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 2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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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关闭中文服务的公告

深度关闭中文服务的公告

Posted On: January 10, 2016

2014年12月,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深度中文网在中国大陆被屏蔽,自此我们开始在微信公共号“熊猫帝国”上发表内容。 值此深度新闻网成立三年之际,我们遗憾地决定停办我们的新闻业务,“熊猫帝国”公众微信号自此不再更新;与此同时,深度新闻网的行政部门解散。但深度智库以及旗下的“博悟馆”微信号仍正常运行。 2014年4月,我们战略性地成立深度智库,并逐渐将深度中文的研究团队过渡到智库中;2015年3月,我们又决定充分独立深度智库与深度中文的关系 。除了战略上的安排,承蒙朋友们的错爱,深度智库至今蓬勃发展。 深度中文是深度新闻网的伊始构成,2012年在创始人及第一任总监郑萃颖的操办下,开始对外发布新闻作品。郑萃颖开拓性地报道了诸多不为媒体日常议程关注和它们因受到不同程度管制而不能覆盖的议题。她用理性、温和和发展性的笔触,使深度创立之使命“记录时代”得以奠基和实现。此后背景相异的人员相继为深度新闻服务贡献了时间和力量,特别是曾经担任深度新闻网副主席、深度国际版总监的Helena Legarda Herranz。 除此之外,还应该感谢为深度新闻服务做出过贡献的行政人员,记者、编辑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使深度中文不断推出卓越的作品成为可能。 最后,还必须感谢关注我们的所有读者,正是因为你们的陪伴,我们的存在才变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深度新闻网 创始人及主席 叶凝 director@cncurrent.com [...]

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Posted On: March 04, 2015

编者按: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将大众的视线再一次聚集到了雾霾上。清华大学贺克斌说:“当基本上是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就会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技术性治理的层面。如果经济学家开始动脑筋了,我们的环境治理就有可能动到根子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就这个话题,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出发,于2015年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治理雾霾: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讲。凤凰大学问经主办方和作者授权独家编辑刊发,并经作者审定。现将演讲实录精编分享附下: 今天我们讲”治理雾霾:经济与金融政策的作用”。多数人,尤其是环境专家,在谈到治理雾霾时,想到的一般是脱硫脱硝、提高油品质量等末端治理手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与此非常不同的话题,即治理雾霾也一定要靠经济和金融手段。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来自我和李治国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完成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去年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张图是根据NASA从卫星上拍的照片,经过处理之后做的国际上雾霾程度的比较。这是多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比这个图上显示得更严重。这张图的PM2.5浓度的范围0-80微克/立方米,80是属于污染很严重的。但我国地区华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常年在一百以上,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印度等也是污染很严重的。在这个图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很低,大多在10-2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是蓝颜色的,加拿大非常蓝,还有更蓝的像澳大利亚。 关于雾霾经济成本,有很多的学者做了研究。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现在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几,按亚行的估计,仅仅是空气污染的成本就把一半的GDP增长率损失掉了。 (图为中国PM2.5能源占比估计) 雾霾与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最直接的联系就是我国的雾霾和污染性的经济结构有关。什么是污染性的经济结构?问题分为三类: 1.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在大国当中,我国的重工业占比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 2.污染性的能源结构。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中。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 3.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这里指的是清洁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出行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 用经济的手段治理雾霾不可或缺 关于雾霾治理,至少有几十件事情要做,已经规划的措施当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的控制、对VOC和其他工业粉尘与建筑扬尘的控制等。如果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们的研究估计,与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吨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辆汽车的单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单位产出的工业与建筑业排放可以下降80%。换句话说,末端治理可以讲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 这些降幅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但是,如果经济总量每年增长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会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因此,要将雾霾降低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从2013年的全国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须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而这些调整必须要靠经济和金融政策。 对于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一个PM2.5减排的数量模型,来定量估算各类末端治理措施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降低雾霾的作用。我的书中有这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这个模型定量估算的结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极致,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结构调整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将高达46,远超过30的目标。换句话说,从2013年到2030年,如果仅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达到PM2.5减排目标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靠结构调整。 所谓结构调整,具体的内容包括GDP当中的工业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运输结构中地铁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预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个百分点;从能源结构来看,清洁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个百分点;从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来看,轨道交通占比应该至少提高20多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结构变化的目标要求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而地铁的总里程则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预计在2013年–2020年间,地铁总里程应该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铁总里程要增长230%。 雾霾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前面讲到,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污染性的结构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动力、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大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第二是市场的失灵,第三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消费缺乏社会责任感。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我举三个例子。 [...]

男男正传:那些在生命长河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男男正传:那些在生命长河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Posted On: February 27, 2015

本文为1月17日下午在「学而优」书店举办的香港老年男同志口述史讲座实录 主持人(阿山):今天的活动叫做《男男正传》,这是一本书,讲的是香港男同志口述史。我们今天讲的是这本书的创作工作历程和新书签售会,我们的主角是江绍祺博士,香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还有爱君(音译),她是香港的一个出版社的行政经理;还有韩益民老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也是华师口述史协会的指导老师。我叫阿山,我来自广州同性恋亲友会,欢迎各位的到来! 今天的活动实际上是由广州本地的几个同志小组和一些公益组织联合主办的,有中山大学彩虹小组,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智同广州同志中心,还有同性恋亲友会,还有中山大学的ICS,应该是由这几个组织联合主办的。很荣幸能请到江博士来做这个交流,其实前几个月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从网上或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栏目介绍的《男男正传》了解到这本书,因为这个封面还是挺吸引眼球的,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不太常见,为什么这些老年人要用这种形象展现给大家呢?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江博士和爱君给我们谈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和其中的很多的故事。 爱君(音译):很感谢阿山,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很感谢亲友会及各个同志团体邀请我们来。江绍祺博士我们对他有昵称,就是英文名Travis。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去年加入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就遇上他出版这本书。我一直都知道Travis是一位很勤奋很勤奋的学者,他不但在自己专业的研究范围(有所建树),他还参加很多关于同志或者性小众、性别议题的团体的工作。 这本书的主题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即使是华人社会,台湾早一年有一本书也是讲关心老年同志的,这本应该是第二本。知道Travis出这本书,他说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心愿,而且他这本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出完故事,后面还有很多的延伸,延伸出很多的活动或者想做很多社区的工作。于是整件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有三个很大的突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出版社来说,是一个香港独立的出版社,规模比较小,独立的意思就是主流媒体不会出版或者出版比较少的书我们就会去尝试。所以多数的书都印的比较少,1000本已经是我们一次印刷很多的了,卖的完1000已经很多了,不亏钱已经偷笑了这样的,但是这本书已经是第三版了,即已经达到3000,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去年六月出版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开心,市场反映很好。 第二个突破是这本书的封面,刚才阿山也讲了,是很大的刺激,不止在国内,在香港也是一样,有些店员不了解都不敢摆出来,我们要解释给他听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是一个学术研究延伸出来的口述故事。 第三个突破是Travis和我们在六月开始,这本书诞生的时候搞新书活动,我们出版社的资源很有限,搞一次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不但搞了两次,我们还去了澳门也搞了几次活动,现在还来了广州。所以我们觉得这三个突破对于我们来说都很不简单,对于Travis来说更不简单,花了那么多心力来做这本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呢?做这本书在学术和社区关怀上面是怎么考虑的呢? 江博士: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大家星期六下午来进行这么一个交谈。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我一直都是做同志的研究的,也做了很多年,我早几年前出了一本书,是英文的,主要是讲香港,中国大陆主要是广州和英国伦敦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之前一直做的研究讲的男同志都是战后出生的男同志,即是50年代过后出生的男同志。可能是觉得自己也老了,就想了解那些年长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呢?做学术研究我们要做lecture review,就是看很多文献,了解很多人写的相关研究,我看了之后就发觉几方面的研究都没有提到,接触到这些人。 第一是老人的研究,在香港有很多老人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会触及和性有关的,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看了这么久只有一篇文章有关性,其他的都是老人身体衰退的时候怎么面对自己,和家人怎么相处,独居老人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社会的观念里,老人和性好像是不会画上等号的,老人家是不会有性的,这就是我们一般对老人家的想象和理解。但我觉得性不只是生理方面的需要,老人家也需要别人的关怀,也有情欲上的要求,搂搂抱抱等,那么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我发现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更不要说同性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遗漏。 第二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情况有点不同,香港人比较麻烦,一直在问自己的身份问题,这个身份问题有很多很精彩的研究,究竟香港的普通文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发展有怎么样关系呢?但是在这个大的论述中,其实我们都假设异性恋男士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所讲的香港人,是香港的直男,直女,不是弯的男人女人,双性恋,跨性别,这些好像不是香港人,因为你不是一个正统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他们和其他香港人是没有分别的,那为什么他们的故事从来我们都不会在主流文化上听到呢。 第三就是,甚至在同志的研究,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同志的研究,在香港其实有一定的学者也是做相关的研究,但研究的都是针对战后的华人的情况,战前的出生的男同志也没有被讨论到。那我基于学术上面的知识的求问,开始了我的研究。 因为我是做口述历史的,我觉得口述历史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原来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今天早上和阿猫(人名)聊的时候他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好像我教育了那些被访者一样,但是其实同时我也在被那些被访者教育,我在影响他们的时候也在被他们影响,被他们感染。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收益就是我认识了一班人,我认识了一班不同的生命的个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此我的研究从一个单纯的学术的研究变成了刚才讲的,不是单纯的学术的东西。 最初我想写一篇学术的文章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了,我08,09年开始做,做完了12年之后每个月我都会和我的被访者有些聚会,一开始是喝茶,之后去某个义工家聚会大家聊天,每个月都是。很有趣的是,好像滚雪球一样,每次都有新朋友来,永远都有新的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正因此,当我出这本中文书的时候,第一为什么我要出中文书,我希望真正和香港的,或者会看中文的朋友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交流,所以我的写法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写的,不是很学术,普通人也看得明白。第二就是,因为我和文化工作的人关系很密切,我自己也很喜欢文化艺术方面的东西,我就想弄多个摄影展,于是就找了四个艺术家帮我拍摄这些伯伯,所以之后我们就有个摄影展,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办过,在英国办过,我之前回了伦敦就有个展览,之前在澳门,今天到广州和大家见面,这是我另一件很想做到的事,因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让人了解这些年长的男同志他们面对的东西,包括文字形式,影像形式等。 第三样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开心的是,上个月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团体名叫“晚同牵”,晚年的同志手牵手的意思,在香港要去警察局注册,作为社团登记注册成为一个小组,我们用一个朋辈的方式,这个小组的会员要60岁以上,年长的同志作为会员,他去帮其他年长的同志,下个礼拜在香港正式开幕,每个月会搞活动,再看看之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学术的研究变成了社区的关怀,社区工作的历程,意义很重大。虽然这是我第二本书,但印象和意义方面比我第一本书更加珍贵和有意义。 爱君(音译):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听到Travis有很多触动,当然我们作为出版社可以先看到稿,我更加有幸因为经常找他做传媒,他这本书有很多传媒允许,包括电视,报纸,电台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Travis就忍不住真情流露,由于08年开始做这个研究,认识了这么多伯伯,他们一开机就不停的讲自己想讲的东西,可能在心里面已经压抑了很久了,那么Travis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感受,我经常听到他的分享,觉得自己很幸运。香港讲“狮子山下”的精神,当然现在又赋予了另外的意义,以前的“狮子山下”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胼手胝足,很努力建立了香港,可能这种精神只是假设了直的伯伯,直的婆婆,但是Travis讲了,“狮子山下” [...]

流动儿童,离城市有多远?

流动儿童,离城市有多远?

Posted On: February 16, 2015

接触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是2009年的事。2009年,通过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认识”新公民计划”当时的负责人刘文华,了解到”新公民计划”是为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服务的。 当时认识文华,是因为在美国结识的一位美籍华人想在大陆资助两三个家庭贫困的孩子学习民乐,通过北大校友会介绍,找到文华,文华介绍了一位二胡老师,刚巧 二胡老师上课的学校有家庭贫困的流动儿童。拿到孩子的背景介绍,去家里实地走访,第一次了解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暗藏着这样的家庭,知道了街边经常看到 的煎饼摊、卖菜人和装修工人在北京安身立命的境况,有的竟如此凄凉;而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烦恼,同时多了因家庭境 况不稳所背负的担忧。 这次接触,让我开始从实际考虑我们,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 我身边的朋友对于我的所见,有两派意见。一派自然报以同情,认为这其中存在社会的不公,应该帮助这些孩子,获得公平的机会;另一派认为,这是个人努力可以 改变的,应该靠其家庭和自己努力。这个辩论是恒久的社会话题,既然话题由来已久,说明各有各的道理,去分辨孰是孰非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找到核心问题。 在我看来,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希望自己亲历的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将这个问题转义,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答案各异。但我大胆猜测,大家必然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和平,安逸,富 足”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是幸福的!那么衡量社会”和平,安逸,富足,幸福”的指标是什 么?我这里引用在TED上看到的有关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的最新解读,麦克o格林(MichaeloGreen)认为社会发展指数有三个具体指标: 1. 基本生存需求的保障,比如食物、水、房屋和安全; 2. 提升生活质量的途径,比如获得基础教育、获取信息和沟通、享有健康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

李培根:当前中国科技奖励政策的问题与影响

李培根:当前中国科技奖励政策的问题与影响

Posted On: February 11, 2015

李培根,1948年生,湖北人。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03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14年3月31日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某座谈会上发言记录修改整理,原标题为《中国科技奖励之我见》,首发于《赛先生》公众号。现凤凰大学问获《赛先生》授权全文刊发: 客观地评价我国的科技奖励工作,我们应有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多年以来,国家的奖励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科技相对比较落后的时期,这个作用更为明显;二是我们评出来的奖励,绝大多数是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两点认识不能掩盖目前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更大的负面作用。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作为“中间承认”的官方奖励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对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奖励实际上是一种对科技成果的承认,评奖主体是国家和政府,这是官方的,属于官方的承认。对科技成果水平的“终极承认”应该是什么?不妨分析一下合理的终极承认。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不应该是官方的承认。属于技术的成果,最后的、终极的承认是市场的承认;属于科学的成果,终极承认不是市场,但也不是获得奖励,而是科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总之,对科学工作、科技活动的承认,政府给予奖励不是终极承认,只是一种“中间承认”。 对科技成果的承认,需要伴随一个利益的承认。假如说没有奖励,利益的承认是要与终极承认挂钩的。譬如做技术的,市场承认了,利益跟着就体现了;做科学的,得到科学界同行的共同认可,某种“利益”往往也跟着体现。 现在有一个中间的而且是官方的承认,即科技奖励。利益至少在相当层面上与中间承认(奖励承认)挂钩了。因为它不是终极承认,所以这个挂钩肯定会有一些扭曲的现象。有些本来不该有那么高的利益却给予了,或者是有些本来该得到的利益,因为未得到中间承认(奖励)而没有得到,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扭曲。 目前的奖励政策使科技人员更容易急功近利。科技人员做科技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理想的应该是兴趣,但现实情况中不可能完全凭兴趣,多数人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或者是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假定,如果没有中间承认的话,科技人员的驱动力是什么?譬如做技术的,希望成果未来得到市场的承认,做科学的希望得到学界的承认。把驱动力放在这个上面,即使主要不是兴趣,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因为直接与终极承认挂了钩。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和终极承认挂钩,而是和中间承认挂了钩。能否得奖成为了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大家眼睛都盯着奖,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作用。目前的奖励制度的确对科研人员的驱动力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奖励制度既破坏了本应有的模糊性,也破坏了本应有的清晰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通常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水平不是一秤就能称出来是几斤几两的,它有一定的模糊性。成果也是一样的,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称出几斤几两。但是,现在的奖励制度破坏了这种模糊性,本来社会中间这些东西存在一定模糊性是合理的,奖励制度破坏这个模糊性后,必然导致一些问题。假如我得到了一个国家奖,另外一个人的项目跟我项目的水平差不多,一起去参加评比,我评上了,他没有评上,我还真不敢讲没评上的一定比我的水平差。由于有名额限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是,评上和没有评上的差别就大了,因为很多东西与奖励挂钩了,讲水平的时候,似乎你有两个国家奖、三个国家奖,那个比你少,或者没有,“水平差距”就出来了。本来是模糊的,因为有了奖励,使得应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变清晰了。我们很多评价(如评重点实验室、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差不多都要看获奖数量,本来模糊性的东西因为奖励而清晰了,这是有问题的。当然,社会上存在该清晰的地方却变得模糊了的问题,譬如科技工作的社会价值。做技术的,最后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价值体现得比较清晰,但是因为奖励加在了中间,奖励成为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使得这个价值变得模糊了。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我们把它变清晰了,本来应该清晰的地方奖励又把它搅模糊了,这也是科技奖励带来的问题。 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社会大环境存在不诚信的种子,尽管模模糊糊,但的确是客观存在。实际上,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不诚信的种子很容易在这个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使不诚信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评审活动是非做不可的才去做,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做。由于我们的社会诚信不足,只要有评审,就会有问题,这一点,不能小视。 本文一开始就肯定了我国几十年来的科技奖励政策,认可评出来的奖励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下面不妨分析一下假如未来没有国家官方的科技奖励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设国家奖,我们有没有办法承认科技人员的贡献? 终极承认摆在那里,不管政府的科技奖励有还是没有,终极承认总是存在的。做技术的,市场会决定,即使不是普通市场决定的,例如国防的、国家战略资源方面的,也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的终极承认。此外,同行认可更真实。学术水平也好,工程技术水平也好,同行之间自然有一杆秤。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做的一些重要工作,虽然还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还没有鉴定,但是领域内的同行们都知道他们工作的水平。科学更是如此,科技期刊、科学文献、会议交流报告基本能反映他们的工作与成绩。因此,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无论是哪个领域,包括国防军工领域,没有官方的奖励也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或者终极承认,而且是更真实的承认。 奖励的作用随科技发展程度增大而降低,甚至变成负作用。我们总是强调国家科技奖励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要分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越是科技落后的时期奖励的作用越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作用会发生变化。科技发展的程度越高,奖励的作用就越低。早期因为中国科技太落后,通过奖励刺激科技人员,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这是有作用的。因此,不能否认以前科技奖励的作用。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科技地位的提高,科技奖励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到一定的时期会有一个无形的拐点,不仅仅起不到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或者消极作用将大于积极作用。官方科技奖励政策使奖励的驱动力成为很多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这就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本来应该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奖励使它清晰了,导致一批人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负面作用会更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没有官方科技奖励,受益最大的当是货真价实的科技成果的所有人。反对逐步取消官方科技奖励的人总是担心科技人员的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一些无所作为的人会因此而受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得到终极承认的成果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在有官方奖励政策的环境下,因为评审的存在,使成果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而产生某种扭曲。也就是说,某些不一定货真价实的成果可能得到本不该得到的承认,甚至有货真价实的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的情况。因此取消官方奖励只能使货真价实的成果得到更真实的承认。 基于这些认识,中国应该有一个计划,逐步做到取消政府的科技奖励。 完全不必担心民间科技奖励可能很滥的问题。我赞同民间设立科技奖励,有人又担心某些民间奖励可能会很滥。假如说民间的某些奖励会更滥,但是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学会,或者学会下面分会、专门委员会,乃至其它民间机构,自己做一个奖励,做得很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没有人承认它就是了。倘若民间的奖励做得含金量很高,自然会得到承认。民间奖如果有滥象,不用太担心。 加强同行评议等做法无法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问题。反对取消奖励的人也承认目前奖励政策的问题,但是主张改善操作方式而消除某些弊端,如加强同行评议。从操作的角度讲,如果不取消政府奖励,只是通过加强同行评议改进它,其实不太可能。如同行评议这个事情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机械行业的评奖,机械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其评委是大同行。有时候小同行之间也不熟悉。如果真正让完全熟悉情况的小同行去评审一个项目,这是很难操作的。退一步言,即使能如此,那么不是小同行之间的项目水平又如何比较呢?所以,指望通过同行评议而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弊端是枉然的。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真的要改得很合理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结论还是逐步取消政府奖励。大的可以保留,例如最高国家奖,数量很少,而且是针对个人的,可以保留一点,但是一般性的奖应该取消。当然取消可以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计划,逐步取消或者是逐步由民间奖励取代。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凤凰大学问”提供,责任编辑 孔德继 [...]

为文艺青年一辩|一千零一夜·活动总结

为文艺青年一辩|一千零一夜·活动总结

Posted On: February 11, 2015

2015年1月31日晚706青年空间的“一千零一夜”活动,我们以“文艺”为主题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公共讨论。从文艺的概念到文艺的功能,从历史上的文艺变迁到当下青年人的文艺心态,激烈的讨论碰撞出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文艺”的解读在互动的交流中得以深入。这里撷取活动过程中参与者的点滴想法分享给大家。 文艺:宏大叙事之后的自我解放 我们用“文艺”一词来形容当下青年人的某种审美经验时,总是会发现,一个所谓“文艺”的作品很多都是以个体为视角,从个人最原初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描绘一种细腻的情感,或生活中一种精致的情趣,当今时代的“文艺”观念总是会以一种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展现自己的“小世界”。从根本上讲,这种“文艺”的背后映射着新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那种独立的、自我的个人主义自由观念。与我们的父辈和前几代人相比,战争史诗、红色娘子军这样的作品不再是当下时代的主流,地下摇滚、独立电影反而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从过去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更加注重个体的独立价值和自由精神,每个人都逐渐学会了在审美上做自己的主人,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独一无二的生命情感。时代所赋予的自我解放的潮流,才是“文艺”这种审美体验所要真正引导的东西,也是“文艺”最基本的精神内核。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文艺”,正是要告诉人们,真正的精彩,就在每一个小小的个体身上。 大众还是小众:文艺的阶层话语 文艺的人是否属于特定的阶层?“文艺”是否只是一种小众的审美?人们看待它的眼光也许过于片面,“文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它是立体的,有层次的,我们说摄影师用相机拍出的绚丽光绘是文艺的,而农民用木犁在大地上耕作的轨迹也可以是文艺的;阳春白雪是文艺的,下里巴人也同样可以成为另一种文艺。只有保留了横向与纵向、上下与左右来构成文艺的空间感,文艺才真正有可能是多样性的。仅仅用“大众”和“小众”这个群体数量的衡量不足以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位,也不足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真正的文艺其受众不应该只面向小众群体,它并不属于精英文化的特权,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既定的审美评价标准。是否文艺并不能够通过一个固定的阶层或特殊的群体来界定,因为任何人都有他表达文艺的权利和方式。另外,科技的进步无疑会改变文艺的载体,从而影响着文艺的传播方式,它必须与时代同步,与当下社会的各个领域相互渗透,才能够营造一个开放的审美空间,使文艺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文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青年人表达理想的途径 你是否是一个文艺青年?也许这和你是否上豆瓣、是否去咖啡馆、是否穿棉麻衣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艺并不是一种“标签化”的外表,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通过“文艺”两个字,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表达,而是这背后所反映出的当下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今天的时代有着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去表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文艺自然也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通过文艺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生活感受、社会经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和探索、理念与信仰。文艺精神的本质就是要发现自我,表达自我,也就是“做自己”,把每个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自己用最独特的手段表达出来,这种呈现方式本身就是文艺的。青年人通过文艺的方式去表现一个独特的自己,用独特的自己去构建一个真正独立的内心世界,在这个独立的内心世界里才有可能孕育出有价值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艺不是一个固定的标签,而是我们表达、实现理想的方式和途径。一个真正的文艺青年是有独立精神和创意思维的人,真正的文艺在于拥有一个文艺的心灵。 【什么是“一千零一夜”?】 “一个人只把自己关在个人生活的鸡毛蒜皮中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公众生活,和志同道合的朋友。”706青年空间的“一千零一夜”是一场夜间清谈会。我们会提前征集一些话题,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艺术,还是社会热点都可以作为话题的素材,然后将这个话题分成3-4个小问题,分小组依次进行讨论。每次活动大概15-20人左右,分成3-4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位核心发言人,小组成员在核心发言人的引导下对相关主题进行充分地讨论交流,每一轮讨论之后核心发言人进行观点总结。经过三至四轮的讨论,层层递进,深入主题。“一千零一夜”试图让更多的人在一个公共的领域中进行观点的摩擦和碰撞,不断拓展自己思维的宽度和深度,期待在一场真诚的秉烛夜谈中探索思想的更多可能性。 【什么是“世界咖啡馆”模式?】 活动环境像咖啡屋一样布置,每张桌子配有四个椅子,有桌布,一张白纸,一些彩笔,点一支蜡烛或者台灯。每四个人坐在一桌围绕主题的第一个子话题开始第一轮讨论,一轮讨论大约持续20到30分钟。每一轮结束的时候,一个人仍然留在这个桌子上作为桌长,就第一轮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发言。然后,另外三个人流动到其他的桌子(需要保证重新参与讨论的人不可以在上一轮出现过),每组的组长欢迎到这个桌子的新参与者并和他们共享上一轮的讨论结果,新参与者发表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随后进行主题下面第二个子话题的讨论,之后的流程以此类推,关于主题的探讨随之逐步加深。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706青年空间”提供 [...]

还好,爱不脆弱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参访回顾

还好,爱不脆弱 ——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参访回顾

Posted On: January 31, 2015

灵魂的高度永远不能拿身高丈量,心灵的坚毅不是骨骼可以比拟,人生的道路也绝不是双腿的长度。 ——《瓷娃娃》期刊卷首语 做实效公益、创意公益,一直是TECCers 追求的目标。这一次的参访,我们的目的地是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一个在公益之路上不断发展、求取、蜕变的民间公益组织。走进瓷娃娃,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感动,还有来自心灵的震撼。 几经地铁换乘,我们到达了位于芳群公寓的终点站。在这里,热情而又专业的负责人晧宇接待了我们。他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感触到了那份并不脆弱的爱。 所见 这是一个并不大的工作室,几张办公桌分区而放,便是几个主要的负责部门,屋子里光线充足,在各个小物件的点缀下,温馨之态显而易见。穿过次卧的走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南北通透的由主卧改造而成的会议室兼活动室。白板上 ,还有着大家讨论过的思路痕迹。一旁的沙发上,瓷小宝静静地微笑着看着我们。柜子里,许许多多的荣誉和证书向我们讲述着中心的一步步的脚印。 所闻 负责中心的外联工作的皓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向我们介绍了他所热爱的这个有爱的民间公益组织。皓宇自身是一名非典型的瓷娃娃,借助着双拐,他能够很灵活地行动着,甚至独立站立一段时间。从他的视角,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来了解中心的发展、运营和未来构想。 中心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从论坛到协会,又从协会发展为五脏俱全的关爱中心,这一路上,许许多多的人都为此付出了努力。 现在的关爱中心发展成为了一个从事公益性、非营利性社会工作的民间公益组织,致力于为脆骨病等各类罕见病人士开展医疗康复、关怀服务、赋能发展、公众参与、政策研究等工作。在罕见病患者群体中,毋庸讳言的是因病致贫而带来的经济问题。中心为此开展了“钢铁侠计划”、“零花钱计划”等资金救助项目。然而,“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对于瓷娃娃的赋能培养也是一个值得重视并投入的方面。“自立生活”、“I Can青年协力营”是主要的项目。正如创始人王奕鸥8月份在CC论坛讲演时所说,“(罕见病)尽管影响了身体,但是完全没有阻止这样的人去追求美好生活的这样的意识和权利。”提升自信、面对公众。实现创业、就业等是这些项目的目标。皓宇本人对此深有感触和体会。他本人参加过一期“I can青年协力营”,在介绍时,他不由自主地有了更多的笑容,想必这是他的一段充满快乐的经历。协力营关注于罕见病群体中优秀青年人的成长,通过讲座、艺术、沙龙、小组协作等形式,增进他们的自信力和实践力。在编排舞蹈、合作表演的过程中,大家感受到了更多的生命的活力。同时,分组去设计并实践一个公益项目,为这些青年人提供了交流、讨论、合作的展示自己的平台。皓宇自己的团队成员构想的是一个名为“真人图书馆”的项目。每个人都是一本书,瓷娃娃作为并不大众的人,本身的经历和心路历程更是一本有着丰富的内蕴的书。通过40余分钟的聊天,听众能够更好更深入地去读懂这样一本书,讲述者能够更多地传递自己的想法和思考,从而也更好地发现并表现自我。也许,在某个日子,“真人图书馆”便来到我们的大学,让我们“阅读”、了解和思考。 所问 在皓宇的详细地介绍之后,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困惑想要得到一个解答,大家将自己一些思考进行交流和提问。我们也得到了更多的讯息和解答。 Q:中心的各项资金的来源是? A:1、基金会。瓷娃娃便是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教育基金会。另外,南都基金会、李连杰的壹基金也都有过资助。 [...]

社工,你到底干了什么?让人如此不屑与你为伍

社工,你到底干了什么?让人如此不屑与你为伍

Posted On: January 27, 2015

这几天在网上看到告也的《社工与劳工从未在一起过》,内心澎湃,“为什么劳工要自绝于社工圈?”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是我从未意识到的疑问。非常感谢告也的提醒,但更多的提醒是站在旁观者角度臆测,不知道告也接触了多少社工,能如此为社工“定名”。我作为一名“社工”身份认同感比较强的社工,觉得告说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不是事实的全部,以我鞭炮般的性格,不吐不快,有话不说憋着是要打嗝的。 我不知道告也是劳工工作者还是一般的旁观者,在这篇文章里我将预设告也是一名劳工工作者。 从开始接受社工专业教育的那一天我们被传递的就是价值中立。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不是万能的,也不希望传递给居民“我是受害者”的弱势心态。生活在社会系统中的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会因为你的种族、职业、民族、性别、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别。问题的产生不单单是个人的原因,社工可能面临困境其实是大多数人都可能会面临的,突发疾病死亡、生大病无钱医治、失去亲人等等。社工是助人者,但是不是万能的神,不代表社工就不会遇到问题,遇到问题就必须立马能解决。李丹事件,暴露的是医疗体系救助的问题,其他的人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不因为身份是社工这样的问题就要迎刃而解。说到“抗争”更多地是把自己放低到弱者、被压迫者的心态,我们希望可以平等的对话,影响资源掌握者的改变。如果除了“抗争”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我为何不走呢? 告也在文章中提到社工因为是政府购买服务,为迎合政府的口味,只做面子工程,也提到社工个人强调“专业知识、专业方法”的专业教育,对“服务者、助人者”的自我标榜露出的不屑与轻讽。其实我想问的是你对社工的工作到底了解多少,你看的是事实的全部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思想不是教导我们要客观地实事求是,不能偏听偏信嘛。 一、关于服务的内容 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性质主要分预防性、发展性、治疗性三大类,工作手法主要有社区、小组、个案的三大手法。 1、社区社会工作 社区工作在内地最多的是三大模式:地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社区照顾。 地区发展模式:在外来流动人口(即劳务工)占了百分九十以上的城市,大家背井离乡,脱离了家乡的地缘与亲缘关系,更多的居民需要在生活的社区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社工开展不同形式的社区服务让不同地域的居民有机会互动合作,减少居外来劳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隔阂;社工组织社区的妇女主任、民政员、妇女队长、本地居民代表、劳工居民代表开展焦点小组解决来自不同地域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改善邻里关系。社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培育各种不同社区团体:随迁老人艺术团、青工-义工篮球队、摄影爱好协会……让他们在小团体中找到志同道合之人,更有参与感与归属感。 社会策划模式,主要是针对社区存在的社会问题,评估需求和目标,然后设计和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项目,比如吸毒者的家庭支持项目、青工就业与能力建设、临终关怀、随迁老人的适应等不同的服务项目来回应与解决社区问题。 社区照顾模式,社区照顾的对象包括妇女、老人、精神病患者及肢体残障者。社工整合社会及社区义工资源定期上门为独居老人、残疾人提供的家居、探访服务正是这种照顾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三类服务应该就是告也所说的:“从社工服务本身来看,即便是花样繁多的专门服务劳工的社工,也总是有意识地‘发掘’服务对象在娱乐、家庭和个人成长方面的所谓需求,却无视其获得成长空间的物质基础和讨工钱、涨工资等直接的权益诉求;总是在安全的舒适区做些不痛不痒的事情,然后在某些瞬间自我感动一把,却不去深入探讨那些让我们只能感动不能改变的障碍。” 我做社工这么长时间,没有做过权益维护,但是并不代表我漠视问题的根源,在告也的观念里是不是帮工人争取工钱,不帮其涨工资就是没有成效的工作了呢,是不是钱拿到了就扫除了一切障碍呢?维护了这一次的权益,下一次呢,我不得而知。权益受到分割与侵害,矛盾冲突的产生,除了受制于个体、群体因素,我认为其实更多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博弈。那是不是该采取社会行动了呢? 我认为不同领域、不同机构因为愿景与使命的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哪个更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我认为不同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同工都可以尽情地尝试不同的策略。同时服务活动的开展只是为了达成目标的手段和媒介,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活动来配合开展,不能以看到的片面情况来臆测背后的动机。 2、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的类型主要分为四种:教育性小组、成长性小组、支持性小组、治疗性小组。 教育小组通过帮助小组成员学习新知识新的方法或补充相关知识,通过认知的改变促使成员改变对问题的不正确看法,从而促进行为的改变,达至小组目标。如社工开展的亲子教育小组、人际沟通交往小组、青春期小组。 成长小组顾名思义帮助小组成员了解、认识自己,探索自己,通过小组动力最大限度的启动和运用自己的内在、外在资源,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而促使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社工将有同质性的人聚集在一起,组员通过交流思想与同理心的感受,相互理解与彼此支持达到解决问题和成员改变的效果。社工开展支持性小组的典型有“单亲妈妈自强小组”、“重症病友支持小组”、“特殊儿童家长支持小组”等。社工在支持小组中虽然不能解决成员的问题或者生理疾病,但却会陪伴他们走过问题或疾病带来的痛苦过程。 [...]

刘军宁:好的政治秩序需要尊天纪

刘军宁:好的政治秩序需要尊天纪

Posted On: January 16, 2015

近日,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在中国人民大学“治道变革”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就保守主义在中国如何落地阐释了他的新理解。凤凰网大学问经授权发布。 保守主义反对彻底杂碎旧世界 比如中国古代的《道德经》、《论语》,有人能超过吗?《圣经》有人能超过吗?《尚书》有人能超过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有人能超过吗?你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细化,但是没法超过它,它的地位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学也是,能保证以后写的经济学著作比以前更好吗?不可能。几乎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都不可能。所以保守主义认为好的东西是在过去而不是未来,未来是对过去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对过去的否定。 那么跟保守主义相反的以杜威他们为代表的,以法国精神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是相反的看法,进步主义认为过去的东西是坏的,以后的东西才是好的。未来的意义在于它否定过去。这个在中国的近代二十世纪当中也很明显,比如在1920年以后有一部分青年人被叫做“进步青年”,就是入党前的青年叫“进步青年”,入党以后他就完全进步了。所以共产主义的基础是一种进步主义的主张,共产主义的口号是“彻底杂碎旧世界”,这跟保守主义相反。共产主义过去的社会是最糟糕的。 但是中国古代人认为中国最好的时代在什么时候?是上三代。你以后再好大不了是重现一个曾经出现的上三代或者想象中的大同社会。人类以后做的是对过去的继承和拔高而不是否定和替代,不可能造出来比过去更好的东西。 保守主义是发财+守财,要累积自由不要轻易丢弃 跟这个有关的第二点,守传统。很多人问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什么区别。我先用伯克的经历来回答这个事,伯克它当初的政治立场是一个自由派的政治立场,他是一个辉格党人,但是他是一个自由派,但是法国大革命出现以后他却变成一个保守派,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保守派?变成一个保守自由的派,所以变成保守派,保守主义也是由此产生的。这种看法,假设人类的自由、财富、价值、精神是不断累积的,你要让它不累积的话它就中断了。我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说物质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是财富,精神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是价值,这两个东西最大的相似是它们可以累积而且可以失去,自由主义相当于发财,保守主义相当于发财+守财,以财富来比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发过很多的财,像那些中彩票的人最后又变成一个穷人,不仅把他挣的钱全部花掉,甚至变成更穷的人,甚至家破人亡,他现在是一个穷人,他只能说他以前的辉煌。但是这种财富你如果不去守它它就容易丢掉,让你回到甚至连发财之前更不如的状态,所以财富需要累积,不然你的财富就会丢失。 自由也是这样,自由是个容易得到但是更容易丢失的东西,假如把中国有的财富和自由一代代积累下来,那么中国今天自由和财富非常多。中国有24个朝代,24个朝代什么意思?24个朝代意味很大意义上服从归零。中国历史上财富被反复回零,所以中国到现在还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虽然是世界上连续文明史最长的国家,但是它财富被重置的次数,像计算机一样反复的加到快加不下就归零了。所以到北京任何一个方向你走几十公里就会看到除了灯以外,其他的生活方式跟100年前没什么区别。自由也是这样的。 这两天看过一篇文章,描述当时清庭快要垮台的时候突然颁布一个法律叫“解除党禁”。在北洋政府我们看到党禁接触了、报禁解除了,西方所有的政体在中国都实验过,甚至在汉朝我们就看到约法三章,尊重生命权、财产权与人身权。假如这些自由当你得到以后再也不失去它,那这些都有了。以清末为例,已经得到办报自由了,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又掉丢了,丢掉了意味着你今天还要争取,你今天还要争取的时候风险还是很大的,有可能失去你已有的自由。像最近发生的很多事件一样。 所以保守主义认为自由不仅要争取,而且跟财富一样要积累,不断叠加才能享受越来越多的财富跟自由,如果你的自由反复归零的话可能比以前的自由反而更少。 中国传统的自由很少,所以越要保守这些自由 第三,保自由。当我说失败主义是保守自由的,很多人第一反映是:在中国谈什么保守自由,中国有自由吗?中国有自由可以保守吗?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在历史上无数次中国人得到过自由,而且中国人证明中国人是要自由的。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讲过,我说监狱的存在是人们要自由的,要不然囚禁就不构成惩罚。暴君被人痛恨,因为暴君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人证,不然人们就不会用带有非常贬义的语言来形容暴君了。所以暴君和监狱在中国存在有多久,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就有多久。 而且我们知道,对自由的向往,无论它今天有多少,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当中,假如我们认为人性东西方没有区别的话,那么西方人要自由的话东方也要自由。穷人要财产权干什么?穷人更需要财产权,辛辛苦苦挣的一点钱,放在财产权这个口袋里面财富才能安全。自由也是,在越没有自由的地方保守自由才更重要,因为是从无到有一点点累积。所以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要保守自由,比如这个地方自由有多少,尤其在越少的地方越需要保守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经不起乱花。 有不合理的法律,所以法律之上还有天道 最后一条,敬天道。这是保守主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立场,这个立场被很多研究保守主义的人所忽略了。保守主义认为在人的秩序之外有一套超越秩序的存在,这套超越秩序的存在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如果任何人试图改变这一套超越的规则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天道”,那么人类马上就会受到处罚。 举个例子,最近四中全会里面一再重申传统的红色关于法律经典的定义,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依法治国就是把党的意志转变成法律,然后依据这样的法律治理国家,依法治国是这么定义的吧?我们把这个政治领域抛到旁边看另外一个领域。假如明天交管局、公安部出了一个新的交通法规,说高速路上允许逆行,会发生什么?那肯定要么大家不敢上高速,要么高速作废,要么马上是无数的夺命的交通事故。那马上就会有人指责,大家会怎么形容这样的交规?最客气的会说这种交规不合理,你不能说交规不合法,交规是有立法权的人制定的,你不能说它不合法,你只能说它不合理。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理的。 可是当我们用理评判一套法律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心中默认有一套道理,这个道理超越任何成文法制上的。假如没有一套超越成文法制上的理、没有这个天道的话,那统治者把他的意志变成法律,那这样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种不合理。而且我刚才举的交规是最容易看到的特别明显的例子,但这样的荒谬、这样的不合理的事情在其他的领域里面大量的出现,尤其是在宪法中。如果一个宪法允许专政那这肯定是一个允许逆行的宪法,只是它的后果不像交规那么明显。所以中国的宪法不承认外在的有一套天道这样的东西,不再次党的意志之外有一个更高的理、有一个更高的天道。 再往下说一点,后来我发现共产党也讲一套保守主义的东西,但是它讲的太隐讳了。“神道社教”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我发现是一套普遍的政治原理,只是做得好与不好而已。说天道这个神自己能够把一切照顾得很好,甚至圣人圣贤发现这一套天道、神道之后把它变成教化和制度,然后按照这个教化和制度统治这个国家这样一个做法叫它“神道社教”,就是一些特殊才能的人发现天道,然后把它变成法律,然后按照这个法律治理国家。 [...]

当名人成为人道主义斗士

当名人成为人道主义斗士

Posted On: January 11, 2015

名人做慈善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他们捐钱捐物,成立基金会,作为大使奔赴贫困地区。有的名人甚至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了国际大咖,比如作为联合国的大使去非洲难民营探访,甚至成为国际会议的参与者。当然,也有质疑声说他们是在作秀,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影响力,人们往往会觉得不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只要真能帮助到人就是好事了。 然而,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博士生Riina Yrjölä 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除了问他们是谁,做了些什么事情,达到了什么效果之外,我们还要关心的是,他们是如何做的以及如何再现了受助群体。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这些名人的事迹会通过媒体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影响了其他人的看法和行动。 想想我们脑海里的非洲吧。当我们提起非洲这个词时,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是夕阳,是大草原,是动物,还是衣不蔽体但笑容灿烂的孩子,顶着水桶的妇女?那幅被秃鹫盯着垂死小女孩的照片是否让你想象到了非洲的贫穷,那幅持枪索马里海盗的照片是否让你想象到了非洲的混乱?这些图像是否激起了你迫不及待的想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愿望?是否在你的脑海里你很难想象到非洲的高楼大厦,金碧辉煌?这并不是说那些照片、电影、图书都只是关于非洲的错误景象,而是我们要意识到人们的行动是和这些再现的方式紧密相连。 通过对有关吉尔道夫和波诺在非洲进行人道主义事业的报道以及他们自己写的相关书籍进行的分析,Riina Yrjölä 展现了它们如何再现了非洲,从中又蕴含了怎样的隐性暴力,并因此维持了西方对非洲的霸权统治。 这两位来自爱尔兰的歌星吉尔道夫和波诺已经是关于非洲事务最有名的代言人,从乐队援助计划(Band Aid) 到Live Aid 音乐会,再到慈善组织DATA(Debt, AIDS, Trade, Africa),他们一直在进行援助非洲的人道主义事业。他们为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举办募捐活动,为推动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和艾滋病救助游说西方领导人。他们的这些行动促使了非洲经济状况的改变,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无数的荣誉。他们被授予了大英帝国骑士指挥官的头衔,也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到非洲事务的决策中,但并不妨碍西方民众将他们视为非洲事务的代言人,并且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是一个真实的非洲。 在Riina Yrjölä 看来,通过媒体上关于吉尔道夫和波诺在非洲进行人道主义事业的报道以及他们自己写的书,非洲的真实情况被两个相互重叠的时空话语构建出来。这两种话语作者称之为当代的地狱(Contemporary Hell)和永恒的家园(Eternal Home)。 在将非洲视为当代地狱这个话语中,它被描绘成一个充满了贫穷、饥荒、疾病和腐败的地方,而将非洲从这种糟糕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是西方国家的使命。对吉尔道夫而言,如果非洲不能得以拯救,那将是道德溃败的标志。而对于波诺而言,那将是违背上帝旨意的罪恶行为。除了道德感的驱使,吉尔道夫和波诺也将其视为一种政治策略。波诺认为非洲现在虽然不是反恐战争的前线,但很快就会。而通过援助非洲人民,能够使得他们消除对西方的敌意,这当然要比和对抗他们更好。而现状是西方各国在非洲做的事情太少了,这使得其他不注重民主、透明和责任的国家趁虚而入,他们通过金钱换取了对非洲资源和政治的影响力,这在吉尔道夫和波诺看来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