290.5万人。中国高校每年发展的大学生党员人数更是超过了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坎坷入党 王娇目前在成都的某所高校中就读新闻学专业。也是为数不多在该校挂掉了党课考试的学生。考试前,作为院学生会副主席的她正为手头上的事务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心背诵那本红皮教程。因此直至大二结束,她仍旧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大三上学期的党员培训完成后,她终于成为了预备党员。 “提交入党申请书、成为积极分子、跟辅导员单独谈话、参加积极分子的动员大会、党课培训。考过了党课结业考试,你就是预备党员了。再等一年,就是党员了。期间要求不定期地写思想汇报,同时也得接受上级的观察。”按照王娇的说法推算,这一过程需要耗费近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里,从非党员到积极分子,从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再从预备党员到党员,每一个要进行身份转换的环节,也都必须经过选举推荐。选举人除了广大的同学之外,也包括同时担任着他们入党联系人的辅导员。 “每个班级,每次给予的入党资格都十分有限,8%的入党比例势必要淘汰许多人。而在最重要的积极分子到党员的环节,辅导员又基本说了算,所以有入党意向的同学可能会选择主动跟辅导员搞好关系。”“但都是很早就该这么做了,不可能等到预备党员要转正成正式党员时再去讨好辅导员吧。”王娇平静而自然地说道。 “但就怪那个叫什么杏的,把我党课给挂了。”推迟了半年才到手的预备党员证书让她心怀不满,直到最后仍抱怨着那个没有为她“放水”的党课老师。 陈毅的入党过程也不轻松。她与王娇同在一所学校,学着自己并不中意的旅游管理专业。 经由父母授意才选择入党的她在大一时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入党申请书中寥寥数千字,她从网上东挪西凑,费尽功夫,好不容易成为了积极分子。又因高数不及格,致使接受党课教育的时间被延后了半个学期。 可即使入党的过程充满坎坷与曲折,却仍然不能阻挡每年仍有大量的大学生选择投身中过共产党。 亚积极分子 “所谓对积极分子的动员其实只是搞形式化。教入党知识课程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入党还不到一年。只有一节课,她讲的我都会。没有太大意义。”陈毅认为,早期的入党教育充斥着随意与不负责任。 相较之下,时间跨度更长、内容层次更深厚的后期积极分子培训教育,也被诟病无数。 “我们一个学期有七八节党课。每一次都是三到四个小时,中间不怎么休息。老师平均年龄大概有三四十岁,有些很热情,看得出他们很执着于自己的事业,毕竟在讲台上能坚持那么久也不是一般老师可以做到的。”再过两个小时她就要参加党课的结业考试了,手边的《大学生最新入党教程》被她来来回回翻看了好几遍,已经能够生硬地背下来了。 “但是这种热诚顶多就能感染我们五分钟。上课的时间太长,内容又枯燥刻板,基本上没人能坚持下来。再说了,走进教室就是一群黑压压的人,说话的说话,写作业的写作业,玩的玩。老师则在话筒前声嘶力竭。那一瞬间,有热情也被这堆人吐出来的二氧化碳给浇灭了。” 宁夏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张华叙述得则更带有浓厚的画面感:“夹着公文包,玻璃杯里装着浓茶。进教室,先喝两口茶。上完课,再绕着教室走两圈,让学生问问题,我们回以一阵沉默。接着大家就各干个的。” 她说,这一幕永不停歇地在她所上过的每一节党课上上演。 学生热情的消减大抵与许多因素息息相关。陈毅和张华达成了共识,他们对党课索然无味的主要由于教学内容的刻板枯燥以及对教学方式的反感,再加上平日里各种社团活动与其他学科学习占用大量的课余时间,让他们更有理由逃避党课学习。 [...]

“我是给京剧打工的” ——专访民间京剧爱好者刘鸿麟

“我是给京剧打工的” ——专访民间京剧爱好者刘鸿麟

Posted On: February 02, 2015

2014年10月19日、11月9日的下午,天津市河西区银河购物中心地下一层的一家休闲餐厅里举行了两次戏剧视频欣赏会。在多媒体屏幕上,投影仪播放着《打面缸》、《挑滑车》、《挑帘裁衣》等京剧,20多名观众边欣赏戏剧,边喝茶聊天。由于氛围很好,还加播了几出剧目。 留心一些就会发现,台上的戏剧视频虽为名篇,但并不是如今常见的版本。其中,《挑滑车》是厉慧良先生1994年最后一次北京演出的版本,其“大攥旗”一段表演干净利落;《大劈棺》是孙正阳八十年代演出的改编本,继承了刘斌昆的艺术特色;《挑帘裁衣》更是李庆春、刘雪涛、吴素秋三位老先生难得的合作……这些如今已难得一见的名角名篇,如今在一家小小的餐厅里现身。 这些戏剧影视片段是欣赏会组织者刘鸿麟13年的个人珍藏。在戏迷界,他的另一个名字“戏迷知音”更为人熟知。这个名字拥有一个戏曲网站和3000多微博粉丝,同时还是老报纸《戏曲电影报》的整理者。他这样概括自己的工作:“我是给京剧打工的。” 京剧资料整理13年 深度中文网(以下简称“深度”):您与京剧如何结缘?是怎样从事京剧资料整理工作的? 刘鸿麟:我今年46岁,戏龄已经有30多年了。小的时候戏曲还比较火,我经常会在电台电视里听到不少好戏,一来二去特别喜欢。我原来是会计,一开始并没想着要专职从事京剧资料整理的工作,2001年我偶然受到一名老艺术家的委托,帮忙把一个京剧录像带整理成数字版本,从那就逐渐开始了整理工作。2003年我下岗了,边整理资料边找工作,我做过网站管理、整理婚庆录像带等工作,现在专职整理京剧资料,以视频资料为主,同时兼顾网站的更新。 深度:您整理的京剧视频资料包括哪些内容?整理出来后如何处理? 刘鸿麟:我手上整理出的京剧视频资料有三千多部,精品资料八百余种,既有名家名篇,也有冷门篇目。自己搜罗的也有,朋友赠送或委托我整理的也有。 文革后,许多依然健在的艺术家们重回舞台,恢复上演了一批传统剧目,到九十年代中期,戏曲舞台可谓异彩纷呈。我整理的资料多是这一时期的表演版本,不少是演员晚年演出,虽然由于体力减退,动作上不甚到位,但表演细腻、富于细节,具有意境。靠一个手势、一句话的声调,就能表达出许多东西。比如李慧芳、李丽芳版本的《四郎探母》中,铁扇公主的四次出场动作、眼神各有不同,表现出演员不同的情绪。现在的京剧表演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了,大多数演员都是一种模式走下来。所以如果青年演员问我要参考视频,我是无偿提供的,知道老先生是怎么演的,他再表演时心里就有底了。 整理出来的资料有的自留,有的送人,主要是送给青年演员和喜欢的戏迷。 深度:京剧视频资料整理的步骤有哪些? 刘鸿麟:原始资料是保存在磁带上的,非常容易受损,因此抢救工作势在必行。我的初衷就是想把这些东西保留下来。视频资料整理很枯燥,这不仅需要对戏曲非常熟悉,还要有耐心,能静下心来去做这些事情。 这份工作分为采集——修补——刻盘三阶段,主要工具就是四台录像机和一台电脑。首先由一台录像机倒带,三台做采集,如果有一台录制的视频有跳动,就用另一台采集的内容补上。录像带保留时间不长,常常有发霉等表面损害,我处理磁带的录像机因此坏了好几台。接下来是编辑修补工作,我采取非线性编辑的方式,既保持声音不间断、口型对位,又要有远近镜头和特写,这样既保持戏剧表演连贯性,同时也能突出细节。为保证演出细节的完美,我常常要找出一位演员几次演出中最精彩的版本合成起来,有时还需要对口型、对鼓点。比如厉慧良、张志林的《挑滑车》,我把同次演出的五个不同角度拍摄的版本合成了一版,并完整地核对好;赵艳霞版的《龙凤呈祥》,由于原视频印象不同步,3个小时的3盘录像带,我对口型就用了将近一个月。 深度:这份工作收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刘鸿麟:十多年了吧,从我这里整理出去的资料不计其数。这些年的努力得到了戏迷朋友们的认可,对青年演员的表演也起到了一些帮助作用,然而也收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引起了一些争议。 网上对于我有一些批评,说我“垄断资料、发京剧财”。我不会主动卖掉光盘,以前是谁来找我要,我就把资料光盘给谁,收取整理的成本费用,每张30元左右。这些资料全部是我免费帮人家转录制作的,搭时间,搭费用。整理的的大部分资料都以低价格共享给大家,这一方面是以交流为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成本考虑、维持运作。也是鉴于近年来的现状,新整理的一些资料,特别是少见的精品,我都不敢轻易外撒,仅留作自己收藏。这是受这些言论的影响,也由于京剧资料的保守性。 现在网络传播速度越来越快,这对于戏曲艺术是一个双刃剑。我这样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不愿给他人作嫁衣裳。以前的不少资料,送给友人后被传到了网上共享,有的被打上了自己的水印,影响了画面的欣赏效果,还有的甚至被放到了淘宝上出售。很多人的意识就是不花钱就行,拿来资料上传共享的人,永远是人们所爱戴的好人,可谁又知道这些最初转录、整理录像带资料的人的不易呢?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真正去做这些事情的人知道。另外,现在一些人虽然也在收藏京剧资料,但并不是出于鉴赏、学习的目的,而是把它作为资本来炫耀,拿到了资料又不珍惜,让人寒心。 他们说我卖资料,可实际上卖出去的并不多。因为喜欢京剧的就这么点人,还都等着共享,资料卖贵了没人买,卖的便宜了,又会被直接传到网上,这么多年入不敷出是经常的情况,问题是我也得生活,也得维持基本的运作,为戏曲做义工这么多年,真的没有更多的资金往里搭了。这只能是说太无奈,我不知道凭我一己之力究竟能维持多久,也不知道这些资料的将来归宿,只是觉得这么沉积着有些可惜,可是又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这些年在我手中流失的珍贵资料有多少,挨了多少埋怨,挨了多少骂,我都数不清了。 [...]

青年空间:一代人的梦想与挣扎

青年空间:一代人的梦想与挣扎

Posted On: January 26, 2015

从“宇宙中心”五道口的地铁站往西去五十米,横过喧嚣中的一段花园,就可以看到华清嘉园小区。周遭的几个小区住着大量来中国学习的外国高校学子,也正因此,韩式饭店、酒吧、咖啡馆遍布这里。小区的西北是清华大学,东北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等组成的大学城,也许你可以在这里的动物园咖啡或者必胜客餐厅偶遇你的高中同学。穿梭十字路口的汽车遇到行人会主动让行,即使是在十字路口绿灯已经亮起。 华清嘉园的南门进去,一直往里走,会经常看到一些大爷大妈慵懒的靠在木椅上聊斋、休憩。再往前走几步,从面前的小超市迂回几次,就可以乘电梯到二十层——深入706青年空间。 梦想与现实的决裂 邬方荣从哈尔滨考取北京邮电大学通信专业的研究生后,发现“每天只是泡在实验室里,没什么意思”。后来他因为学韩语认识到了不少朋友,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办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组织——ICU跨文化协会(Inter-Culture Union)。 2011年,邬方荣与北京大学的韩国学生崔珉祯、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努尔比亚在ICU跨文化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ICU开放大学。希望通过网络渠道,发布清华北大、中国社科院等名校讲座视频,“让二三线城市的学生共享大城市的教育资源”。ICU开放大学试图集合众人力量,创造一所没有围墙、没有课堂规矩,致力于教育资源平等化、自由开放的新型大学。 后来这几个朋友觉得有必要做一个和人“见面”的东西。2012年2月,五道口华清嘉园甲15号楼706号就被他们选为未来的聚点,而这个项目的名字也最终以所在的房间号命名——706青年空间就此诞生。在这个二居室刚开始的四个月时光里,有四十多场讲座举办,学者、作家、记者,还有年轻人,一道构建起了这间平凡居所所有的灵魂。 与此同时,“青年空间”这个新鲜的名词开始被定义:由青年人支持和运营或者是支持青年活动为内容,以公共会话、线下实体、固定团队、长期存在和平价参与为特征。 “那些陋室补丁粗茶淡饭、一扫琐碎凡俗宿昔晦气走向别样生活的人们,一个一个各不相同,又都审美地统一在一个意义的追寻之中。带着朝露的清气,带着不可捉摸的旭日的光彩。”高尔泰对徐晓《半生为人》的评价如是说。距书出版七年后,这群青年引用这句话来表述自己对刚孕育出的孩子的希冀。 2012年年底,在这个中国第一家青年交流空间,邬方荣靠在客厅和主卧室房间的墙上,此时他已经从北京邮电大学肄业,专职运营青年空间。这天最后一场活动结束时,时钟已经过了九点半,他显得非常疲倦。在云南地震灾区做义工回京的日本青年——河源启一郎,刚刚在这里讲了他的中国义工之旅。河源说,“我在中国的几所大学分享过自己的环球义工计划,但是从没想到中国竟然有这样一个地方和我同龄的人交流。” 一个月九千的房屋租金压的邬方荣——这个江阴男人喘不过气来。其他几个创办人主要出钱,然而邬方荣除了出钱,主要负责经营的也是他。青年空间一开始影响力小,即便在五道口附近的大学里,也没有太多大学生知道这个地方。参与活动的人数少是一个问题,在刚刚开张的一年内,706是不收取任何活动费的,只能缓慢的消耗初始资金。 许多资深的活动参与者对记者说:“邬方荣就像一个谜,没人知道他怎么赚钱,没人知道他如何生活。没有钱。” 706青年空间的口号是:探索生活的不同可能性。邬方荣自己这样的存在大概就是一种不能被别人轻易理解的可能。在这间可以被视为一个咖啡吧、微型图书馆、青年旅社、天台观望处,抑或讲座、沙龙、“青年聚”、“一千零一夜”、民谣排队、脱口秀、话剧活动的场所,在所有人注视着他的同时,作为主人的邬方荣也无疑看到了更多人的可能。 郭宇宽,曾经是《南风窗》高级记者和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记者,在706讲座完了后发微博私信说,“有什么帮忙的,尽管找我”。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来到706首先关切地问,你们有没有什么困难? 除了各个领域的大腕们,更是一些年轻人看到了新的可能性。 从长江大学毕业的熊东淋,跑到北京来706住了一周,然后留了1000块钱。“我刚开始工作,钱也不多”,他走的时候说。另一名武汉大学的石任梁,为了“体验生活”,骑车到706看书,和他一起来的同学讲道,“他准备来北京游学,在北大上课的。平时可以在706做志愿者,主要是想看看书。” 五道口的迪吧、酒吧、餐厅和广场永远充满嘈杂,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似乎只有这些元素才能够生存下来。2012年的夏天,706青年空间因为资金链断裂,关门了2个月。房间里的一大批书被迁置,它们中有许多是参与活动的人带来的,与这个地方共存亡。索性不久,它们又被重新赋予了鲜活的生命。“你看到的每一本书,都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不但是作者的灵魂,也是曾经读过这本书,与它一起生活、一起做梦的人留下来的灵魂。一本书,每经过一次换手接受新的目光凝视它的每一页,它的灵魂就成长一次,茁壮一次。”邬方荣在自己的人人网日志中这么写道。 寻找主人,再造青年空间 [...]

邓缵先的帽子

邓缵先的帽子

Posted On: January 08, 2015

冬不拉再弹不出悠扬的西域胡音,干涸的酒葫芦也不再唤醒沉睡的诗人,还有不知名的大盆、布料,甚至羽毛,它们如今只能躺在纪念馆内的玻璃箱。柔和的灯光打在它们身上,表面雕刻的线条层层显露。 一旁闲置了10多年的老房子,是邓缵先全家住过的地方。它远比不上四角楼的伟岸,那是商贾掌柜的宅院;它也算不上围龙屋,毕竟只围了一个圈。可若是在前朝,这份家业可是“大煞了清国官厅的威仪”。 它如今披上了新装,尽管邓缵先已经死去80年。专门用于展示邓缵先事迹的纪念馆,力求和故居保持相似外形,砖瓦结构、青石垒成外墙、窗户用木板遮掩。 这个躲在大山尽头的村庄,一贯是个穷山沟。10亩水田足够在60年前划为“地主”成分;在盛行平均的年代,“大食堂”多吃少吃2两红薯就是最明显的阶级区别。 邓缵先在远离故土的戈壁滩睡了近30年,依然难逃“地主”帽子。这顶帽子没有惊醒深埋黄土的邓缵先,他的后人却明显遭了秧。孙子邓晋汀坦诚地说,当时的村民没有恶意攻击他的爷爷,但村民们响应“团结贫农、中立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的号召。邓缵先的儿孙属于应该被“消灭”的一类,消灭清单包括: 1、邓缵先留给子孙的房子、水田悉数充公,他们分到半山腰的耕地满是石头; 2、被剥夺一切之后,他们买不起种子、肥料,在本不可能种粮的坡地里刨食; 3、邓缵先的老婆、两个儿子、儿媳等人全饿死,他们没赶上“大食堂”年代; 4、邓晋汀三兄弟一度过上吃草根、树皮的日子,不过是比其他村民提早几年; 5、村民不允许和他们交谈,“专政”下的拳脚伺候无需担责,老二被打折了腰; 6、作为被消灭、专政对象,他们干尽脏活累活,分不到好农具,被随意指挥; 7、“成分”消耗三兄弟前半生,迟来的自由抹不掉贫穷和年龄,邓家香火断了。 单单这份邓家清单就能没完没了往下接,如果邓晋汀愿意说的话。他显然压住了某些急欲释放的情感,转而说着其他的话,“那些事情并不是针对我们,当时社会大环境就是那样。你看,(现在)生活不是好起来了嘛。” 77岁的邓晋汀和两个哥哥住在一起,兄弟三人全是光棍,这是村民长年来稍有的闲话热点之一。“他们家以前就是大地主,有6个人做过县令级别的官。”“‘土改’时期,他家的农田、家具全被没收,后人也被赶出房子。”“他家风水有问题,断了龙脉,没后代。”最后这句,据说是当地一位政府官员的推测。 4年前,一本书将舆论推向有利于邓晋汀兄弟的一方。村民的说法也有了变化,“他们三兄弟的遭遇,完全是那个时代造成的。”当地一位小学教师说。 邓晋汀是从《沉默的胡杨》才了解到爷爷邓缵先的事迹的。“我没见过胡杨,它好像千年不朽。”他不知道胡杨树怎样与爷爷划等号,但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爷爷。兄弟三人是那本书的忠实读者,他们通读了很多遍,甚至能随口说出爷爷在新疆的往事,尽管他对此并不满足。 “我父亲很少提爷爷,我只知道他在新疆为国家做了大贡献,其他我不知道。”邓晋汀回忆道,4年前,那本书的作者专程访问三兄弟,得到的也只是听说。“那本书都是些诗词,爷爷的活动所述不多。”邓晋苏接过弟弟的话,言语中带着忧伤,“我们去不成新疆了,太多东西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邓晋汀兄弟5月份刚搬进新居。这不是因为什么社会福利落实到了他们身上,挂在堂屋“当知祖父灵光闪 [...]

北京人的“最后一公里”

北京人的“最后一公里”

Posted On: December 26, 2014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2013年末的统计,北京市现有常住人口达2114.8万人,其数量直逼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数,其中外来人口占比达到40%。在这个充满生机,人潮汹涌的城市里,便捷的交通是维持城市正常运转的顶梁柱。诺大的北京城占地16,411 km²,在它地下密布着18条地铁线,238个地铁站;地面上则运行着1020条公交线路,这些公共交通工具像是城市的血管不断向四面八方延伸,持续不断的输送着每日“进城”和“出城”的人流。然而纵然是如此密集的交通网也不能完全满足市民们所有的出行需求,置身于这个巨大的城市,很多人从所在地到附近的公交或地铁站都面临着“最后一公里”无法直达的窘境。 然而尾随着市民“最后一公里”的出行困难产生的却是一条生财之路:黑摩的,蹦蹦车以及中途被政府叫停的社区摆渡车常常聚集在许多地铁站附近,他们并以地铁公交站为根据地向周边区域辐射。在城市近郊如双桥、褡裢坡等地铁站外,上下班高峰时期更是能看到黑摩的排起的长龙。 虽然人们对于这些代步工具的安全性问题讨论已久,其中也不乏怨怼之声,但他们一直顽强地存在着。 消失的摆渡车 早晨七点刚过,家住定福庄北街附近的成老师拎着早点铺子里买来的豆浆和煎饼匆匆坐上了门口的摆渡车赶往地铁站,开始他一天的工作。从成老师家到附近的褡裢坡地铁站路程有1.5公里,步行大约需要20分钟。因此,门口挥手即停的摆渡车是他安全又快捷的选择。 一辆辆在旅游景点常见的“观光电瓶车”穿行在褡裢坡地铁站周边的大街小巷,在拥挤的城市里,它们有个新名字:社区便民摆渡车。这种车的路线一般设在交通不便利的居民区附近,票价仅1—2元,随叫随停,相较于黑摩的,它不仅价格低,承载量大,而且在安全性上更有保障。 然而就在6月10日,覆盖朝阳全区的70多条线路的社区电瓶摆渡车被朝阳区社会办全部叫停,居民上下班搭摆渡车的日子因此一去不复返。“这种车特别方便,周围一千多户居民买个菜,看个病,还有年轻人上下班都指着这个车呢”成老师惋惜地说。 尽管这种便民的“绿色小巴”一直深受百姓喜爱,但是对于它的争议从它上路那天起就从未停止。早在2008年,石景山区的翠谷玉景苑小区就率先推出了这种社区便民车,可是这种电瓶车的身份尴尬导致其在运营期间多次遭“封杀”又多次争取运营,最终在三年前被“冰封”。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没有注册的机动车严禁在道路上行驶。而由于电瓶车未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名录,故不属于机动车,不能上牌照,也不允许承担客运任务。同时由于电瓶车没有路权及合法身份,一旦出现交通意外须负全责,这就造成了运营难的问题。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的一位相关负责人说:“同意电瓶车上路,合理了,但违背了交通安全法;不同意其上路,合法了,但又无法解决出行难的现状。” 正是因为这“合理”与“合法”的矛盾,使得便民小巴在“停”与“摆”之间左右为难。最终在6月中旬,带着身份不被承认的尴尬,朝阳区麦子店、双井、朝外、建外,三间房乡等7个街道的社区摆渡车开始陆续停运。 便民路上“蹦蹦”发财 摆渡车的停运带来的是黑摩的日益红火的生意。 “黑摩的”又称“蹦蹦”,专指在城区非法上路,非法拉货载客的三轮车、摩托车。这些车大多装置简易,缺乏相应的安全保障,速度快且不守秩序,在道路上乱穿马路甚至逆行。但就是这样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小车却拥有十分广阔的市场。 晚上8点,在褡裢坡地铁站C口,随着一趟地铁到站,出站口通道里迅速涌出了几十名乘客,门口的十几辆蹦蹦纷纷启动油门,它们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已经带着乘客四散而去。没过多久,又在地铁站外重新聚集。“从晚上七八点一直到十一点多都是高峰期呢,这一段要打蹦蹦的人特别多。”王师傅一边开车一边高兴的说着。 王师傅是北京本地人,家住在大黄庄附近,开蹦蹦已经五六年了,却始终没把这事当成一件正经活儿。“我开车反正时间上比较灵活吧,我不像他们那种整天整天的开,有时候忙别的就不来拉活儿了。”虽然被媒体称为“蹦蹦车大军”,但实际上开蹦蹦车的司机并没有组织,大多是个人单干,而且每个人拉活儿的范围都相对固定。王师傅的拉活范围就固定在定福庄这一片区域内,最远到大黄庄或是褡裢坡地铁站,“一趟活儿最贵就10块,再远的我也不爱去。”谈到收入,王师傅笑着摇了摇头,“我一个月也就5000—6000块吧,你看他们有的司机,一个月能拉10000块呢。跟人家比,我挣得真不多。” 一辆摩的的成本在2000元左右,深度记者在地铁褡裢坡站和双桥站走访多位摩的师傅时发现,他们的月收入大多在7000到10000元之间。与这个数据相对应的是,2013年北京职工月平均工资为5793元,2014年北京市最低月工资标准为1560元。相比之下,开摩的的收入显得十分可观。 [...]

久拖不决的搬迁:蓉城老厂棚户区改造背后

久拖不决的搬迁:蓉城老厂棚户区改造背后

Posted On: December 21, 2014

10月20日深夜,从超市下班回家的徐虹在自家楼下遭遇抢劫。 大约十点半左右,她刚跨入单元门,一道黑影倏忽闪出,捂住她的嘴,以刀相逼,随后抢走她的挎包与手机,逃之夭夭。 案发当晚,徐虹一夜难眠。事发多日后,她仍是惊魂未定,“以前最多是小偷小摸嘛,持刀抢劫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 翌日,徐虹向厂方迫切地表达了尽早拆迁的愿望,却依旧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本已启动的棚改进程眼下因厂方的拖延搪塞陷入停滞。小区内的种种问题一如既往地严重困扰着住户生活,使他们对厂方的不满情绪日渐发酵。 老厂家属区之殇 7436厂家属区一角 沿锦江区的菱窠东路前行,步入位于小径尽头7436厂家属区时,两侧破败老旧的低矮楼房与大片平房使人恍然有时光倒流之感,与伫立四周的广厦高楼形成鲜明对比。 7436厂原为成都军区的军工企业,主要负责军用汽车的修理保障工作。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为保障军队顺利进藏在成都组建该厂。“(政府)依靠川藏线给前方运送枪支弹药,当时汽车团的汽车大修都到我们厂来修。”提及往事,老工人殷师傅记忆犹新。战时,为使损坏的军车第二天就能投入使用,工人们通宵达旦加班抢修。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还曾连续三天不睡觉工作以支援前线,为我军的运输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2001年,工厂被移交给了中国蓝星公司(今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家属区留存至今,居民以退休和下岗工人及其亲属为主,约有3000多人。 家属区某住户室内屋顶 小区平房以木质结构与干打垒砖木式结构房屋为主,大多建于上世纪中叶,年久失修,损坏情况严重。好几位居民都有差点儿被房上落下的抹灰或木片砸到的经历。平房居住面积狭小,最大的为31.25平方米,最小的仅18平方米。 每逢雨天,住户们更是苦不堪言,五十多岁的女工胡芸(化名)描述道:“一下暴雨就漏了,风都把那些搭上去的油布吹垮了。”居民们总会修整房顶,但只是勉强维持,以缓解“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的困境。天长日久,房内受潮痕迹十分明显。 在基础设施方面,家属区从周一到周六分早中晚三个时段供水六小时左右,只有老人逝世或哪家办喜事时才全天供水,如此情形,市内罕见。七月中旬,成都市卫生局监督人员对当地二次供水系统进行检查时还发现:该系统无卫生许可证,工作人员没有健康证。居民生活用水的水质没有合法保障,这一问题至今未被解决。此外,平房区室内无厕所,只有三个公厕,且其中一个屋顶漏雨。 小区的安全与治安还存在不少隐患,如天然气管道问题,今年八月,厂里一位离休干部因管道爆炸手被烧烂。十月初,因天然气管老化破裂,燃气大量泄漏,所幸由于发现与处理及时并未爆炸。“地下哪里扭断了(指天然气管道),几十年的东西,一崩了,不得了啊,这埋了个炸弹啊!”居民徐明(化名)对深度记者如是说。 居民在家属区悬挂的针对水质问题的抗议标语 另外,社区工作人员称,小区虽有消火栓,但实际上没有水。更糟的是片区无消防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无法到达相应地点。目前,小区消防器材都已超出使用期,住着87户居民的后二门内片区甚至没有任何消防器材。 至于治安方面,家属区区原本盗窃案多发,大家早已习以为常,“摆龙门阵”(四川方言,意为“聊天”)与打麻将时还会当做谈资和,相互提醒,徐虹家之前就失窃过两次。可是,小区出现劫案还是破天荒,从小住在这里的居民和处理案件的警察都觉得不可思议。 住户们急切地期盼着居住环境能得到改善,在2013年,政府棚改工作的推进终于向他们投来一道曙光。 [...]

向前一步,你是否做好准备?

向前一步,你是否做好准备?

Posted On: December 20, 2014

“如果你无所畏惧,你会做什么?” 来自新加坡的年轻律师Virginia Tan这样问自己。 离开自己生活多年的伦敦,独自来到陌生的国度——中国发展,对Virginia来说是最大的挑战。母语为英文的她早已习惯用流利的英文做即兴演讲,她也曾笑称“如果自己无所畏惧,就会用中文演讲”。而今天,她做到了。 Virginia同时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到场的百余名女大学生。如果生活中少了一分畏惧和胆怯,你会如何改变自己呢?并非每个人都能给出确定的答案。 女性如何“向前一步” 2013年3月,Facebook 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美国发行了她的新书《LEAN IN》,上市之后,该书连续7周荣登亚马逊总榜第一,连续6周位居《纽约时报》非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第一。4个月后,《LEAN IN》的中文版《向前一步》在中国热销。谢丽尔•桑德伯格在书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热情鼓励女性为自己的目标和追求积极进取——“向前一步”。谢丽尔发现了女性在职场中普遍存在的心理障碍,并在书中向所有不自信的女性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即“如果你无所畏惧,你会做什么?” 此后,谢丽尔·桑德伯格倡导成立了世界性的女性职场网站LeanIn.org,目前该网站支持世界各地2万多个女性圈子的发展。 来自美国的Mariel Reed和来自中国的Allison Ye在读完《LEAN IN》之后,对书中所倡导的女性在职场中应当自信,生活上谨慎选择伴侣,不要因为家庭而过早脱离事业轨道等理念深有同感并且主动邀请了几个好朋友来共同阅读和探讨书中的问题。随后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和美国的七个好朋友第一次在Allison的公寓里讨论起中国女性在学术领域“失声”,在工作中过于苛求自己等问题。而这一次circle活动也成为了Lean In Beijing的原型。 2013年6月,来自金融、医疗、媒体、法律、教育等不同行业的10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组建了中国首个Lean [...]

后冰桶挑战时代,罕见病何去何从

后冰桶挑战时代,罕见病何去何从

Posted On: December 16, 2014

从宇宙中心五道口出发,坐11站公交,过15站地铁,在一个名为“冠群小区”内的一幢不起眼的楼房,24层的拐角处有一间小屋,轻轻推开门——4张办公桌,10多把椅子,贴满墙壁的照片,四处散落的宣传手册映入眼帘。这里是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2个月前,风靡社交平台的“冰桶挑战”活动将它推向风口浪尖。 “乌龙”捐赠 2014年8月17日晚上,新浪微公益联合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上线了“助力罕见病、一起冻起来”的冰桶挑战中国项目,号召大家通过冰桶挑战的方式关注、支持包括ALS患者在内的各类罕见病群体。 截至2014年8月30日24点,“冰桶挑战”专项捐款金额总计人民币约814万元。 随着冰桶浇得越来越广,质疑的声音也随之而起。“冰桶挑战”在美国是为了给这个渐冻人捐款。到了中国,为什么善款捐给了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瓷娃娃指的是“成骨不全症”患者,它跟渐冻人并不是一种病,瓷娃娃是否有搭渐冻人便车之嫌? “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并没有发起方,不是说瓷娃娃在中国发起了冰桶挑战,而是说这个活动已经传递到中国了,这个时候有很多人在参与,瓷娃娃也是参与的一分子。”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创始人王奕鸥说。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负责人孙月也补充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我们也一直和ALS的组织有沟通,希望这个关注不止是给到瓷娃娃本身,也希望把关注给予各类罕见病的机构,也能够得到更多的力量方面的支持。”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是一家由成骨不全症等罕见病患者发起的非营利性社会工作的民间公益组织。迄今成立6个年头,仅有14名包括全职和实习生在内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5名也是成骨不全症患者。它是国内成立较早的罕见病NGO,发展相对完善,目前有几百名流动志愿者,中心运营着”零花钱计划“、”钢铁侠计划“等多个公益项目。 “钱和信任是我们开展工作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孙月旁边的工作人员插嘴道,“物质上就是没有钱,精神上就是人们不信任我们这些草根NGO。”“对,其实红会受到质疑后,影响了整个NGO领域,大家都不信任我们了,就包括这次的冰桶挑战,总觉得我们把钱私吞了。”孙月接着说。 而在2014年8月31日,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在“冰桶挑战”公益项目媒体见面会上,已公布了接收捐赠情况、善款使用方案等信息。 孙月解释道,“我们把捐款分为两部分,捐赠意向为‘支持ALS在内的罕见病群体’的捐款金额为人民币5574311.8元,此部分款项将全部用于渐冻人群体的相关救助等支持性服务;其余捐赠意向为“支持各类罕见病群体”的善款有2571946.39元,将用于支持各类罕见病病友个人的心理恢复、能力提升、病友互助网络建设和各类罕见病社群组织发展。” 提及此次“乌龙”捐赠,国内有位渐冻人基金会的负责人直接指出,“这是国内公益组织管理混乱,缺乏引导的结果。” “非盈利性社会组织应该为有梦想、有兴趣理想的人,创建一个除了追求权力与财富之外的社会空间。”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说。 吸引不到更多有志者加入到NGO,每天他们面临着加班加点的工作,“冰桶后,我们经常忙到这个点。”11点半的时候,孙月回了深度记者一条微信。 几天前,在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的开放日,有一位来自人大的学生问孙月,“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未来将成为一个怎样的组织,发展愿景是怎样的?” 他得到了这样一个回答,“其实我们一直在考虑的并非这个组织它将如何壮大,如何获得社会的赞誉,我们所在意的是能不能服务好罕见病这个社会群体。不忘初心,齐心协力”。 没有障碍,只有不同 若非冰桶挑战这个舶来品,我们可能会一直对患有罕见病同胞浑然不觉。 [...]

被艾滋病裹挟的童年

被艾滋病裹挟的童年

Posted On: November 20, 2014

“你知道你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吗?”“ 她得了艾滋病。” “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抽血得的……” 这是纪录片《颖州的孩子》最开始的对白。 随后,画面切转,患艾滋病的小男孩哭着转述了同学的话:你妈死了,你妈你爸死了,你们染了这个病了,俺们这起不跟你玩儿了…… 这部由香港导演杨紫烨于2006年上映的,只有39分钟的纪录片,获得了美国第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然而八年过去,我们仍然难以看到这部影片。 另一个群体 清华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连续十年来,每年都会组织“我们都一样 —— 关爱艾滋儿童”的暑期实践,他们去过江西、河南,而他们去过次数最多的地方,就是安徽阜阳市颍州区。 来自清华大学热能系的大三学生王科(化名)已经是第二次去这个地方了。第一次是2013年暑假作为队员身份“做一些打杂的工作”,而第二次则是以支队队长身份全程参与队员的招募、培训和相关沟通事项。“我们会在阜爱协会呆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带孩子们做一些游戏,教他们画画、剪纸、打军体拳,也会和他们一起看动画片,跳舞,演话剧。”王科说。而他们陪伴的对象,不是普通的贫困儿童群体,而是艾滋致孤儿童。 参与阜爱协会暑期活动的孩子来自于颍州区各个乡村,他们基本上都是艾滋病携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失去了父母一方,甚至有一部分,双亲都已去世。 雪雁,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母亲因为艾滋病去世了,她也因为母婴传播而携带艾滋病毒。幸而雪雁的父亲还在,而且并没有感染艾滋病毒。可是父亲每天不回家,也从不关系小雪雁的生活状况,只顾养活自己。雪雁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健康,二姐早已因病去世。 自母亲去世后,雪雁便无人照顾。父亲似乎只是一个符号的象征而不是实体的存在,亲姑姑也拒绝收养她。无奈之下,雪雁只得寄住在表姑姑家。 “她妈妈死前高烧了好几天,那种情形特别可怕,整个人瘦骨嶙峋的,让人感觉特别悲惨。”雪雁姑姑至今还记得雪雁妈妈去世时的状况。而她没有注意到,在她提及这些细节后,雪雁的脸色立马变了,默默转身走出了房间。 那天早上,当志愿者提出要去雪雁姑姑家拍摄时,本来满脸笑容的雪雁瞬间变得沮丧,情绪低落了起来,并央求志愿者不要去她家拍摄。“我笑她小家子气,只想拍别人家,不好意思拍自己家”,支队成员谢华(化名)说,“但是到了雪雁家,我才明白她担心的是什么。门前的路坑坑洼洼,门后面有个猪圈,里面有两头很凶的猪。而那间堂屋,以我的眼光看来,有一种颓然将倾之感,椅子上也落了厚厚的灰。” 然而,相比其他的艾滋儿童,雪雁的生活状况已经算好的了。毕竟她找到了愿意收养她的表姑姑,并且很关心她。“刚开始的时候她总是忘记吃药,我就说她。现在她每次都会按时吃,从来没有忘过。前几天去检查身体,发现她的身体状况特别好,跟正常的孩子没有差别”。雪雁姑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