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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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私用监督者

公车私用监督者

Posted On: August 16, 2014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自上而下,全面启动公车改革。 公车改革二十年 自1994年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中央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以来,公车改革一改就是二十年。期间,2004年前后曾出现全国性公车改革高峰,北京、广东等地试点公车货币化改革;2009年,杭州启动市级机关公车改革,市局(副厅)级以下干部一律取消专车,并向公务员发放公车改革补贴,补贴根据级别分九档,每月300元至2600元;2010年,昆明在市内四个辖区试点实行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专用卡定额包干管理……然而,地方诸如此类的试点,面对日渐牢固的利益固化,实施起来阻力重重,不少难逃搁浅。长期以来,公务用车的购置及运行费用仍稳居三公消费之首。据财政部发布的“2013年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公车消费达41.27亿,其中购置公车6.63亿,运行34.64亿,总共占三公经费的58%。仅中央本级的公车消费就达41亿之多,按同比例估算,2013年全国公车仅运行费用就可达1689亿。可以说,相比个别落马官员贪污受贿的赃款而言,如此制度性腐败产生的巨额公款更为触目惊心。 然而,伴随愈演愈烈的反腐风暴,今年下发的改革方案则直接给出了路线图和时间表,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在2014年底前完成,地方党政机关在2015年底前完成,似乎要将拖延二十年的沉疴顽疾,在两年内一举拿下。尽管网络上对于车改具体操作细节的讨论仍存有不少疑虑,但舆论普遍对如此近乎“壮士断腕的决心”叫好。 监督公车九年路 监督公车私用九年之久的区伯,对于新的车改方案,并不乐观。 车改方案发布当天,在他名为“广州区伯”的新浪微博上,一连发布6条微博表达激烈反对,认为新车改只是换汤不换药:“强烈反对车改后新一轮的特权腐败!公车享受是哪条法律法规所规定?官员就一定要比老百姓金贵?”并随后提出四点质疑:“1.为何公车改革就要车补?2.既然是车补,为何基础工作多的反比高层工作少的车补要低?3.为何一般和普通公务不可以用实报实销车费形式?4.为何因取消公车司勤人员就可提前退休,为何还可适当提高退休待遇?” 区伯原名区少坤,在广州本土素来以监督公车私用为市民所熟知,今年已经62岁。九年的监督之路始于2005年3月的一次偶然经历。当时区伯因病入住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分院,饭后在医院外围的骑楼下散步,身后突然鸣起喇叭催促,见区伯没反应,还开口骂道:“喂,老头,聋了吗?”区伯正要与车主理论,车不能开上人行道,车上却下来一名全身制服的警察,带着一名女性朋友,停车后向留芳园酒家走去。区伯当即拨了110,报上车牌号码,投诉该名警察态度差。不到一周,区伯收到了荔湾区公安分局昌华街派出所的电话回复,表示经调查核实该名警察态度不好,且公车私用,已对其做出通报批评并扣发奖金。自此,区伯才知道原来公务车这样使用是不允许的。走在街上一看,市面上公车私用的现象太普遍了,于是区伯开始养成发现就举报的习惯,他亦通过一些在体制内工作的朋友和交警朋友了解到公车牌号的规律,除了常见的O牌是公车外,还归纳出一套辨识公车的方法。 区伯说道:“刚改革开放大家买的都是摩托车,很少有人买得起私家车,小轿车一般都是单位里的。因为车少,车牌里还没有编入英文字母。所以现在来看,0和1打头的,百分之百都是政府部门的公务车,其中1字头的多是市人民政府的车。后期车越来越多,有些‘靓号’车牌经过拍卖也流入了市民中。因此在监督时,还要配合车型和颜色,比如颜色鲜艳的宝马、英菲尼迪,就不太可能是公车。政府部门都是统购的,多数是奥迪、上海大众、别克、桑塔纳、奇瑞、海美瑞等白、灰、黑、蓝色的最有可能是公车。”区伯甚至非常自信,说罢还补上一句:“我从来没判断错。” 但从今年3月份左右开始,区伯也开始“失手”了。之前举报一部对一部,没一次失误,但最近拍到再举报,却也收到少数回复称调查后属私人车牌。区伯于是开始怀疑:腐败走在车改前,除了被拍卖的,还存在将公务车暗箱转入私人名下的可能。 实际上,在2011年前后,区伯被媒体报道,进入公众视野,他开始使用微博配合监督。网络进一步提高了区伯的知名度,新浪认证他为草根明星、监督达人,八万八千多的粉丝,使他的每条微博底下都保持了一定数量的转发和回复。但更多的关注也给区伯引来了争议。一方面网上有人挖出他早年入狱的案底,翻出他的二级精神残疾证和就医病例,认为其缺乏公共监督的行为能力。对此,区伯承认自己患有癫痫,属于精神科,但绝不是精神病,脑意识会瞬间受控制而抽搐,但这并不影响他监督公车。“更何况,我被表彰‘见义勇为’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精神病,现在监督公车就被说成精神病了?”;另一方面有关部门请他“喝茶”,表示过度监督会妨碍公务,希望他适度监督,向相关单位反应就好,不要放上网。说到这,区伯又较真了:“适度监督是否意味着适度腐败也可以?” 对区伯监督公车的动机,则存在多种版本的臆测。也许因为他早前在本土媒体曝光率太高,有人说他是为了赚名气,搏出位;也许因为他在微博上直呼“民主宪政”的字眼太过刺眼,有人说他“被境外势力利用,受黑金资助”。对区伯来讲,监督公车私用与他叫板羊城通公司退卡不返还押金、举牌抗议水电价上调等在别人眼中看来“多管闲事”的行径都应被他视为公共参与。老人摆出前后五次被打、两次被撒冥币、黑客攻击、电话骚扰和短信恐吓等因监督公车付出的代价,也许只有他心里最清楚,该如何衡量这种选择背后的得与失。   关于“公民”区伯的争议仍在持续。但与此同时,“广州区伯”的微博仍在更新,不多时又会看到老伯将平日发现公车私用的时间地点、车牌号码和举报后收到的相关单位回复配以图片发上微博,“廉洁广东”等是他常会@上的几个官微账号。 可惜的是,区伯个人九年的反腐实践,并没有鼓励更多“区伯”的出现。无论是围观官员落马,还是热议公车改革,网络这个舆论场似乎已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空间消化公众面对腐败的情绪,反而掣肘了将意见付诸行动。而面对实名监督的风险,多数人更愿意选择网络曝光,这致使长期以来,来自民间的监督力量未被重视。区伯的那句:“只有全民反腐,才是真正的反腐洪流。”会否只是单薄的愿景?   数据来源:搜狐财经《图解公车改革》   [...]

十三省国企退休教师上京,十年维权获进展

十三省国企退休教师上京,十年维权获进展

Posted On: July 22, 2014

7月14日至18日,来自吉林、山西、江苏、内蒙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国企退休教师代表来到北京,再访国资委、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国务院信访局,听取三个月前所反映诉求的部门反馈。这是国企退休教师依法维权的第十年,这次得到的反馈让老人们略感欣慰,但仍放不下心。 今年4月8日至12日,九个省市的国企退休教师代表来京到访了上述五个部门,就四部委2011年63号文件落实《国企职幼教师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落实情况,提出三点诉求:要求明确国企教师的教师身份,落实文件内容,按时发放补贴。财政部对来访教师进行了集体接待,并承诺:按月发放一定能做到,只是时间问题。这一承诺让教师代表看到了希望,但各地情况不一,老教师们还是不知地方何时能给予他们应有的待遇。 目前全国许多省市地区存在国企退休教师待遇偏低问题。国有企业办职教幼教等其他中小学退休教师待遇,与地方同类教育机构同类人员退休金标准相比,总体水平偏低,除此之外,在医疗待遇、取暖、住房、丧葬补贴、节日补贴等方面也未享受同等待遇。这一现象发生于大的时代变迁背景下,国企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带来了社会学校的繁荣,而国企退休教师的生活水平却难以保障。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国企教师们属于该法适用的“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并具有教师资格,履行了教师责任义务,因此应该平等的享有该法列出的待遇:同等于当地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或退职待遇。于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9号文件《关于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办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的通知》,但没有把国企职教幼教教师纳入教师队伍。国资委63号文件要求以“生活补贴的名义补齐”与政府办同类教育机构同类人员退休金标准差额,但在落实上出现很多问题。 国企退休教师代表刘老师反映,63号文件落实后,老教师们拿到的款项普遍仍比政府办学教师的待遇低200-500元,而在天津邮电学校教语言的张老师只拿到了11年和12年的补贴。北京首钢技师学院的郭老师,教龄32年,补贴还截留在原单位,一次去医院看病,医生告诉说,郭老师医保卡上的身份是“工人”。 财企255号文件要求国企职、幼教师生活补贴按月发放,负责发放的单位应该制作生活补贴发放明细表,并于年底汇总报送财政部门,财政部有监督的责任。鉴于各地方不可预见的阻力,63号文件的落实还需国资委、财政部、教育部、人社部协力督促,并依据教师法,制定统一、合理的政策。   背景: 早在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按照政府指令办学,教师无条件服从国家分配,到国有企业教育机构任教。来京维权的教师代表们六十岁以上的居多,大多是在80年代恢复企业办学之后调入国企。根据2002年宋莉、杨金华的《关于我国国有企业分离办学职能的背景分析》,适时,企业办学的负担问题初步显现,属于政府职责的教育机构由企业管理,造成多头领导,影响学校和企业的效益,但由于企业办学被职工视作福利,国家财力也不足以支撑全部教育经费,企业办学又恢复发展。截至1992年,全国企业办中小学已发展到2.58万所,教职工90万人。80年到末90年代初,校企分离的趋势显现。   深度中文网 [...]

宋庄名利场——杨大味的爱恨情仇

宋庄名利场——杨大味的爱恨情仇

Posted On: July 13, 2014

北京宋庄,这个在天安门东30公里外的普通农村,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赖有潮白河与温榆河的滋养,也算是一片富饶之地。但要说它的名气,却得益于在这里生活和创作的近20000名艺术家。对一些普通人来讲,“宋庄”可能是一个陌生词,然而在艺术家和收藏者眼中,这里却是一块不折不扣的“艺术胜地”。它涌动着艺术的气息,也不难窥见复杂的人性: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画家、音乐家、雕塑家、艺术家和电影人,喜怒哀乐,尔虞我诈,轮番登场。宋庄艺术促进会的艺术总监、画家王强这样评价道:“中国只有一个北京,而北京只有一个宋庄,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从圆明园到宋庄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人看到了商机和技术,也开始接触涌入国内的种种思潮。在美术界,随着改革开放兴起的“八五思潮”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 1987年前后,一些画家在圆明园附近租了一些破旧的空房进行艺术创作,而这一批画家也成了八五思潮的主力军。画家杨大味1988年来到圆明园,那时他只有20岁,还在中央美院求学。“那个时候其实绘画就一种方法,俄罗斯的素描,印象派的色彩,基本上都这一种模式。”杨大味回忆。 不满足于美术的左倾路线,厌烦了苏联的学院派画风,一些艺术家开始向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养分,这样的潮流在杨大味看来是极其自然的。但它过分强调西方的自由思想,以至于给政府带来了紧张感。 1992年后,圆明园开始被媒体炒作,同时也受到了政府的关注。在当时,“艺术家”并不被看作是一种职业,“我们是会思想的人,却被看成是无业游民,而附近又有北大、清华等大学,政府大概是怕学生会和我们搅在一起,不安全。”宋庄艺术促进会的艺术总监王强皱了皱眉,给出这样的解释。这里最终还是难逃一劫——19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驱散。 杨大味在圆明园画家村呆了三年,现在谈起这段往事,他仍旧充满怀念。圆明园给了他一种自由的状态,生活虽然艰苦,却是一种比较理想化的生活。 “那时候完全是一切围绕艺术来生活,有时候一天只吃一个馒头啃点咸菜。我当时倒真不觉得苦,每天都集中在作画上。我记得当时床单也没有洗过,被子上一层的油。有时候画了一天画太累了,就直接躺在床上睡着了,被子里都有沙子。”说起这些,他眼睛里亮亮的,目光投向窗外远处一棵碗口粗的香椿树上,像是再一次品味那时的生活状态。“后来我姐姐来看我,她当时就哭了,特别伤心,她不理解我为什么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当时的杨大味,满脑子都是绘画。 谁也没想到,圆明园画家村的消失成了历史给宋庄镇的一个机遇。1994年后,零星有几个画家来到宋庄定居,到现在,“中国宋庄”的大招牌醒目的挂在宋庄入口。这二十年间,宋庄因为大批艺术家进入而声名鹊起。杨大味一直强调自己是这世间的过客,但他也发现自己经历了北京的很多变化,不知不觉成为了从圆明园到宋庄的见证者。 “我是90年左右就来过宋庄,送一个朋友结果晚上走迷路了,就误打误撞的跑到宋庄来了。那时候什么样呢?整个村子只有一条柏油马路,其他全是土路。周围都是平地,像现在的小堡画家村(注:宋庄镇的一个行政村),那时候就是一片麦地。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接近自然的环境的,它很自由,而且那时候宋庄的房子、水电都很便宜,所以后来就全家搬了过来。” 如今,走在宋庄的街头,笔直的柏油马路,一盏盏亮着的街灯,饭馆、超市、画廊、咖啡馆、美术馆一应俱全,几座高楼正在动工。许多农民转而为艺术家服务,做画框、开出租、甚至开画廊。宋庄艺术促进会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这里注册的画家有4730人,而整个宋庄从事艺术或相关事业的人有20000余人。坐在自家院子里,杨大味向后仰着叹了口气:“这里越来越热闹了。” 艺术家不是一个褒义词 在宋庄来来去去的艺术家难以计数,他们不仅生活状态迥异,来到宋庄的目的也大不相同。这其中慕名而来者有之,追求理想者有之,追名逐利者更不在少数。 杨大味自认是一个另类型的人,和他一批来宋庄的50个画家,有25个都离婚了,而他的家庭却一直比较稳定。“杨老师就是有点像雷锋,早几年帮别人策展、帮别人卖画都没要过钱。但那些卖了画的人有时候还故意说杨老师坏话。”妻子刘丽和女儿白雪都这么形容他,所不同的是前者语气中带着点无奈,后者却满是对爸爸的尊敬。 “我们就是不爱出风头,看那些和我们一起来的艺术家,除了我们,几乎都出名了,买了很大的房,很好的车。”妻子刘丽苦笑了一下,“要真想出名,资源我们不是没有。2001年在新加坡办画展的时候,新加坡政府就曾邀请我们在新加坡入籍定居;前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来我们家和白雪聊过天;大味的爸爸还在空军工作……我们只是不愿意。”妻子刘丽一边翻着相册,一边说着,目光里透着一种坚定的神采。 “艺术家不是一个褒义词,并不是说是个艺术家就多么了不起,他只是一种个性更鲜明或者说更极端的存在。在这儿的艺术家什么样儿都有,年初有个艺术家把自己手砍了;我原来有个朋友,跳楼自杀了;像我们隔壁邻居,也是个挺有名的画家叫片山,他就天天吃屎,你说那多恶心。还有的艺术家借住在别人家,最后和别人媳妇发生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艺术家并不光辉,宋庄这么多艺术家真正为艺术创作的能有多少呢?”杨大味眉头紧锁,额头上的几条皱纹陷得更深了。 随着宋庄的名声越来越大,来这里的很多艺术家早已不复当年第一批进驻宋庄的那些画家一样理想主义了,他们更加实际。策展人杨毅达也说:“有个说法叫‘要发财来宋庄’,所以很多人都是带着一种急功近利的心态来的。” 几年前,有个朋友请杨大味吃饭。在饭桌上,一个外地人就很直接的说:“我在宋庄考察过了,我和你们的目的都不一样。我来宋庄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出名的,用最短的时间挣大钱!”杨大味听了倒也不觉得新鲜,顺势问他打算怎么做。结果,那人毫不避讳,和盘托出:“杨老师我看您的玩偶主义风格很好,有市场潜力。我打算雇几个人照着画一大批出来,你等着吧,两个月之后一定成功!” [...]

诚仔们的善导之路

诚仔们的善导之路

Posted On: June 28, 2014

父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两个人——他们可以随时听候孩子的“差遣”。然而有一群孩子,却无法享受这份福气。 他叫诚仔(注:港语中“仔”是男孩子的意思。)十岁,小学四年级。在香港善导会的活动室里,他正东瞧西看,欢乐地和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小朋友一起嬉戏打闹、尽显俏皮。一年前,他成了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 2012年的一个午后,背着小书包放学回家的他,没有见到爸爸。 遥远的彩虹邨 诚仔和爸爸嘉哥,妈妈娣姐住在香港九龙黄大仙区牛池湾彩虹邨。彩虹邨是香港公共屋邨之一。据资料显示,香港公共屋邨(简称公屋)是香港公共房屋最常见的类别,由政府或志愿团体兴建,出租给低收入居民。 虽然家庭不富裕,但是诚仔仍然能体会到童年的欢乐。周末时,他可以和爸爸妈妈逛逛公园,或是和小伙伴们一起去登山。他非常喜欢海洋公园五彩斑斓的鱼。“因为他们自由自在,又有伙伴们在身边。” 但是一场让他“现在想起还是会害怕”的抓捕,打乱了他的生活。 两年前的早上,诚仔照旧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门。爸爸去上班,而妈妈负责把他送到学校。可就当他们一家三口刚刚踏出单元门口的时候,三名警察向他们走来。他们将手铐铐在嘉哥手上,并押着他上了警车。一套“动作”的完成不到两分钟。在他看来,爸爸没有反抗,妈妈看上去也无动于衷。而他只是躲在妈妈身后,微微颤抖着。 “我那个时候特别害怕。在这之前,我只在电视上看过警察抓坏人。”回忆起彼时的那幕,诚仔的声音还是会发颤,话语间难掩他的恐惧。 呆呆地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目送”警车开走,娣姐仍丝毫不动声色,继续她的任务——送诚仔上学。途中,母子俩没有一句话。 诚仔,是众多的在囚人士子女之一。遗憾的是,香港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而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课题组2006年所做的一项名为《监狱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基本情况调查报告》称,截至2005年年底,中国内地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总数超过60万。另据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所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些孩子会受到社会以及福利方面的压力。明仔就是其中一例。 爸爸被捕后,本来在学校很听话的诚仔,却常常因为同学们的小玩笑而与同学大吵大闹。“他在班里很听话,按时交作业,和同学关系也很融洽。可就一年前,就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和同学打架,上课也不专心。”诚仔的班主任阿荣说。而诚仔的这种行为,使他也被定义为“问题学生”。 香港对于这方面几乎没有统计的原因,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副教授崔永康认为,这还不是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我们大多数人还认为那些孩子出自‘坏家庭’,有可能成为坏孩子。故而那些孩子不值得他们去帮助。” 善导会的童年 香港善导会,多年来与惩教署合作,服务在囚人士及更生人士家庭。其于2005年,获香港公益金资助,设立“蓝巴士——成长之旅”服务,旨在帮助在囚人士的孩子们适应突如其来的变化,并进行疏导。现如今,在善导会,共有六名社工负责“蓝巴士”服务计划。然而每年申请服务的家庭达到400之多。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善导会每年只接收300个家庭。“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当中,给这些孩子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善导会督导主任、“蓝巴士”计划负责人陈佩琼说。 在内地,同样有这么一个群体。而服务那些孩子的,是一个在规章制度以及运作模式上较善导会松散的一个组织——太阳村。这一机构由一位女狱警,张淑琴建立。从1996年在陕西创办第一所太阳村到现在,八年间,这一慈善组织已经拥有8间分支机构。然而,它却因为资金不透明,教养方式不科学等问题而广受诟病。 据《中国周刊》报道,张淑琴所在的太阳村,已成为北京市顺义区政府心头之患。原因是他们担心该组织以慈善的名义向社会敛财。 同样的,太阳村也处于人手不足的窘境。它所采取的教养方式,多为年长的孩子带年幼的孩子。可年长的孩子毕竟不是家长,没有经验,难免会照顾不周,甚至有以大欺小的情况出现。对于这一问题,曾在北京太阳村做义工,现为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的夏丽丽,认为这种做法本身“并不为过”。在她看来,这一做法可以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但是另一方面,“在管理(教养)方法上确实需要改进”。 [...]

“美丽”的女权革命

“美丽”的女权革命

Posted On: June 16, 2014

“你怎么也来了,你也对女权主义感兴趣?” “不。我对徒步感兴趣,想知道她是真走下来的,还是有搭车。女权主义和徒步能有什么关系?搞不好只是个噱头。” 这是5月16日长春大学场“美丽的女权徒步”分享会开始前,台下两名男生的对话。包括会场门外,一位女生站在“24岁女权主义者徒步中国”的宣传海报前发出的惊叹:“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啊?”这些略带情绪的话语背后,是人们面对女权主义时常有的陌生和质疑,甚至会有恐惧和抵触的心理。当被问到女权主义者都是怎样的一群人时,被男人伤害过的女人?丑女?剩女?女同性恋?“都特别凶吧?”、“易愤怒,爱攻击”、“女权主义多恐龙”等等,这类形容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大多数人对于女权主义的想象。 直到这场分享会的主讲——公开自称女权主义者的24岁女孩肖美丽进入大家的视线,似乎又刷新了许多人对于女权主义的刻板印象。利落的寸头短发,稚嫩的娃娃脸,瘦小的身板,一身素净的文青打扮,自带南方特有的绵软语调,温和而并不激烈地向大家讲述着她的徒步故事。 徒步走中国 撇开女权主义者的“另类”身份,美丽也和她这个年纪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喜欢旅行,也一直憧憬着一场自己的远距离徒步。然而,大多数徒步者都是男性,户外空间对女性而言似乎并不友好。生理期的麻烦、被性骚扰或性侵害的威胁,身边的亲友都对这个瘦小女生的大胆想法有着相同的顾虑——不安全。这使得美丽开始重新审视所谓“安全”。“安”字的构成是女性处于屋顶下,即待在“安全空间”里。但根据可得的统计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性侵害案件中,施暴者是熟人;即使是熟悉的工作和学习场所,也占去性骚扰案件中的50%。安全空间不一定安全,通过身体力行的徒步,也许能为女性开拓更多户外空间。 而触发美丽徒步想法的更直接原因,是2013年媒体频频曝出多起儿童遭受性侵害的案件,平均每2.9天就有一起关于校园性侵害的报道。她感到女权主义者需要对此发出自己的声音:“反对性侵害,女生要自由!”有人不解性侵害为什么能跟女权主义扯上关系,美丽则很肯定地说:“所有事都关女权主义的事,因为它提供的是一个关于性别的视角。其实‘性侵害’这一概念的最早提出者,就是女权主义者。为什么绝大部分性侵害的施暴者都是男性,受害者都是女性?是有很大的性别的问题在里面。”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婚姻关系制约了男性性欲的满足,才会去实施性侵害,性欲似乎成为了解释性侵害行为的关键词。但现实生活中,女性实际包含了更为广阔的性压抑的群体,却少有女性强奸男性的例子。说到这里,美丽一针见血地指出:“性侵害的本质是以性的方式来实施的一种暴力。女性是否安全,其实是看其与男性处在一种怎样的权力关系当中。” 徒步。反对性侵害。原本看似平行的两个想法在女权主义的性别视角下找到了统一。终于在去年9月,美丽从北京出发,沿着107国道,以广州为目的地,开始了她的冒险旅程。经过每个县市,她都会停下来,就“反对校园性侵害”向当地的民众征集签名,形成联名信后,向政府、公安局和教育局递交其关于如何防治校园性侵害的建议;同时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询问针对校园性侵害,现行的防治措施。 而很多地方的政府机关在收到美丽寄出的联名建议信后,会给她打电话,经常是劈头盖脸地先丢给她一连串的问题:你叫肖美丽吗?你家是哪里的?你在哪里读书?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你是哪个机构的?你在北京生活,怎么会给我们寄信,你到底想干嘛?起初接到电话,象征职权利器的语调让美丽感到很不舒服,但她也逐渐练就了重复解释自己初衷的耐心。还有的地方政府对信息公开条例不甚了解,只告诉美丽自己上网去查,殊不知15个工作日内不予回复,申请人是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而直到她徒步结束,截止到今年的3月17日,发出的165份信息公开申请,仅收回42个地方政府的回复。 当然也有让美丽感到惊喜而欣慰的回馈。她在寄联名信时通常会附上专门为徒步印制的明信片,背后附有活动的介绍,但大部分政府都像没有看到一样,对美丽这样的做法似乎有很多不理解。但河南省新郑市政府在看到明信片后,上网去查了。一个听起来是领导的女人给她回电话说:“我觉得你们做的活动很好,是在支持政府,很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也觉得你的建议信里很多内容是可行的,我们确实是没有一个现成的完整的防性侵的机制。我们会开会处理,按照规定回复你的申请。” 美丽说,新郑市的态度是很少见的,也是最好的一个。 美丽坦承,她所做的政府方面的倡导并不多,也不期望通过寄联名建议信就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改变。但活动本身是很有意义,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像征集签名,很多人可能从未想过自己会参与到改变社会的行动当中,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形式,但经过这次,他们会知道,签名也是一种表态。 最终,这场从北向南2300多公里的跨越,历时144天,途径55个县市,美丽和各地沿途陪走的志愿者们共征集55次签名,递交建议信165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165封。 又一大波质疑来袭 相比之前排演话剧《阴道之道》,呼吁解放女性性自由,防治校园性侵害是站在一定道德高地之上的倡导,理应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和支持。但当徒步活动流传到网络上时,和此前每一次的女权活动一样,仍旧质疑不止,骂声不断。 “你长这么丑,谁要强奸你,走这么久都没有出事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类将批判女权具化为人生攻击的骂声,美丽早已处之坦然,她看穿了这类说法背后的可笑逻辑:这实际上还是男权主导的强奸文化——把强奸一个女生当作是对她相貌的肯定,就像人人都有一颗强奸林志玲的心。 而让美丽感到更匪夷所思的则是说她“抹黑中国”,还将她划入“境外反华势力”。在徒步到达长沙时,美丽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的采访。该篇报道援引美丽的原话称:“在中国,人们会指责受害者,而不是侵害者,这正是我们努力想改变的。”后通过《参考消息》翻译到国内的报纸上,又被中国之声的官方微博转载到网络上。一经网络扩散,一石激起千层浪。各类评论接踵而来,比如:“你应该去印度,中国没有性侵害,你这是在抹黑中国。”“中国什么时候会谴责受害者,你这是在抹黑中国。”而以上原因加上美国《时代周刊》的报道,网友自发联想到“意图很明确,经费不会少”。在美丽看来,这样评论的网友,一来睁着眼睛说瞎话,因为在她出发之前的一到八月,仅新闻报道过的校园性侵害案件就有87起;二来并不了解什么是“谴责受害者”的逻辑。其实稍微反思一下,类似“这女生穿那么骚,不被强奸才怪,女生要自重啊!”的想法仍潜在于许多人的意识里。这可能出于一种自我保护的心理——认为只要自己不那么骚,就能避免被侵害。但有时候,这种谴责舆论比性侵害本身的伤害更大。比如海南校长开房案后,有媒体发出《重视6名小学女生生活方式的失范》的评论;而在对当事小学生的后续跟进中,美丽发现,她们因不敢面对外界的眼光而辍学在家,还有其中一位试图自杀。美丽想努力改善的,正是“因为女性做了什么,才会被性侵害”,这种实质上纵容了施暴者的“谴责受害者”的逻辑。 [...]

商业,政治,和万岁的摇滚

商业,政治,和万岁的摇滚

Posted On: June 11, 2014

五一期间,各路户外摇滚音乐节扎堆井喷的现象已不鲜见,而“迷笛”和“草莓”也在近几年国内音乐节大浪淘沙式的发展中,迅速成长为乐迷认证的两大音乐节品牌。两大响亮的名号,总能吸引各地乐迷蜂拥集结。而今年五一在北京持续三天的迷笛和草莓音乐节就为景区旅游高峰消化了至少20余万的客流量。 音乐节在中国迅速扩张,但从未成为主流。一直以来被划入亚文化圈范畴的摇滚音乐节,在今年却备受瞩目。网络上流传:“女神走音、追打导演、天气‘暴躁’,是今年五一期间音乐节的三大关键词”。得益于张曼玉转型摇滚歌手,于草莓舞台上首唱跑调,以及迷笛首日导演拉闸中断乐队的超时演出,遭鼓手追打这两出“闹剧”,今年的音乐节可谓占足了五一三天的“头条”。这多少带了点讽刺意味——摇滚乐进入大众视野,并非仰赖其音乐本身,反而是凭借被镶嵌在商业体制中的音乐节成为了谈资。 商业运作与消费主义 五一去草莓听张曼玉唱歌的影迷穿上乐迷的马甲,追捧不肯优雅老去的女神;乐迷带上影迷的墨镜,吐槽女神的烟酒嗓开口吓哭一片观众。武汉大学大二学生邓凯元则较为客气地评价:“没在调上。” 独立撰稿人杨波在《是谁赋予了张曼玉登台献丑的勇气?》一文中直言:“将张曼玉这件事滗干了剩下‘唯利是图’这四个字;将整个音乐节滗干了,亦只剩下这四个字。”并解释道:“资本家很清楚找张曼玉来参加音乐节仅是因为她是张曼玉(他们对张曼玉的摇滚票房信心十足),而不是别的包括音乐和生活态度在内的任何东西。此前草莓音乐节的主办方摩登天空已跟她先签了唱片约,在这个已经没有人买唱片的年代,签这个莫须有的约既对张曼玉莫须有的音乐理想予以敷衍,又暗渡陈仓为她在草莓音乐节这个摩登天空真正的盈利模式中限定了义务。” 尽管商业之于摇滚,似乎总会招徕负面的说辞,但不可否认,摩登天空和北京迷迪学校把中国的音乐节带上了正轨。这使得乐迷也连带变得不那么“纯粹”,多多少少又附加了一重消费者的身份。而在消费主义大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人,尤其是青年学生,相比父辈具有更强的消费意识。具体表现在注重消费体验上,即强调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花了多高的价钱就有权利要求多好的服务,消费过程中的自我感受被放大。一旦感觉到自己的消费权益受到损害,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映不外乎维权,而具有核爆炸式传播节点的网络成为他们发声的最主要工具。 浏览微博、人人网等社交网站,尤其集中在豆瓣迷笛小组里,可以看到不少吐槽5月1日晚迷笛散场时的混乱拥堵。一是缺少排队指引,现场部分想搭乘大巴到人民大学终点站的学生绕场几周都没有找到指示牌,询问工作人员,得到的回复却是“还在安排”。二是摆渡大巴数量有限,且散场已是晚上十点多,狂飙乐园又远在六环,除了大巴,几乎没有其它可用的公共交通工具,回不去市区的担心和焦虑致使无论排队的,还是插队的人们,一见车门打开便一拥而上,几度在车门前挤得僵持不下。当晚现场滞留的人群里,不时会听到有人高声喊出:“张帆(迷笛校长)我看你是明年不想赚钱了!”、“迷笛傻逼!”等类似的谩骂以宣泄不满。直到凌晨两点多,最后一车人才得以坐上大巴离开。 从对主办方组织和管理能力的质疑来看,这并不是一次绝对愉快的消费体验。顺从这个逻辑来讲,相当于承认了摇滚音乐节在今天更多成为了消费品,它只是人们在五一期间出行的消费选择之一。而本应与摇滚伴生的反叛精神,似已踪迹难寻,反而在人们跳出来捍卫自己的消费权益,大声喊出内心的愤怒时,才能隐约瞥见反抗的踪影。 什么是摇滚精神? 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的人,也许还会对此抱有关于当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浪漫想象。1969年,美国深陷越战泥潭,由于没有常备部队,美国的每一个年轻人都面临着被征募去参战的可能。所有表达反战情绪的歌曲,也许都源于一种恐惧、一种愤怒——不甘为不义的战争送命,摇滚因此成为最适合表达这种情绪的载体。随之而来的是8月15日,在美国纽约州北部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一场标举“爱与和平”的音乐节在阴雨天里持续了三天,披头士、鲍勃·迪伦等摇滚巨星日夜轮番上台,而这场自由的盛会最终吸引了多达50万年轻人,在雨后的泥浆中狂欢,在草地上践行“做爱不作战”的抗议口号。然而,这场音乐运动所获得的赞美和批判几乎是同等的,这群真诚地相信“在伍德斯托克能找到真正的自由”的美国青年,也被指责为“垮掉的一代”。 摇滚乐随后也成为席卷全球的风潮,甚至变成世界性社会运动的斗士,如间接导引了捷克“布拉格之春”革命。涌现出越来越多对社会变革持激进态度的音乐人和乐队,如美国的杰弗逊飞机,英国的滚石等,既是公共事务的介入者、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也成为反叛青年在游行示威时的精神领袖和内心支柱。摇滚乐自其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反叛的烙印。然而,在摇滚乐被移植到中国的过程中,其反叛精神似乎未能得以存留。 素有中国摇滚教父之称的崔健,一度以颠覆正统、对抗主流的姿态活跃于80年代青年人的视野。在崔健看来,中国人早该有一种反叛的摇滚精神。他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时曾说过:“(玩摇滚)真正的个性不是在商业上的体现,而是在于你的批判精神。而这样批判的权利,正在逐步被削弱。”如果说在崔健那里,摇滚精神可以被解释为批判精神,那么置于当下看来,这似乎变成了“过时”的东西。 张国禹是吉林大学大一的学生,是极夜乐队的键盘手;而徐硕辰则大三,是脉搏乐队的贝斯手,也是前队长。对校园摇滚稍有了解的吉大学生都知道:“这是吉大最牛逼的两支乐队了。”在被问及对摇滚的印象时,张国禹和徐硕辰不约而同都提到了“反叛”。但似乎谁也说不上来现在这种反叛到底体现在哪里。 在徐硕辰看来,摇滚乐就是发泄自己的不满,所有玩音乐的东西都是一种发泄,只不过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包括对整个社会的不满,都要发泄出来,比如把自己想说的东西,加一些脏字去唱出来,去骂出来。但中国的文艺创作监管都比较严,跟批判沾上边的会有被和谐掉的风险。唯一敢宣泄的还是自己的压力。“毕竟每个人都还有每个人的理智,要对自己负责。”他说,不像崔健所唱的《一无所有》,“人一旦拥有一点东西的时候,就轻易不敢怎样了。” 而张国禹也承认:“的确,摇滚的力度所带给人的冲击力,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一种刺激。” 但当问及摇滚是否还像其诞生之初,具有变革社会的可能性时,他则更为直白地表示:“其实像我们这一辈,90后,包括我还是95后,根本不想跟政治(参与)扯上关系。崔健的东西有他的时代局限性。” 摇滚固然万岁。而在再难解释摇滚精神的今天,更多人愿意将其去政治化,并还原摇滚作为音乐的一种,不过是听见,然后随之摇摆。也许政治真空才是更为安全可靠的消费环境。   [...]

“信息公开”,权力的制度牢笼

“信息公开”,权力的制度牢笼

Posted On: June 08, 2014

(头图来源:中国长安网) 2014年3月22日,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发表演讲,谈及全球化过程中对信息自由的关切, “就自由的表达自我、选择自己所崇拜的东西,以及享有信息公开而言——我们相信那是地球上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 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实施6年。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发布的《2013行政蓝皮书》显示,包括公务员在内的官员和企业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基层普通民众等,对政务公开的满意度较低,47.29%被调查者认为“信息公开不及时”和“信息公开不全面”;44.49%认为“政府部门主观意志太强,公开的随意性太大”;42.28%认为“公众参与渠道较少”。 上个月曝出李娜仍在湖北省网球管理中心领工资,体育局组织人事的信息公开情况再度引发公众热议。    80万引发的信息公开申请书  3月底,一家网球专业媒体爆出消息说,单飞之后,李娜一直在领取工资补贴,还报销了前往德国治疗膝盖伤等费用。前湖北体育局网管中心主任李理仁透露,目前李娜和姜山的人事关系都在湖北体育局,所以工资补贴还在按照体育局职工的标准发放。 这一新闻引发了热烈讨论,知名媒体人石述思在博文《组织为何盯着李娜不放?》中称,“组织为政绩对李娜的奖励都是财政拨款,都拜纳税人所赐,在支付的时候并没有和公众商量,最后忤逆了民意,却还坦然面对,毫无悔意。背后证明了当下深化改革,构建法治政府的重要性——真正厘清政府、社会、市场的边界,将权力装到制度的笼子里。” 薪酬是员工因向所在的组织提供劳务而获得的各种形式的酬劳。薪酬管理应做到效率、公平与合法。 李娜作为仍然在体制内的运动员,领取工资也在情理之中,但权利的行使对应着义务的履行,李娜作为单飞职业网球运动员对仍保留着其人事关系的行政组织并未履行实质性的义务。比如去年湖北省为李娜报名全运会,李娜虽未参赛,湖北却可以借李娜的WTA高排名成为种子队。李娜未经全运,但却名留全运。 李娜所引发的关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讨论,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4年1月27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省长王国生等人,代表省委、省政府奖励李娜80万元人民币。翌日,深圳律师庞琨于向湖北省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希望公开奖励李娜80万元的法律依据、资金来源和审批流程。“财政支出的宗旨是为民生和公共利益”,庞琨说,“作为职业运动员,这么奖励没有那么大的合理性。李娜澳网奖金260万美元,她并不缺钱。希望财政支出能符合法律,也符合社会伦理和价值导向。” 湖北省体育局信息公开指南(2010年)规定,体育局应主动公开与公众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方面的政府新闻信息,公开形式主要有1、湖北省体育局网站;2、《湖北体育年鉴》;3、新闻发布会、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   20天后,湖北省政府回复一封短信,全文共562字,前面部分旁征博引,高度赞扬了李娜取得的成绩和社会影响,只有最后一段的95个字对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直接回应。回应内容如下: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章第八条“国家对在体育事业中做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的规定,参照我省奖励2012年伦敦奥运会冠军的标准,湖北省人民政府经研究决定,给予李娜80万元人民币奖励。” 庞琨质疑,“是不是这邮件没有写完?” [...]

饮马井:高楼之中的别样生活空间

饮马井:高楼之中的别样生活空间

Posted On: May 29, 2014

提到北京,第一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是什么?雾霾、古都、高楼、房价、教育、机遇……在这些千奇百怪的关键词中,“城中村”却很难成为你对北京的第一印象。然而,就在“皇城脚下”,在东南二环、三环之间,坐落着一个远近闻名的棚户区——饮马井村。这里到国贸CBD的距离不足5公里,和周围整洁有序的高楼大厦格格不入。 京津城际高铁像是一条泾渭分明的楚河汉界,把整齐划一的弘善家园与低矮肮脏的饮马井村划分的清清楚楚。走进饮马井村,狭窄泥泞的小路,灰黑破旧的砖房,臭气熏天的公厕和各种私搭乱建的棚子会让你很难相信自己此时身处北京。可这里就是“皇城”,更是皇城脚下的一座“破城”。   城中村的“前世今生” 1949年5月,北平和平解放仅三个多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即宣告成立,专门负责城市规划编制工作。时至今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已进行了65年。1958年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影响,北京的总体规划方案提出“分散集团式”布局原则,但由于未能建立起统一开发的建设体制,在新的扩展区域中留下很多“空白”。相当一部分城郊村落就处在这些留白当中,而这也成为日后城中村的发源地。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城市建设的速度随之跟上脚步。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从1991~1992年底,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修订,修订案于1993年10月获国务院批准。1993年版总体规划实施以来,首都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速度大大超出了总体规划的预计。北京城区面积在六十年(1949-2009)里扩大近17倍,城市“摊大饼”模式的发展不断吞噬着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从征地方式上看,政府通常采用“拣肉剩骨”的方法征用农民土地,而开发商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往往采取“征地不征村”的方式。只占耕地,致使成片成块的集体土地因政府听任征地单位的自由选择而被分割的支离破碎。而与此同时原农村居民点则被遗留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城中村”。在我国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这些地区处于“城乡两不管”的境地,加之农居混杂,流动人口多,久而久之形成了现代化新城中的一座座“破城”。 近年来,城中村作为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遗留产物,因其环境普遍的脏乱差,设施落后和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在2014年的两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李克强谈到:“要更大规模加快棚户区改造,决不能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2013年,北京市进一步扩大棚户区改造范围,将中心城区平房院落修缮、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城中村边角地整治和城乡结合部改造4类项目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计划用五年时间,改造527个中心城区棚户区项目,惠及居民23万户,70万人。并在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启动中心城110项棚户区改造工程,完成1390万平方米老旧小区综合改造,推出2万套自住型商品住房。”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市先后采取危旧房改造、城中村环境整治、土地一级开发等多种方式推进,累计在门头沟采空棚户区、丰台南苑棚户区、通州老城棚户区改善了30余万户居民住房条件,极大提升了城市环境面貌,取得了显著成效。虽然北京市近年的拆迁改造规划大刀阔斧,饮马井村却迟迟没有响动。北京市朝阳区农业委员会业务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说:“饮马井项目确实在棚户区改造计划中,但是项目还在审批中,一些手续还没有办好。”因此,它仍旧几十年如一日维持着垃圾占道、污水横流的局面。直到今日,还是“著名”的城中村。   糟心的环境 “你看看那门口的垃圾,都堆到路中央了也没人管。你再看那边的公厕,简直没法儿往里进!”土生土长的饮马井村村民刘阿姨如此抱怨着。刘阿姨从小在这里长大,住在饮马井一辈子,却早晚都被这污浊的环境弄得心烦意乱。“最烦人的就是下雨,这里地势低,一下雨水排不出去就会倒灌进屋里,那股子臭味真是难受。”北京7.21大暴雨,刘阿姨家也深受其害。屋里的床、柜子和冰箱等家电无一幸免的泡在水里,雨水混着垃圾带来阵阵难闻的恶臭在屋里挥之不去。 谈起拆迁改造,她的声音便又高了一个八度。一面眼里透出点点滴滴的期待,言谈中却藏不住深深的无奈感。在刘阿姨看来,饮马井村的确应该改造,可是它属于十八里店乡十里河村的管理范围,而自己的低保金还依赖于十里河村发放。因此,即使对饮马井村的生活环境有再多不满,也只能是敢怒不敢言。说到这里,她点了一支烟,烟圈慢慢向四周扩散,挡住了她紧锁的眉头。 一旁的杂货店店主王女士也忍不住开始抱怨。她是河南信阳人,和丈夫一起“北漂”已经有十多年,夫妇两人在这里经营着一个小店,儿子今年回老家去读初中。王女士很爱干净,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杂货铺,她每天都收拾的整整齐齐,一尘不染。“这里一到夏天就苍蝇蚊子乱飞,就那个垃圾堆的气味,多厚的帘子也挡不住。”王女士所说的那个垃圾堆就在几条小路的交叉口,倚着一堵断墙,各种生活垃圾堆积的如同一座小山,有几条野狗在上面翻翻捡捡——而这样的垃圾山在饮马井几乎随处可见。 去年3月,朝阳区政府曾在饮马井和白墙子地区集中启动环境整治工程,清扫垃圾山。据朝阳区十八里店乡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饮马井地区的拆迁规划还没有确定,但我们会对这个地区的环境加大治理力度,尤其像垃圾问题,要做到日产日清。”可事实似乎并不像这位负责人表示的那样,如今的饮马井仍然可见垃圾露天随意堆放。 “垃圾基本没人管,收卫生费倒是很积极!”王女士愤愤的拿出一张发票,上面写着“卫生费:50元”。过去是一年一交,今年突然变成每月一交,费用涨了,清理的次数却不见多。据王女士和刘阿姨讲,这里的垃圾一般一个月才清理一次。 然而,十里河村的社区民警范东林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饮马井这个地方比较特殊,外来人口远远超过本地人口,哪里的人都有,那人口素质也就千差万别了,卫生情况差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据他介绍,十里河村有派专人每天清扫垃圾,至于饮马井当地的“垃圾楼”问题,他认为和人口密度太大以及村里执法力度不到位有关。   拆不掉的“枷锁” [...]

风雨读书会

风雨读书会

Posted On: May 14, 2014

2013年的5月刚刚过去,毒辣的太阳炙烤着这个中南部城市。某高校读书会的同学在这几天被校方一一找去“谈话”,他们得知即将举办的夜游活动被禁止,而所在的——有5年历史的年轻读书会似乎就要寿终正寝。 2013年6月2日下午六点,摄氏29度的溽热还没有散尽。读书会的所有成员突然收到了社长发来的短信:“夜游因天气原因取消。” 小方是大一的学生,她进读书会不久。在此之前,她看过前几年其举办的夜游活动的视频,对这项活动有所了解。一则视频中的字幕写着,“未尝有月光相伴,常有星光相随,于众人如梦之时,携暗淡之天空远行。杀人游戏于闹市,不闻来往路人之细语。晓等日出,迷雾相掩,不得而归”。视频最后几行字跃然显于屏幕上时,她曾有按捺不住的激动:曾记否,毛公在大雨中朗诵诗歌,今我青年一代在夜雨中跨越江河,沉下去方能浮上来,观今日之中国,必属于如此有志之一代! 得知夜游活动被取消后,小方十分失望。但更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很快就有小道消息传来,夜游活动是被校方强制取消的。随后,她在QQ群里甚至看到了会长已经被学校保卫处带走的消息。小方心里不禁一颤,心想:难道是因为去年那件事? 2012年的白色情人节 2012年6月的这一天,是小方在高中的最后一天。高三学生放学后撕书是那晚的保留节目,被压抑已久的青年的热血与激情终于在最后一刻爆发了。但这个日子对小方来说不仅意味着高考近在眼前,她还想到了今天对中国的青年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心情很复杂的她,在空间里写下一句话:“白色青年节快乐”。 干涸的黄河中下游地区那天下了大雨,雨水冲刷着干枯的地面,也洗刷着一代人关于历史的记忆。小方这时候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同一天,在遥远的南方,有一群人,和自己想着同样的事情,而自己在一年后也被卷入其中——从北向南而去。 2012年这天下午三点,读书会的老会长和几个会员在秀玉喝茶,是真的喝茶,读书人难得奢侈了一回。桌上放着几张打印纸,纸上密密麻麻写着人名,是200多个某事件遇难者的名字。他们期间没有过多的言语,几个男人就这样把200多个名字从头到尾静静地读着。 之后大家一起去吃了饭,菜是全素的。 天黑的时候,大家到了操场,用蜡烛摆出了一个日期。而后站成一圈,默默祈祷。有人拍了照,发到了网上。 校方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展开了调查,并很快确定了参与者名单。之后又找每人单独谈话,进行思想教育。校方表达了取消读书会的意见,但是会长并不认同。后来,一位老师就此说到:“读书会是我允许办的,我说取消就可以取消”。 最后,庆幸的是读书会保下来了,条件是指导老师跟上面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并要求读书会不再组织公开活动。但是这个组织被学校拉进了黑名单,用来交流的QQ群有几个陌生人加进来——大家都知道这些人的“职责”所在。 事情似乎这样结束了。之后的日子里,读书会低调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就照常招新,开读书会、出报纸。生活这么继续着。 2013年的学校故事 离出发时间只有三个小时,读书会会长接到学校党委书记直接下发的通知,要求他们取消二零一三年六月的这次夜游活动。与此同时,会长被带到学校保卫处,接受了某局的人士的“接待”。他于晚上十一点左右被保卫处的人护送回寝室,此后行动一直受到照看,期间有人向他透露有对他学业严重后果发生。即将参与读书会的成员名单被上交到校方,党委书记当晚召集各院的负责人开会,把“任务”分配了下去。 接下来的两天中,读书会的同学不是在喝茶,就是在去喝茶的路上。 小方一日下午4时接到辅导员的电话。她借口有课不愿前往,而辅导员因此说会替她请假。谈话中,辅导员核实了一些基本情况,比如组织者和夜游的目的。又问了读书会平时的活动有哪些之类的问题。小方如实说了她知道的,她并不认为这是什么秘密。辅导员完成了任务,接着转向“在大学里加权才是第一位的”之类话题的友好提醒。 也有的谈话充满了火药味儿。一学院院长问副社长那天晚上有没有去点蜡烛,他说:“只是下午一起喝了茶吃了饭,晚上就回去写作业了”。学院副院长就问他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是错的,他说:“我知道,我晚上真应该去的。”他事后回忆,说当时也不知哪儿来的勇气顶撞院长。 [...]

樱花节后的信息公开迷宫

樱花节后的信息公开迷宫

Posted On: May 02, 2014

武大樱花迷雾 2014年,武汉大学在樱花季实施“限客令”:工作日接纳游客上限为2万人,双休日每天接纳游客上限为4万人,单张票价20元。《楚天都市报》称,首个双休日就有逾10万游客入校赏樱。 《关于认真做好2014年樱花开放期间校园管理工作的通知》中明文规定,“未经允许,不得在校园内摆摊设点、张贴和散发商业性广告(包括挂横幅),或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其它活动,经过相关部门审批的摊点一律集中在文体路。” 实际上,鲲鹏广场、梅园操场等禁止摆摊的公共区域都搭起了美食街,特别是樱花大道的商贩密集,樱花节摊位申请的批准标准是什么?审批程序是怎样的?保卫部在履行什么样的职责? 尽管在高校行政管理体系中,保卫部门承担学校政治保卫及校园安全管理职责,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高校保卫机构的执法依据并不明确、执法权限模糊。现今高校保卫机构在日常只有依据《高等教育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所规定的模糊条款来执法,而高校保卫机构在处理校内治安案件时,仍在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规定地方公安派出所执法权限的内容进行执法。 武汉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生姚俊倩在人人网上写下“樱花劫十问”,截止发稿分享314次,浏览量达20622次:1. 门票收入多少,被用何处?2. 摊位收入多少,被用何处?3. 各摊位的申请审批文件,可否公告?4.各摊位的经营许可证,食品安全许可证,可否公告?5. 如何走正当程序,满足什么标准,花多少钱,才能申请到摊位?6. 鲲鹏广场上的摊位是怎么回事?7. 樱花大道上(收费)照相的和画画的是怎么回事?8. 保卫部可否文明执法?9. 保卫部没收学生财务,可否开具执法单据?10. 可否不要约我喝茶,和全校同学,开诚布公,谈谈以上问题?校方并未回复,珞珈山水的帖子被无故删除。 3月17日,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韩旭向校长办公室递交了樱花节的信息公开申请表,4月8日(超出规定日期2天)信息公开领导小组的李主任作出回复,由于涉及公开第三方的财务信息和公开权限的问题,一些信息不便公开。但其称,如果韩同学愿意签署保密协议就可以给予其一部分查阅权限。韩旭没有追问下去,“我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当初只想尽力去做就够了。谁要坚持,明年可以继续提交。” 目前已有新闻院、法学院的四名学生自发组队,试图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一位咨询过校长办公室副主任的学生表示,“学校主张,财务公开主要是面向校内公开。我们追求教授治学,学校为学生服务,学生应该搞清楚什么是对个人成长最重要的,把精力用在科研学习上。学校只是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过分追求舒适度。往年也有许多樱花节的炒作,新闻媒体应该助力于建设性的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