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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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正传:那些在生命长河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男男正传:那些在生命长河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Posted On: February 27, 2015

本文为1月17日下午在「学而优」书店举办的香港老年男同志口述史讲座实录 主持人(阿山):今天的活动叫做《男男正传》,这是一本书,讲的是香港男同志口述史。我们今天讲的是这本书的创作工作历程和新书签售会,我们的主角是江绍祺博士,香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还有爱君(音译),她是香港的一个出版社的行政经理;还有韩益民老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也是华师口述史协会的指导老师。我叫阿山,我来自广州同性恋亲友会,欢迎各位的到来! 今天的活动实际上是由广州本地的几个同志小组和一些公益组织联合主办的,有中山大学彩虹小组,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智同广州同志中心,还有同性恋亲友会,还有中山大学的ICS,应该是由这几个组织联合主办的。很荣幸能请到江博士来做这个交流,其实前几个月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从网上或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栏目介绍的《男男正传》了解到这本书,因为这个封面还是挺吸引眼球的,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不太常见,为什么这些老年人要用这种形象展现给大家呢?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江博士和爱君给我们谈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和其中的很多的故事。 爱君(音译):很感谢阿山,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很感谢亲友会及各个同志团体邀请我们来。江绍祺博士我们对他有昵称,就是英文名Travis。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去年加入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就遇上他出版这本书。我一直都知道Travis是一位很勤奋很勤奋的学者,他不但在自己专业的研究范围(有所建树),他还参加很多关于同志或者性小众、性别议题的团体的工作。 这本书的主题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即使是华人社会,台湾早一年有一本书也是讲关心老年同志的,这本应该是第二本。知道Travis出这本书,他说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心愿,而且他这本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出完故事,后面还有很多的延伸,延伸出很多的活动或者想做很多社区的工作。于是整件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有三个很大的突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出版社来说,是一个香港独立的出版社,规模比较小,独立的意思就是主流媒体不会出版或者出版比较少的书我们就会去尝试。所以多数的书都印的比较少,1000本已经是我们一次印刷很多的了,卖的完1000已经很多了,不亏钱已经偷笑了这样的,但是这本书已经是第三版了,即已经达到3000,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去年六月出版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开心,市场反映很好。 第二个突破是这本书的封面,刚才阿山也讲了,是很大的刺激,不止在国内,在香港也是一样,有些店员不了解都不敢摆出来,我们要解释给他听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是一个学术研究延伸出来的口述故事。 第三个突破是Travis和我们在六月开始,这本书诞生的时候搞新书活动,我们出版社的资源很有限,搞一次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不但搞了两次,我们还去了澳门也搞了几次活动,现在还来了广州。所以我们觉得这三个突破对于我们来说都很不简单,对于Travis来说更不简单,花了那么多心力来做这本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呢?做这本书在学术和社区关怀上面是怎么考虑的呢? 江博士: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大家星期六下午来进行这么一个交谈。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我一直都是做同志的研究的,也做了很多年,我早几年前出了一本书,是英文的,主要是讲香港,中国大陆主要是广州和英国伦敦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之前一直做的研究讲的男同志都是战后出生的男同志,即是50年代过后出生的男同志。可能是觉得自己也老了,就想了解那些年长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呢?做学术研究我们要做lecture review,就是看很多文献,了解很多人写的相关研究,我看了之后就发觉几方面的研究都没有提到,接触到这些人。 第一是老人的研究,在香港有很多老人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会触及和性有关的,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看了这么久只有一篇文章有关性,其他的都是老人身体衰退的时候怎么面对自己,和家人怎么相处,独居老人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社会的观念里,老人和性好像是不会画上等号的,老人家是不会有性的,这就是我们一般对老人家的想象和理解。但我觉得性不只是生理方面的需要,老人家也需要别人的关怀,也有情欲上的要求,搂搂抱抱等,那么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我发现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更不要说同性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遗漏。 第二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情况有点不同,香港人比较麻烦,一直在问自己的身份问题,这个身份问题有很多很精彩的研究,究竟香港的普通文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发展有怎么样关系呢?但是在这个大的论述中,其实我们都假设异性恋男士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所讲的香港人,是香港的直男,直女,不是弯的男人女人,双性恋,跨性别,这些好像不是香港人,因为你不是一个正统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他们和其他香港人是没有分别的,那为什么他们的故事从来我们都不会在主流文化上听到呢。 第三就是,甚至在同志的研究,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同志的研究,在香港其实有一定的学者也是做相关的研究,但研究的都是针对战后的华人的情况,战前的出生的男同志也没有被讨论到。那我基于学术上面的知识的求问,开始了我的研究。 因为我是做口述历史的,我觉得口述历史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原来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今天早上和阿猫(人名)聊的时候他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好像我教育了那些被访者一样,但是其实同时我也在被那些被访者教育,我在影响他们的时候也在被他们影响,被他们感染。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收益就是我认识了一班人,我认识了一班不同的生命的个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此我的研究从一个单纯的学术的研究变成了刚才讲的,不是单纯的学术的东西。 最初我想写一篇学术的文章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了,我08,09年开始做,做完了12年之后每个月我都会和我的被访者有些聚会,一开始是喝茶,之后去某个义工家聚会大家聊天,每个月都是。很有趣的是,好像滚雪球一样,每次都有新朋友来,永远都有新的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正因此,当我出这本中文书的时候,第一为什么我要出中文书,我希望真正和香港的,或者会看中文的朋友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交流,所以我的写法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写的,不是很学术,普通人也看得明白。第二就是,因为我和文化工作的人关系很密切,我自己也很喜欢文化艺术方面的东西,我就想弄多个摄影展,于是就找了四个艺术家帮我拍摄这些伯伯,所以之后我们就有个摄影展,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办过,在英国办过,我之前回了伦敦就有个展览,之前在澳门,今天到广州和大家见面,这是我另一件很想做到的事,因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让人了解这些年长的男同志他们面对的东西,包括文字形式,影像形式等。 第三样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开心的是,上个月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团体名叫“晚同牵”,晚年的同志手牵手的意思,在香港要去警察局注册,作为社团登记注册成为一个小组,我们用一个朋辈的方式,这个小组的会员要60岁以上,年长的同志作为会员,他去帮其他年长的同志,下个礼拜在香港正式开幕,每个月会搞活动,再看看之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学术的研究变成了社区的关怀,社区工作的历程,意义很重大。虽然这是我第二本书,但印象和意义方面比我第一本书更加珍贵和有意义。 爱君(音译):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听到Travis有很多触动,当然我们作为出版社可以先看到稿,我更加有幸因为经常找他做传媒,他这本书有很多传媒允许,包括电视,报纸,电台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Travis就忍不住真情流露,由于08年开始做这个研究,认识了这么多伯伯,他们一开机就不停的讲自己想讲的东西,可能在心里面已经压抑了很久了,那么Travis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感受,我经常听到他的分享,觉得自己很幸运。香港讲“狮子山下”的精神,当然现在又赋予了另外的意义,以前的“狮子山下”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胼手胝足,很努力建立了香港,可能这种精神只是假设了直的伯伯,直的婆婆,但是Travis讲了,“狮子山下” [...]

流动儿童,离城市有多远?

流动儿童,离城市有多远?

Posted On: February 16, 2015

接触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是2009年的事。2009年,通过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认识”新公民计划”当时的负责人刘文华,了解到”新公民计划”是为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服务的。 当时认识文华,是因为在美国结识的一位美籍华人想在大陆资助两三个家庭贫困的孩子学习民乐,通过北大校友会介绍,找到文华,文华介绍了一位二胡老师,刚巧 二胡老师上课的学校有家庭贫困的流动儿童。拿到孩子的背景介绍,去家里实地走访,第一次了解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暗藏着这样的家庭,知道了街边经常看到 的煎饼摊、卖菜人和装修工人在北京安身立命的境况,有的竟如此凄凉;而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烦恼,同时多了因家庭境 况不稳所背负的担忧。 这次接触,让我开始从实际考虑我们,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 我身边的朋友对于我的所见,有两派意见。一派自然报以同情,认为这其中存在社会的不公,应该帮助这些孩子,获得公平的机会;另一派认为,这是个人努力可以 改变的,应该靠其家庭和自己努力。这个辩论是恒久的社会话题,既然话题由来已久,说明各有各的道理,去分辨孰是孰非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找到核心问题。 在我看来,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希望自己亲历的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将这个问题转义,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答案各异。但我大胆猜测,大家必然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和平,安逸,富 足”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是幸福的!那么衡量社会”和平,安逸,富足,幸福”的指标是什 么?我这里引用在TED上看到的有关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的最新解读,麦克o格林(MichaeloGreen)认为社会发展指数有三个具体指标: 1. 基本生存需求的保障,比如食物、水、房屋和安全; 2. 提升生活质量的途径,比如获得基础教育、获取信息和沟通、享有健康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

社工,你到底干了什么?让人如此不屑与你为伍

社工,你到底干了什么?让人如此不屑与你为伍

Posted On: January 27, 2015

这几天在网上看到告也的《社工与劳工从未在一起过》,内心澎湃,“为什么劳工要自绝于社工圈?”这是我的一个疑问,是我从未意识到的疑问。非常感谢告也的提醒,但更多的提醒是站在旁观者角度臆测,不知道告也接触了多少社工,能如此为社工“定名”。我作为一名“社工”身份认同感比较强的社工,觉得告说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但不是事实的全部,以我鞭炮般的性格,不吐不快,有话不说憋着是要打嗝的。 我不知道告也是劳工工作者还是一般的旁观者,在这篇文章里我将预设告也是一名劳工工作者。 从开始接受社工专业教育的那一天我们被传递的就是价值中立。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不是万能的,也不希望传递给居民“我是受害者”的弱势心态。生活在社会系统中的人,都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不会因为你的种族、职业、民族、性别、年龄的不同而有所差别。问题的产生不单单是个人的原因,社工可能面临困境其实是大多数人都可能会面临的,突发疾病死亡、生大病无钱医治、失去亲人等等。社工是助人者,但是不是万能的神,不代表社工就不会遇到问题,遇到问题就必须立马能解决。李丹事件,暴露的是医疗体系救助的问题,其他的人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不因为身份是社工这样的问题就要迎刃而解。说到“抗争”更多地是把自己放低到弱者、被压迫者的心态,我们希望可以平等的对话,影响资源掌握者的改变。如果除了“抗争”还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我为何不走呢? 告也在文章中提到社工因为是政府购买服务,为迎合政府的口味,只做面子工程,也提到社工个人强调“专业知识、专业方法”的专业教育,对“服务者、助人者”的自我标榜露出的不屑与轻讽。其实我想问的是你对社工的工作到底了解多少,你看的是事实的全部吗?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思想不是教导我们要客观地实事求是,不能偏听偏信嘛。 一、关于服务的内容 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性质主要分预防性、发展性、治疗性三大类,工作手法主要有社区、小组、个案的三大手法。 1、社区社会工作 社区工作在内地最多的是三大模式:地区发展模式、社会策划、社区照顾。 地区发展模式:在外来流动人口(即劳务工)占了百分九十以上的城市,大家背井离乡,脱离了家乡的地缘与亲缘关系,更多的居民需要在生活的社区重建社会支持网络,社工开展不同形式的社区服务让不同地域的居民有机会互动合作,减少居外来劳工与本地居民之间的隔阂;社工组织社区的妇女主任、民政员、妇女队长、本地居民代表、劳工居民代表开展焦点小组解决来自不同地域居民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改善邻里关系。社区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培育各种不同社区团体:随迁老人艺术团、青工-义工篮球队、摄影爱好协会……让他们在小团体中找到志同道合之人,更有参与感与归属感。 社会策划模式,主要是针对社区存在的社会问题,评估需求和目标,然后设计和提供具体的社会服务项目,比如吸毒者的家庭支持项目、青工就业与能力建设、临终关怀、随迁老人的适应等不同的服务项目来回应与解决社区问题。 社区照顾模式,社区照顾的对象包括妇女、老人、精神病患者及肢体残障者。社工整合社会及社区义工资源定期上门为独居老人、残疾人提供的家居、探访服务正是这种照顾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三类服务应该就是告也所说的:“从社工服务本身来看,即便是花样繁多的专门服务劳工的社工,也总是有意识地‘发掘’服务对象在娱乐、家庭和个人成长方面的所谓需求,却无视其获得成长空间的物质基础和讨工钱、涨工资等直接的权益诉求;总是在安全的舒适区做些不痛不痒的事情,然后在某些瞬间自我感动一把,却不去深入探讨那些让我们只能感动不能改变的障碍。” 我做社工这么长时间,没有做过权益维护,但是并不代表我漠视问题的根源,在告也的观念里是不是帮工人争取工钱,不帮其涨工资就是没有成效的工作了呢,是不是钱拿到了就扫除了一切障碍呢?维护了这一次的权益,下一次呢,我不得而知。权益受到分割与侵害,矛盾冲突的产生,除了受制于个体、群体因素,我认为其实更多的是政治与经济的博弈。那是不是该采取社会行动了呢? 我认为不同领域、不同机构因为愿景与使命的不同,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哪个更优,我还没有找到答案,但我认为不同的机构、不同领域的同工都可以尽情地尝试不同的策略。同时服务活动的开展只是为了达成目标的手段和媒介,不同的目标需要不同的活动来配合开展,不能以看到的片面情况来臆测背后的动机。 2、小组工作 小组工作的类型主要分为四种:教育性小组、成长性小组、支持性小组、治疗性小组。 教育小组通过帮助小组成员学习新知识新的方法或补充相关知识,通过认知的改变促使成员改变对问题的不正确看法,从而促进行为的改变,达至小组目标。如社工开展的亲子教育小组、人际沟通交往小组、青春期小组。 成长小组顾名思义帮助小组成员了解、认识自己,探索自己,通过小组动力最大限度的启动和运用自己的内在、外在资源,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而促使个人的成长与发展。社工将有同质性的人聚集在一起,组员通过交流思想与同理心的感受,相互理解与彼此支持达到解决问题和成员改变的效果。社工开展支持性小组的典型有“单亲妈妈自强小组”、“重症病友支持小组”、“特殊儿童家长支持小组”等。社工在支持小组中虽然不能解决成员的问题或者生理疾病,但却会陪伴他们走过问题或疾病带来的痛苦过程。 [...]

当名人成为人道主义斗士

当名人成为人道主义斗士

Posted On: January 11, 2015

名人做慈善已经不是一件新鲜事了,他们捐钱捐物,成立基金会,作为大使奔赴贫困地区。有的名人甚至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了国际大咖,比如作为联合国的大使去非洲难民营探访,甚至成为国际会议的参与者。当然,也有质疑声说他们是在作秀,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影响力,人们往往会觉得不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只要真能帮助到人就是好事了。 然而,芬兰于韦斯屈莱大学的博士生Riina Yrjölä 在2009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除了问他们是谁,做了些什么事情,达到了什么效果之外,我们还要关心的是,他们是如何做的以及如何再现了受助群体。这两个问题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这些名人的事迹会通过媒体得到广泛的传播,从而影响了其他人的看法和行动。 想想我们脑海里的非洲吧。当我们提起非洲这个词时,你脑海里浮现的是什么?是夕阳,是大草原,是动物,还是衣不蔽体但笑容灿烂的孩子,顶着水桶的妇女?那幅被秃鹫盯着垂死小女孩的照片是否让你想象到了非洲的贫穷,那幅持枪索马里海盗的照片是否让你想象到了非洲的混乱?这些图像是否激起了你迫不及待的想将他们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愿望?是否在你的脑海里你很难想象到非洲的高楼大厦,金碧辉煌?这并不是说那些照片、电影、图书都只是关于非洲的错误景象,而是我们要意识到人们的行动是和这些再现的方式紧密相连。 通过对有关吉尔道夫和波诺在非洲进行人道主义事业的报道以及他们自己写的相关书籍进行的分析,Riina Yrjölä 展现了它们如何再现了非洲,从中又蕴含了怎样的隐性暴力,并因此维持了西方对非洲的霸权统治。 这两位来自爱尔兰的歌星吉尔道夫和波诺已经是关于非洲事务最有名的代言人,从乐队援助计划(Band Aid) 到Live Aid 音乐会,再到慈善组织DATA(Debt, AIDS, Trade, Africa),他们一直在进行援助非洲的人道主义事业。他们为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举办募捐活动,为推动减免非洲国家的债务和艾滋病救助游说西方领导人。他们的这些行动促使了非洲经济状况的改变,也给他们自己带来了无数的荣誉。他们被授予了大英帝国骑士指挥官的头衔,也曾多次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尽管他们并没有直接参与到非洲事务的决策中,但并不妨碍西方民众将他们视为非洲事务的代言人,并且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是一个真实的非洲。 在Riina Yrjölä 看来,通过媒体上关于吉尔道夫和波诺在非洲进行人道主义事业的报道以及他们自己写的书,非洲的真实情况被两个相互重叠的时空话语构建出来。这两种话语作者称之为当代的地狱(Contemporary Hell)和永恒的家园(Eternal Home)。 在将非洲视为当代地狱这个话语中,它被描绘成一个充满了贫穷、饥荒、疾病和腐败的地方,而将非洲从这种糟糕的状态中拯救出来是西方国家的使命。对吉尔道夫而言,如果非洲不能得以拯救,那将是道德溃败的标志。而对于波诺而言,那将是违背上帝旨意的罪恶行为。除了道德感的驱使,吉尔道夫和波诺也将其视为一种政治策略。波诺认为非洲现在虽然不是反恐战争的前线,但很快就会。而通过援助非洲人民,能够使得他们消除对西方的敌意,这当然要比和对抗他们更好。而现状是西方各国在非洲做的事情太少了,这使得其他不注重民主、透明和责任的国家趁虚而入,他们通过金钱换取了对非洲资源和政治的影响力,这在吉尔道夫和波诺看来是一种巨大的危险。 [...]

徐永光:《慈善法》研究的是过时问题

徐永光:《慈善法》研究的是过时问题

Posted On: December 26, 2014

我对于《慈善法》兴趣不高,表现消极被动。是因为国家要加快《慈善法》出台的步伐,需要关注和发表意见。我相信,在座的一些专业人士也有类似态度。 中国慈善发展状态不好,并非立法滞后造成的,而是体制、政策及其由此带来的观念和文化落后造成的。在很长时间里,慈善只能官办国营,公民行善–做本该属于自己权力分内的事反而被视为非法。国营慈善垄断资源,造成慈善信任危机,慈善乱象不断,公众慈善热情受挫伤。在《慈善法》研究中,这些基本问题并没有摆到桌面上讨论,一些地方政府现在还在搞派捐。 各国很少有《慈善法》,英国1601年的《慈善法》实际上就是慈善信托法,很简单。美国没有《慈善法》,与慈善相关的是税法系列。 中国已经有社团、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三个《条例》、有《公益事业捐赠法》、企业和个人所得税两个《税法》、《信托法》有公益信托章,内容相当好,但出台已经13年至今没有落地,原因是政府都推说这与我没有关系。还有一个《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这个也是比较先进的制度。 今天要搞的《慈善法》应该是母法,需要复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应该做得很庞大才能达到这个功能。 目前各种民间版本,只有金锦萍主持的北大清华版本247条接近这个功能,有慈善法典的味道。 我的看法,其实只要把已有法律法规制度修改好,执行好就可以了。现在连一些子法改来改去改了好多年都出不来,而要把一部慈善大法搞好,在逻辑上说不通。 可以判断,现在连一些基本问题、初级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出台《慈善法》显得有些仓促。比如慈善的定义是什么,是大慈善,还是小慈善,杨团说了大公益概念与慈善法什么关系? 最大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就在我们慈善立法还在讨论一些基础问题、老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过时问题的时候,欧美慈善界在检讨那种撒钱资助方式的慈善效率不高、不可持续、不能有效解决社会问题之后,开始探索用商业手段做公益,解决社会问题。出现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公益创新模式。 美国一些老牌基金会投资和资助模式都在发生变化。投资增加了影响力投资,资助增加了贷款。政府法案也在适应这个变化,贷款也被认定为基金会每年公益支出不低于总资产5%的限额内。 中国基金会也在搞社会投资,今年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暨联盟已经启动。但基金会对社会企业的投资已经碰到法律法规的障碍。比如对民非股权投资不行,因为民非没有法人财产权,只好变成贷款。贷款也没有法律依据。增爱基金会、南都基金会启动了对社会企业无息贷款,因无法可依,只好用变通的方法。 李克强总理提出公益创投的创新模式,慈善法有无涉及? 从世界范围看,公益与商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有时候分不清是做公益还是做商业。你说深圳残友是公益还是商业?《慈善法》对这些边界怎么掌握,要在哪里切一刀?切得不好会不会遏制社会创新? 更严重的是互联网公益正在颠覆我们眼中的慈善模式,打破了以往慈善的玩法。 我在一年前还在讲慈善组织在慈善结构图中处于中心位置。互联网打破了这个规则,公益创新和互联网公益正在去中心化,去中介化,去边界化。 邓飞一度成为一些国字头基金会的中心,中心在漂移变化。 金华施乐会,一个三级城市的慈善网站,吸引了全国希望得到救助的人群。他们在公益市场化探索中也犯了一些错误,有些则属于前瞻性的探索,但得不到制度支持。 美国有筹款人协会,法国有募捐的上市公司。中国连慈善机构成本还讨论不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