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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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危旧房改造:童话终未破灭

重庆危旧房改造:童话终未破灭

Posted On: January 25, 2014

2007年12月,薄熙来担任重庆市市委书记。就在当月24日至25日,市委、市政府召开2007年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时任市委书记的薄熙来在讲话中指出,要在全市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314”总体部署。针对部署中提到的民生问题,薄熙来及时任市长王鸿举表示,将用3-5年时间,投入1000个亿把主城九区的危旧房全部改造,既要让老百姓增加住房面积,又要加大绿地占有率。 2008年4月,主城危旧房改造正式启动。2008年7月20日,随着“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和健康重庆)在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会上的提出,民生工程再次成为焦点。市长黄奇帆就曾表示,将有6000亿元投入“宜居重庆”,重中之重是1000多亿投入各区县的危旧房改造。 薄熙来上任仅半年,即开始大手笔启动大型民生工程。危旧房改造,在薄主政的四年多时间内,到底给百姓谋了多少福祉?薄熙来离任至今,该项目又何去何从? 其实,危旧房改造并非薄熙来就任来的首创。据相关数据,2001年至2007年,主城即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了一批危旧房改造,累计完成改造量909.36万平方米,近16万户居民的居住条件得到改善。但2008年提出的危旧房改造工程明显加快了进程,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危旧房拆迁、五年完成改造任务,房屋改造总量超过1000万平方米,相当于过去7年的改造总量。借用薄熙来08年在渝中区、南岸区调研时的讲话,这无疑是“用3年时间,打一场危旧房改造的攻坚战”。 三年里,普通重庆人常常看到载满水泥的工程车忙碌地跑着,街道两边搭起了几层楼高的脚手架,地面一次次被撬开成了施工现场。由此造成的各种不便和抱怨直至三年后成果呈现之时才不见了踪影。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路更干净、更好走了,房子看起来不破旧了,有更多的广场和公园了。对于居住在危旧房改造片区的居民而言,他们的生活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据调查,改造片区的居民60%为收入困难群体,自身没有能力改善居住条件。重庆市江北区猫儿石龙章新村的周先生就是得益于这项工程住进了新房。 周先生出生至今——近60年,一直住在原造纸厂一间平房里。“一家三代四口人曾挤在14平方米的小旮旯里,直到向邻居借了一间房,才勉强有了30平方米。”2008年江北区启动危旧房改造,像周先生居住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建的夹壁房终于成为历史,同时也完成了周先生多年来住入新房的心愿。 对于这些在身边真切发生的变化,重庆人民有目共睹。但随着薄熙来的离任,之前不被公开的数据逐渐浮出水面,其民生工程的大手笔才有了解释。公开数据显示,2011年重庆本地收入中,税收收入为880亿元,非税收入为607亿元,土地出让金则高达1309亿元;在税收收入的880亿元中,建筑业与房地产业占比高达452亿元。综括重庆市的财政状况,其对土地与房地产的依赖度超过60%。 在这令人瞩目的民生成就背后是竭泽而渔的土地财政。薄熙来大刀阔斧进行改造之后给重庆留下的“遗产”不仅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新房宽路,还有今后几代重庆人将经历的“还钱财政”。但薄熙来离任后,危旧房改造工程丝毫不受影响,依旧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危旧房改造的网页专栏保持着对工程进度的不断更新。2013年7月22日,市长黄奇帆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主城区城市棚户区(危旧房)改造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到,目前主城区范围内城市棚户区(危旧房)的改造总量为567万平方米,涉及居民7.21万户,计划从2013年起用5年时间完成改造任务。 3年,1000万平方米;5年,500万平方米。其中变的是改造的步伐,不变的是改善民生的决心。 深度传媒新闻中心华中记者站 新闻助理 张君 [...]

“重庆红色时代”的人事地震

“重庆红色时代”的人事地震

Posted On: January 23, 2014

2009年6月20日,重庆公安、武警突然行动,一日之内抓捕了千余名黑恶分子,摧毁百余个黑恶组织。震动全国的重庆“打黑除恶”大幕拉开。 一年之后,据《重庆日报》2010年6月28日的报道,“(重庆‘打黑除恶’)摧毁了355个涉黑涉恶犯罪团伙,抓获5047名犯罪嫌疑人,破获了近10年来积累的刑事案件3.9万起,其中命案600多起”。重庆“打黑”不仅覆盖面广,涉及人员众多,还深入到政府与党员内部,原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原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与原重庆市高级法院副院长张弢为代表的一大批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被打下。 然而,薄、王的改革风暴在重庆才真正开始,   重庆公安系统彻底‘洗牌’ 2010年3月,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要求重庆市公安局系统内部进行一次彻底的人事变动。一是从副科级到正处级岗位的所有领导干部,全部重新竞聘上岗。全市公安机关308名处级干部,2544名科级干部全部就地解聘。遵循王立军指示,解聘人员全部重新通过竞争上岗,对于一些空缺的处级职位,从外地调任干部到重庆任职。然后是警察队伍的大清理:撤换掉一大批在职警员,招收了11800名新警直接上岗。 据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的《重庆模式》上写到,对于这样巨大的公安系统人员“洗牌”,市公安局的解释是:通过解聘在职人员和重新竞聘上岗,淘汰一批不愿担负重任或能力与职位的不匹配的人员,肃清重庆警队害群之马,树立警队正面形象,彻底消除社会上“警匪一家”的流言。 “按规定,机构改革时应先将符合条件的科处级干部根据新机构的情况先安排,空出的岗位竞争上岗。但他(王立军)全部推翻重来。” “出题(公安机关竞岗考试)时,他(王立军)明确表示要将薄熙来和他自己的一些讲话列入出题范围,考察民警是否学过他的讲话。” 从2012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对话重庆市公安局的文字节选中可以看到,一位公安局高层明确表示了对公安局人员的任聘和处分的想法。对于王立军的集权与暴政,他举了几个事例: 一、2010年,永川区发生一起中学生溺水死亡事件,区公安局接警后调查认定为自杀。家属不服,到网上发帖子、上街张贴悬赏广告。王立军知道后,给区局局长打电话,要求马上刑拘家属。这个局长没抓人,而是让家属和学校协商赔偿,后来家属又到市公安局上访。王立军知道后非常生气,将该区局局长叫到市局骂了一顿,要求劳教死者家属。这个局长没执行劳教的指示,很快,王立军把他免了,调到指挥中心当了9个月的普通民警。今年新局长上任后,才恢复了职务,现在担任警令部主任。 二、一些小事,都要株连处分一批干部。有一次王立军到开县视察,因为该县公安局在接待的时候没有达到他的高层次要求,回来后他非常不满,马上让市局副局长唐建华(编者注:唐建华因涉嫌受贿罪已被逮捕,2012年11月21日被免职。)带纪委领导组成工作组,全面调查该县公安局领导班子、社会治安好坏等。最后,罗列了五十多条罪状,把公安局班子多数免了,并处分了一大批干部。有一次,王立军路过纪委办公室,看到厕所百叶窗坏了,把纪委办公室的机构整个撤销了。王到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外省,都要求办公室的人跟酒店的服务员说,给他倒酒的时候把酒换成水,有的时候服务员会弄错,如果弄错了,把水倒成酒了,王就会不高兴,办公室的一批人都会被处理。 该负责人解释道,民警或干部被撤销和处分大部分是因为这种工作上的小失误,事实上这根本不够党纪或行政处分。王立军把诫勉谈话当做实体处分,影响民警正常升迁,比如任职满一年的如果被诫勉谈话就不能转正。   “高压之下的畸形审查与暴力整治” 除了对警察队伍的整治,另一边薄熙来也在严厉整治违纪违法党员、政府与司法干部。2009年7月,重庆市检察院召开检察委员会进行专题研究,制定下发了《深入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意见》和《关于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规定》,对全市检察机关“打黑”工作与反腐工作进行了同步部署,要求深挖、彻查与黑恶势力有牵连的职务犯罪案件。 重庆渝西半岛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能、重庆希尔顿中方老板彭治民等身为人大代表的黑老大被揪出;2010年9月22日,原重庆市九龙坡区长助理、区公安局局长周穷,因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依法逮捕。 “‘打黑’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是当中许多做法手段不尽情谊,属于违法操作。”某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重庆政界人士向记者讲述道当时的“打黑反腐”行动。他认为这一系列的动作是非常偏激的,极左活动造成了人人自危的局面,一些人害怕自己的事情暴露,而另一些人害怕自己无辜受牵连。 [...]

重庆光与影:劳教后记

重庆光与影:劳教后记

Posted On: January 17, 2014

戴月权,2012年5月因向媒体举报“安元鼎”黑监狱,并带领法国电视台记者采访而被抓获并殴打。铜梁县警方对他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刑事拘留,后重庆劳教委作出决定,对其处以劳动教养一年零三个月。 李益文,在重庆市大足县玉滩水库工程中失去了土地,2009年10月,他向重庆市水利局上访,回到大足县途中以“寻衅滋事罪”被拘留,期满后再以同一罪名劳动教养1年。 彭洪,一名普通保安,2009年9月,其在天涯论坛中转发“打黑”漫画《保护伞》留言称“这把伞好怪哟”,被重庆市劳教委认定是诽谤,处以劳动教育两年。 据劳教者估计,重庆“打黑”期间,有近两万人遭受劳教处罚,其中有大多数的处罚是非正规的,有大量冤屈存在。 所谓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从法律上讲,劳动教养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规定的一种行政处罚,无需经法院审讯定罪,公安机关即可将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 因劳教无需经过司法流程,一些行政人员劳教制度变成了一些官员和行政人员的“后花园”处罚。劳动教养施行者,披着“法制法规”外衣,对影响自己私利者任意施以暴行。正是这样的“随意性”和“伪法制性”才造成重庆大量的因言论和上访而受劳教处罚的案例。 “所有被劳教过的人都应该清楚那是非人的生活,人不应该是那样子生活的。没有尊严、没有自由,这种自由不只是人身自由,包括思想自由都是没得,就是你不能想什么,说什么。在你身边,在你周围,你想了什么,就有人向警察报道,(个人的)想法在里面(劳教所)都是不允许的。” 作为曾受非法劳动教养的受害者——黄成城,重庆璧山县人。2011年2月,他在QQ签名上留言“约朋友到解放碑喝茉莉花茶”。没过多久,他便因不当言论被璧山县公安局抓捕,在看守所关押一个月,后重庆市劳教委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处以两年的劳动教养。 他现在还很清晰的记得那段在劳教所的岁月所经历的一切。“早上6:30起床,然后洗漱、吃早餐。7:40-11:50 劳动,午饭之后,12:30继续劳动一直到5:50 。有时候会加班,加到晚上,我最晚的一次加班到23点过。” 在忍受这样的生活中,黄成城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得到平反和自由。尽管其中他有过很多次崩溃,但是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坚持下去。“我不是一个人,还有家人,家人在外面所面临的困难可能比我还多。” 黄成城告诉记者,在劳教所里能获取外界消息的渠道很少,除了每日收看《新闻联播》,他们就只能从垃圾桶里翻找警察扔掉的旧报纸。虽然内容陈旧,新闻信息滞后,但是,“这个报纸是被劳教者的宝贝。”   按照《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禁锢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劳动教养在中国没有法律支撑、不具备行政处罚的性质。不被规范的劳动教养制度就像一只猛虎,随时威胁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的生活。 2013年11月15日,根据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的第34条,劳动教养制度将被废止。 但黄成城感叹道,废除制度没有抚平劳教者和受害者家人的伤痛,对于这些被冤枉的人,国家应该给他们一个交代,让信息公开。 [...]

专访王韬博士:治理雾霾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专访王韬博士:治理雾霾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Posted On: January 04, 2014

如果上世纪50年代,伦敦市民也使用推特,他们会在雾霾天气里发表什么评论?当雾霾席卷中国大部分一线城市时,中国民众似乎继承了几十年前伦敦人表现出的黑色幽默。在微博上,网民给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麦克斯·鲍克斯起了一个谐音名——包咳死。除了这些黑色幽默,中国网民还在抱怨地方政府的政策,比如天津的限号以及辽宁对污染地方罚款等。在他们口头上表达失望之情的同时,在行动上暂且只能是戴上口罩。 针对中国频频出现的雾霾天气,深度记者俞凌燕对王韬博士进行了专访,他分享了对于公民参与和政府治理雾霾政策的观点看法。王韬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气候与能源项目的驻会学者,曾在《气候政策》《能源政策》以及《总体环境科学》等学术期刊中发表多篇文章。王韬还为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金融时报》和《外交官》等媒体提供专业评论 深度传媒(以下简称“深度”):除了佩戴口罩等自我保护手段,普通民众还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应对空气污染?他们又可以如何影响政府决策? 王韬:对于个人来说,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取暖、用电和开车都是雾霾产生的最直接原因。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节约用电、减少暖气浪费和尽量多使用公共交通。目前政府对于雾霾治理有很大的决心,并出台了一系列空气清洁相关的措施,也正是源于民众对空气质量的普遍不满。个人可以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积极对政府的空气污染措施提供建议,政府也需要在制定相关措施时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多听取民众的意见,避免频繁出台临时性的措施。 深度:您认为造成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大城市雾霾天气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王韬:在不同的地方雾霾的主要成因不一样。北京有接近四分之一是外部污染输送,主是河北内蒙的燃煤火电厂,炼钢厂等工业企业的排放;而本地污染源的最大的来源是机动车,另外也有一些本地的燃煤和工业排放。在上海的工业排放要更高一些,机动车相对低一些,因为其工业占经济比重较高,而且有很多重工业企业,但上海的机动车保有量只有北京一半左右。对于西安我没有数据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未来随着大城市普遍增加清洁能源比例,煤改气等措施,工业和燃煤带来的污染比重会减小,机动车的比重会上升。 深度:您如何评价《北京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3-2017)》?它主要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韬:北京治理雾霾的决心很大,但是治理空气污染不能靠运动式的短期措施,而是要靠建立完善和执行有力的环境监管制度——从项目投资到建设到运行都采取严格的环境标志,遏制地方的投资冲动和打击不法企业的违规排放,否则不会有长期的改善。 深度:中国政府可以从英美借鉴哪些治理空气污染的经验? 王韬:从美国和英国的历史经验来看,治理空气污染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需要政府采取长期措施从根本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对于中国来说,英美应对空气污染的措施并没有特别创新之处,改用天然气和提高汽车与工业尾气的排放标准都是已经在采取的措施。英美在雾霾后的环保立法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改变了企业的投资方向,刺激了清洁技术的发展,对改善空气污染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中国,能否成功控制空气污染的关键在于环保执法的力度,是否能坚持把环境标准按要求执行,对超标排放的企业坚决处罚甚至关停,这还有很大的疑问。地方环保部门目前的独立性不够,在地方的投资项目上能起到的监管作用很小,这也是未来政府机构改革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环境保护有法不依,运动式的整治过去后,污染又会死灰复燃重头再来,这已经在以前中国的环境问题上多次出现。这次雾霾的影响超过以往,能否真正带来环境保护工作实质的改变,还需要政府的决心。 深度传媒新闻中心 北京记者站 新闻助理 俞凌燕(发自北京) [...]

2013年,城管和暴力执法的距离有多远?

2013年,城管和暴力执法的距离有多远?

Posted On: December 16, 2013

自 1996年10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对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城管执法以一种较为模糊的面貌出现,2002年以来一些试点城市都相继成立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308座城市(区)设立了城管局。设立的初衷是为优化城市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改善市容市貌。十几年的管理也确实取得一定效果。但是,事实上自城管成立的这些年以来,它的管理的对象多为社会底层人员,如无照经营、乱摆乱放的小摊小贩,对他们的管理本来不易;加之全国城管组织无序发展、肆意扩大自己职权,从而导致城管人员职业素质、道德水平参差不齐, “城管”一词几乎成为了贬义词,城管这一职业更是饱受批判。尤其是近几年,城市化进程加剧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各种争端与矛盾更是把城管推上了风口浪尖。城管在国内国际媒体中似乎都成为了暴力执法的典型。 盘点2013年,关于城管的报道以极高频率冲击我们的视线,在社交网站领导社会意见的今天,城管暴力执法事件更快、更广泛地传播。陕西延安市城管双脚跳起猛踩街边小店店主头部的视频红遍网络。湖南临武县瓜农邓正加被用秤砣重击头部后致死。山东“青岛市城管强拆军区大院警卫室现场”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引起广发关注。河南信阳邱守军、刘梅夫妇在陕西西安市东大街骡马市摆摊卖早点,遇到碑林区城管局一大队执法,在执法过程中刘梅头痛倒地,送往医院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样的案例几乎每天都有发生,只是严重程度不同,对社会影响程度不一。“城管”和“暴力执法”已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大众心中一对“孪生”词,提到城管执法的场面有些不客气说法是“鬼子进村了”,足见在民众心中城管不再是为人民能更好生活而规范城市环境的那群“公仆”,不知何时城管已被妖魔化至此,公众对社会公职人员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今年10月夏俊峰的死刑判决把城管和小贩的严峻关系又一次拉到公众热议话题中,对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同情让舆论一度一边倒,夏家被倾注海量同情,城管成为暴力、集权的代表,小贩对城管捅下的刀被视为反抗,小贩成为悲剧性的英雄,杀城管有了正当性。这种泛政治化的解读流于民粹,消解了司法的意义。后期,随着社会舆论渐趋平息,民众理性回归使得新闻事实这个先于新闻评论出现的要素终于到来。人们在品味被执法者的苦涩的同时渐渐看到了执法者的艰辛。 中国政法大学马怀德教授说:“暴力执法会带来暴力抗法。”暴力执法使执法者与被执法者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极具上升,同时社会大众对城管产生不信任,对执法工作不支持甚至有愤懑情绪。城管打人之后的处理方式往往用“临时工”予以推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国的人情社会性质在这一刻又有鲜明体现,法律赋予公职人员的是维护公民、社会利益的权力,而不是“优先保护权”和“优先赦免”。城管执法既处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又是城市管理的第一线,执法者既要直接面对被执法对象并行使自由裁量权,又成为裁量结果的直接实施者。直接性使矛盾冲突加剧,法在权之下、人治高于法治在城管执法过程中屡见不鲜。我们不断发出这样的疑问“城管的‘暴力执法’是否也是‘抗法’”,“城管如何管自己”。民众对城管执法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发展成为行动上的反抗。 事实上,从常理揣度,在急速城镇化的中国,城市问题几乎已经复杂到包含了一些最棘手的社会学问题,城市管理也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农转非进程矛盾集中,不得不说很难找到一劳永逸的方法解决这个难题, 近年来为摆脱负面形象,寻求多元有效的管理方法,城管部门开始不断探索“柔性执法”的新方式。除了邀请各类社会群体参与体验城管工作、与商贩互换位置体验、聘请“洋城管”等方式外,还出现了不少诸如“眼神执法”、 “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新奇方式。近日,陕西铜川市城管又发明了“扔人执法”, 比起拳脚相加“扔人执法”似乎属于温和式,但这种冷暴力、可近于整蛊的“扔人执法”,又把法制丢到一边。小贩小程占道经营,被拉到城外约20公里、没通车的山野,弃之路边,而要徒步回去需五六个小时。既无人性又缺乏法律依据的执法方式,到底扔下的是什么? 形式上的温和永远没有实质制度革新来得重要。城管的确需要更合理的为城市提供执法服务,但是整个事情的节点还是在制度建设上。调节矛盾、构建合理的流动人口安置体系和城市基础服务体系,这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使城市改革以及与此相关的政策改革的核心。 中医上讲究整体的治疗理念,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城管执法问题暴露出了中国城镇体系、社保体系、政策设计方面极大的不足,这些都不能一蹴而就,也不能“无为而治”,迁延岁月。重要的是从顶层设计入手,协调多个部门,多个层次,多个地域,联动管理。将地方好的管理经验进行推广,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合理地、理性地进行剖析和解决,遇到问题想着坐下来谈而不是掀翻桌子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慢慢度过这个过渡期,城管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深度传媒评论部 李茜 [...]

学生会,我们的学生会

学生会,我们的学生会

Posted On: November 03, 2013

世间之事,美之为美,斯恶已;恶之为恶,亦以为美。生活的美丽和重负往往在同一个节点绽放,在耀眼的同时,亮瞎我们的狗眼。深度传媒学生会专题报道中 的一位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学生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单纯的地方,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地方。单纯的孩子们复杂的做着自己拙于做到的事,这既是一份苦难,也是一份成长。或许像一切伟大或者试图伟大的事情一样,学生会也在与无远弗届的现实的妥协中带上了蛋疼、腹黑的色彩。 在中国,学生会几乎是跟着大学一起进入士人的生活圈子的。在很大程度上整齐划一的中国大学教育体系中,学生会仿佛在黑白的课本,和连白色都没有了的,黑色的考试中,带来而一些可能,一些生动的色彩。 但是中国的学生会和西方的学生会毕竟是有所不同的,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主要功能和职权是不同的。这种功能的不同又导致了学生对学生会的态度的不同,这似乎成了一个循环,让学生组织的形象固化下来。 西方的学生会有更多的权力,这些权力包含但不限于相当大程度上的学生自治、校园管、,学校建设和政策的制定。正如我们在系列报道中可以看到的,比较偏近西化的香港大学学生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源于学生自治过程中学生内部利益冲突、民主过程中的利益博弈,这些问题的本质其实根植于西方学生会服务性的本质与管理的本职之间的冲突。因为不具有法律权威的权力机构不仅是不稳固的,而且很有可能是会在民主的大潮中一朝倾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化的学生组织可能更接近所谓公民政治的原貌,更有点“无代表不纳税”和“无议会决定,无政府拨款”的意思,像罗马民主政治中护民官而非独裁官的角色。 与之相对的,内地的很多学生组织,则更像在学校领导下而不是服务上建立的体系。内地的学生会向上的职能被淡化和遗忘,而向下的功能被无限的强调和重视。这当然不能说是一种问题,因为制度归根到底只是制度,适不适合社情才是评判优劣的标准。客观的讲,内地的学生会在决策层面上更具效率,更有执行力;学生组织,尤其是核心学生组织在学生群体的地位很高,这就导致了学生会非常有权威;另外,由于内地学生可以选择、或者说能够想到的实践锻炼的机会比较匮乏,所以学生会在学生在校期间几乎是学生唯一的、正规的兼职锻炼方式,其中的人际关系协调、政绩工程、价值判断标准,都有像社会主流价值体系靠拢的趋势。 这两种学生组织,其目的和其在起主体—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各有不同,这种不同几乎宿命性地导致了两种学生组织的区别。 不仅仅是这种不同,学生组织的差异性还反映衬出其所对应的社会政治生态的不同。士人在中国社会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高贵冷艳的名词,因为他们真真切切的实践着“三个代表”,尤其是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现代社会中,高端人才几乎尽入高等教育之彀中。因此,高端人才玩的学生会,也就有了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人比西方民众更加需要一个集权的、强大的政府,这大抵是十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社会的社学家们的一个少有的共识。中国人的这种具有一定广泛性的需求导致了中国的政府很难成为纯粹服务型的组织,而更容易,或者更应该是领袖型的。这么说虽然看起来很高端洋气,其实这两种政府模型本质的区别只是在于政府是不是要对内对外承担责任。在政治学中,权力对应义务大概是一条铁律,一切在这方面的不对等都会分崩离析。那么,我不能的不说,一群需要政府承担责任的民众,却不想要一个全方位强势的、权力极其集中的政府,似乎是痴人说梦。而正是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生会,或者以西方学生会价值为核心的港澳高校学生会,与内地学生会的区别。这种政治形态在学生组织中的映射,也体现了社会美妙的完整统一性。 事实上,中国的年轻人也在尝试着改变。从更加有火药味一点的的差额选举,到相对民主的组织方式改革的尝试。不管最后成败如何,这一点点尝试都会在中国政治未来而发展中留下一些东西,哪怕真的只有像星星之火那样的一点点。当然,这一切机构性的改变,背后都需要民众价值观相应的转变。事实上,中国的学生们已经越来越多的选择拓宽视野,多见些东西,多增长见识。只有这些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被深化,星星之火才可能燃起燎原之势。   深度传媒 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甄儒明 [...]

美国土壤上的学生会文化

美国土壤上的学生会文化

Posted On: November 02, 2013

黑幕、作弊、透明公开……这些词在佛罗里达大学2013届中国学生会(FACSS)的选举过程中频繁出现,因此展开的争论不绝于耳。就在选举结束一周后,佛罗里达大学FACSS技术组爆出黑幕,投票点出现大量虚假投票,直指本届当选主席在投票环节上存在作弊行为。一石激起千层浪,竞选团队发表声明支持调查并上报学校,佛大的中国学生也纷纷在mailing list上参与讨论,质疑学生会举办选举的章程及财务透明情况。中国学生在讨论中反复提到美国民主,以及对自己在美国仍然不能公正选举的失望。 人们谈论民主时,美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根植于美国文化的美国学生会,与从万里之外移植过来的中国学生组建的学生会,在这同一片土壤上,是怎样以相似而又不同的方式生长的? 集资金,广纳言 大部分美国学校的学生会分为本科生学生会与研究生学生会。学生会的资金来源于每个学生开学时缴纳的包含在学费中的活动费。而这笔钱被用于给学生提供各种服务和支持,比如本校学生可以免费使用运动场馆的器材,参与健身项目;从学校获得免费的法律支持;以及学生社团可以从学生会获得举办活动的资金支持。 本科生学生会一般会比研究生学生会有更雄厚的财政基础。“这是因为本科生的人数基数大,”布朗大学研究生学生会秘书长约翰·穆利根(John Mulligan)有点抱怨地说,“他们的财政预算比我们多多了。” 伊利诺伊香槟大学的学生会主席达马尼·博尔登(Damani Bolden)却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只有一个学生会,一个主席,代表所有在本校的学生。” 美国学生会以伊利诺伊香槟大学为例,组织分为执行官、执行委员和外联人员。每个部门细分,执行官分为主席,内联副主席,外联副主席以及财政管理;执行委员中分工负责宣传、联络、议事法规等;外联部门负责活动协调等事宜。 而每个院系则根据其院系人数的多少来决定在学生会议员的名额,比如生命科学院有11个系,共有三名议员。他们参加各种院内活动,收集学生的建议和需求,再向上级反馈。作为学生会主席的Damani Bolden同样需要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去接触学生,听取意见。 此图来源:http://www.sg.ufl.edu/ 中国学生会中以佛罗里达大学为例,分为主席团,秘书长,下面各个部长对应学生服务、内部事务、体育娱乐、公关以及技术支持。部长下是各级干事。麦迪逊威斯康辛(UWN)有两个华人学生会CSSA和CUSA。“本科生组织以娱乐性活动为主,CSSA更加综合,活动包括娱乐性活动,学术性活动和服务性活动。”UWN中国学生会主席说,“CSSA和CUSA也经常有活动合作,比如篮球赛,足球赛等。”中国学生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领事馆、学校申请经费、拉赞助和活动收入。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中国学生会的美国民主 美国大学以文化多样性著称,国际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文化背景和语言各不相同。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学生内部也根据地域和文化分化出香港学生会、台湾学生会、美国亚裔学生会等不同的群体。如何突出自己的特点,确定服务人群,争取团体利益成为了一个重要议题。 佛罗里达大学FACSS宣称“致力于为学生、学者及他们的家庭提供服务,加强团结,增进交流和互助”;威斯康辛CSSA提出“服务所有华人学生学者,是一个综合性的服务社团”。阿拉巴马大学定位本校中国学生会“最大化保护中国学生利益,传递中国文化,为中国学生提供力所能及的所有服务,让中国学生在海外有归属感”。 当身处异乡,面对不熟悉的环境与文化,中国学生会是为中国学生提供帮助,交流信息,争取利益的前方岗哨。 [...]

英国外套下的中国高校学生会

英国外套下的中国高校学生会

Posted On: October 30, 2013

宁波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UNNC)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UNNC引进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办学经验和办学模式,同时,谋求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致力创办诺丁汉特色的品牌学科和特色专业。该学校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担任校长。   独立自治的学生组织与团委的顾问们 10月,新学期开始了。和往年一样,在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滑轮广场上,学生会和其他学生组织搭起了部门招新的摊位,干事们积极地向新生分发学生会的宣传资料,介绍组织内部情况。 宣传册封面上的标语“Your Union, Your Voice”十分醒目,这是UNNC学生会一贯秉承的宗旨。 和国内大多数大学学生会不同,UNNC学生会是一个依靠学生自己管理的组织,独立性与自主性是它的特征。 “它基本来说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学生组织,学校团委只是对其起到一定的监督和顾问作用。”学生会办公室干事叶盛向深度记者解释到。 学生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组织的发展与规划基本上是由学生会干事们自己探索和决定的。学生会内部“会史组”的成立就是意在收集与参考UNNC学生会发展路程以及历年日常事宜与校级活动,来制定学生会内部的改善与调整,建立未来的发展方向 “我们想让学生会的发展有史可鉴,有章可循。”学生会HR干事苏晨说到,“有了组织记录,成员们可以了解学生会的发展与改变,前任干事们的风采以及组织的成绩。同时,会史编写也为以后的工作提供了参考,可以基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完善更新很多校园活动,开展更多学生工作。” 记者获悉, [...]

黄浦江上平静的“研究生会”

黄浦江上平静的“研究生会”

Posted On: October 28, 2013

记者手记:在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听采访对象说,上外的研究生会的操作之透明、关系之简单,超乎想象。这甚至动摇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决心。但我还是写了出来:当官僚化成为学生会的主旋律的时候,还原一场透明的选举,理清楚学生会与学管办一个垂直的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也许更具有标本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外的学生比别的学校学生更单纯美好。研究生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参与者几乎得不到“名声”之外的利益——奖学金没有优秀干部加分;不允许拉赞助——加入研会带来的回报率甚至比不上一份普通的实习,这也许才是一切的根本原因。 这是全国上千个正经历新陈代谢的学生会中的一个。 2013年6月7日,褚民走进上海外国语大学一号报告厅,他是来参加第24届研究生会主席团选举的。他在入口签到后领到了一张表,上面是8位候选人的名字。 “除了我们班的一位,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褚民对记者说。 大多数同学和褚民一样,根本不认识面前在台上站成一排的候选人。 投票竞选 他们第一次知道这8位候选人的名字是一个星期前,8位候选人的海报贴到了每一幢宿舍楼楼下大厅的宣传栏。这些候选人都是上一年研会工作中的佼佼者——如果他们不来参与主席团的竞选,一定稳坐某个部的部长。 不是每个学生都有投票的机会。22个班级每班只分到了5名学生代表的名额,这也意味着,除去候选人们,2000多人的研究生院将只有150名左右学生参与投票。当天参与了选举的同学告诉深度传媒记者,不止本校学生有投票权,一些兄弟院校的学生会负责人也会参与投票,这是惯例。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学生会的选举从来都是这样,其他学校也都这样。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政府都是代表们选出来的。”一个同学嘟囔道。 按照程序,8位候选人要依次做3分钟的竞选演说和接受1分钟的问询。这几乎是代表们认识和了解候选人的唯一机会。 当时坐在台下的一位部长候选人回忆道,其中有一位女候选人本来是不被看好的,大家都认为她没有其他人强势,但是她讲的很诚恳,最终当选了。 “我当时没有投她的票,而是投的我们班的(候选人)。” 相比主席团,下午的部长选举就要简单地多。基本上在会前,大家就都已经知道结果了 好几个部门的竞选没有差额。最多也就四个人竞争两个岗位。当选的学术部部长告诉记者:他们部门就没有人愿意再呆着。而且上个学期谁做的事情多,谁做的少,谁的关系好,是很明显的。 这完全是自我淘汰的结果,很多干事会事先衡量自己被选上的几率,很多人就不去报名了。 按很多人的话说,“就不去丢这个脸了”。 [...]

【深度专题】墙内外的学生会

【深度专题】墙内外的学生会

Posted On: October 28, 2013

学生作为社会组成的重要一部分,在不同的时代里,他们既可能是变革者,也可能是创造者。如果说学校像是一个个小小的宇宙,学生会就是其中的一颗星球——它是整个系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他们代表学生最基本的利益,他们听取学生们最迫切的诉求,他们的方向,就是广大学生的方向,他们的成长更是广大学生的成长。本期,深度专题聚焦大中华和美国的学生会组织,在未来的几天中,我们将会陆续呈现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下的学生会,这些被投射在社会背景下的组织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 【第一季】《墙内外的高校学生会》 聚焦两个特殊学校——香港大学学生会和中国人民大学学生会,北京、河北、香港三地周转报道。   【第二季】《黄浦江上平静的“研究生会”》 记者手记:在采访中,我不止一次听采访对象说,上外的研究生会的操作之透明、关系之简单,超乎想象。这甚至动摇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决心。但我还是写了出来:当官僚化成为学生会的主旋律的时候,还原一场透明的选举,理清楚学生会与学管办一个垂直的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也许更具有标本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外的学生比别的学校学生更单纯美好。研究生会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水衙门,参与者几乎得不到“名声”之外的利益——奖学金没有优秀干部加分;不允许拉赞助——加入研会带来的回报率甚至比不上一份普通的实习,这也许才是一切的根本原因。   【第三季】英国外套下的中国高校学生会 宁波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 China, UNNC)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由英国诺丁汉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UNNC引进和借鉴世界一流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办学经验和办学模式,同时,谋求与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致力创办诺丁汉特色的品牌学科和特色专业。该学校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担任校长。   【第四季】 美国土壤上的学生会文化 人们谈论民主时,美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根植于美国文化的美国学生会,与从万里之外移植过来的中国学生组建的学生会,在这同一片土壤上,是怎样以相似而又不同的方式生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