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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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身怀绝技的小弟

电视剧:身怀绝技的小弟

Posted On: February 09, 2014

电影与电视剧两位好基友之间一直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正好比澳大利亚恨新西兰,美国恨加拿大,中国恨日本,日本恨韩国,韩国恨中国一样,似乎两者越近,排斥力越大。电影这位先驱一直仗着自己年长,默默欺负着小弟电视剧,时不时显摆一下自己多么有钱有势,如何笼络着最有才华的艺术家们。而电视剧则对着自己的画质顾影自怜,然后转身欺负年老体弱的戏剧。 当然,这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儿了。在坐等4K时代来临的今天,电视剧凭借着自己与生俱来的优势,开始了对电影大哥的挑战。虽说胜负未定,但也不妨让我们看一看电视剧常被忽略的优势,排名不分先后。 优势一:长! 对于《天龙八部》这种三百多角色以及各种错综复杂人物关系的故事来说,塞进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实在是大挑战。大屏幕电影本来最适合展现大场景、新世界构架,却因为时长的限制,只能讲讲两三个主角的小故事。(除非是把它拍成类似于三部三个半小时的指环王系列)电视剧却没有这一限制。以星际迷航(Star Trek)系列为例,创作者们通过726集电视剧,探索了这一虚构新宇宙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角落。 当然仅仅是长度本身并不给电视剧加分,因为“长”可以轻而易举的变成“又臭又长”。但是量变到质变,故事只有到达了一定长度才能到达下一目标:“友谊”。 正所谓“电影看世界,电视看人物”。我们追着七八季的电视剧不是为了让创作者探索他们大脑最黑暗的角落,而是因为我们喜欢那个电视剧里的主角。经过了成十上百个小时的共患难之后,我们与主角产生了牢固的革命友谊。我们看着他出生入死(或者看着谢耳朵把大家折腾地死去活来),知道他最隐私的秘密(Dexter是个杀人狂!),为他们欢喜为他们忧(夏洛克怎么还不和花生好啊~)。他们不仅可以排解我们孤单寂寞,而且随叫随到,任劳任怨,任我们花痴,不会因为我们的不搭理而生气,真是绝世好基友!而这种情谊绝不是两三个小时的电影可以情谊企及的。或许是因为电影公司们有意无意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出前传续集番外同人,以效仿电视剧这一与生俱来的特质。 优势二:俗! 俗并不是低俗。 话说当年电影KO掉舞台剧走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舞台剧、芭蕾、歌剧等等凭借着飞涨的票价,一直是阳春白雪,而电影则率领着爆米花和可口可乐成为了下里巴人。但是这一现实也同样在改变。 相比于免费的电视剧来说,几十块的电影票价实在是坑爹。同样是听故事看帅哥,为什么要坐车排队买票闹腾一大圈,而不是在家里穿着宽松的睡衣想看就看呢?当然正如吃货愿意为了吃一顿早餐排三个小时的队,球迷愿意飞半个地球看一场球,自然有许多影迷们愿意为了大屏幕而折腾。但是对于吃货和球迷来说,穿睡衣看电视,足矣。 优势三:网络?! 这年头不提网络都不好意思出门。不错,网络平台给电视剧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但这一舞台也同样让电影获益。或许是因为电视剧没有电影老大哥的架子,不介意被大家随意折腾,所以看起来电视剧在网络时代中获利更多。不过电影仍然是该行业引领潮流的人物,所以电视剧一时翻盘还不大可能。 电影还是电视剧,这一问题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出各种答案。笔者窃以为有朝一日全息甲板会把电影电视剧一气吞并了,但是谁又知道呢?   深度传媒研究中心专栏作者  骆芊竹 [...]

中国自由派的遗憾

中国自由派的遗憾

Posted On: January 19, 2014

中国人对自由民主的热情向来是饱满的,其之所以被视为在近年中迅速崛起,主要是凭借人们意识到的、或者没有在意的——在传播技术上工具变革而导致的。而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社会转型期间,原本僵化的体制矛盾重新释放、膨胀的后果。孤立的社会分歧不会自发的聚集起来、达成某种共识,只要它们不能够形成合力,就无法在社会上引发持续的、深层次的反思和基于公平道义概念的重视。新媒体的发展促进了非正统的社会权利再分配,尽管它们的力度小而分散,但是长期潜移默化的努力最终获得了一些成功。我们必须很清楚的意识到,它们至今还无法对陈旧的社会结构重新定义,也没有有可以动摇其而进行社会分层尝试的可能。它在工具主义理念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根植在不同且复杂的意识形态上的国家政治和地缘社会生态就因此得到了彻底的重视,以及改变。 假如我们按照地区来划分中国版图且进行必要的地理隔离,会发现不同的子文化背景下的同源的社会形象呈现会有极大的差异。特别是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这些文化构成的变数愈多,以至于难以较为准确地分析其中的一致性。籍于篇幅有限,我在这篇短文中,不得不撇开特别是香港、澳门的政治情态,单就大陆具有普遍共性的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将选取意识形态领域中具有代表性的媒体群体和知识界来简单讨论。我还将尽量撇开这两种势力之间交叉和泛化的关系。 自由派媒体的失落 大凡西方的媒体学者和新闻工作者认为中国媒体的分化和区分多少是有畸形的,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这大概基于他们所在的国家已然是“自由”的。但是将一种思维模式强加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来争论,显然是怀着“骄傲的父系情怀”的。所以我们暂且将整体性的管控放到一边,从机构的维度,按照是否完全自愿从属于宣传机器与否把现有的媒体形态分为“自由”的和“非自由”的两派。 后者的讨论无关于今天的讨论,我们于是将自由媒介单独分析。这一派为世人所公认的乃是“南方系”(除其主报《南方日报》)。自由媒体长期处于政治逼仄的环境下,即便它们原则上仍是国家的一部分,但作为党性媒体用来攫取社会财富和舆论阵地的附属产品,它们也未能免除经济压力的制约。透过外部不可抗拒的窘境看,媒体内部的失范也日益突出。 许多年前,自由派媒体的新闻从业者曾声称或认为自己代表着“社会良心”,从某种程度上自诩为市民社会关键的代言人之一。尽管近些年随着舶来“新闻专业主义”的介入,他们不再承认多年前自己不仅在口头上表达,而且在实际中践行的理念。但是,这种英雄主义情结并没有因此削弱和消失。考虑到子报自下至上的——子报、主报、地方政府、中央政府——高度集中的科层制结构,自由派媒体的高层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英雄中的英雄”。然而诚如香港立法会议员、原香港记者协会会长刘慧卿在我采访中提到的,“记者是职业,它的上岗不需要人民的首肯,自然也不能代表群众。代言‘社会良心’和‘社会英雄’只是美好而不负责任的幻想。” 任何一处的新闻工作者从来不需要证明自我理念的合理性,就可以将他们的意识形态推广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当中。一个不负责任的新闻界缺乏对自我认知和社会建构上的审慎态度,这个时候,第四权就很容易带领社会走向极端。一旦这些观念渗透到社会底层受众,再经由无分辨的扩散,就特别容易引起剧烈的恶性动荡和暴力革命。新闻从业者在面临这样的情形时从来不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理论因为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同,而默认提出理论的正确性。但实际上,这样的“正确”只能说明传播的有效性:他们通过记录事实,只抛出了问题,并没有找到问题所在,也不可能明确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的新闻界假如是充分“自由”的,无疑将是社会的灾难。然而最后承担这种自由的代价的不是媒体自身,而是社会共同体。 真正自由的媒介会天然的分化出大量的子载体,这些载体会继续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被培植,从而成长成亚文化的一个新分支。客观存在的媒介情形从来都没有依照过这样的规范生长,它们反而将这些可能的分支屠戮,而后创造一个广义而抽象的名词,将原来分散的概念聚合到其中,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可能争取到舆论上的“权力”。这样的行动无可厚非促进了一些公民文化的构建,同时推动或巩固了社会分层。但与此同时,运营媒介个体对此不克制的欲望往往将可化解社会问题赶到死胡同。 中国媒体所制造的极端文化的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它表现在对抗强大政治力量的危机中。但是,问题的“沸点”之后是什么?周恩来在1944年曾发表名为《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其中谈到“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事实上,仅仅在短短五年后,人们就领悟到了自由的代价。 如果说媒体自始至终就不负有解决“我们的未来将走向何方”问题的责任,那么知识界显然不可能推脱这个任务。 迷茫的知识界 中国掌握话语权的社会公知只有两种,我把他们分别称为“顽固派”和“自由派”。其中顽固派以怀念毛时代和皈依局限单一的政党政治为纲领,而自由派则强调民族固有的民主自由旗帜。与其说这两者对“政治信仰”存在根本的异见,不如说他们对社会的认知含有差异——是“先国家”,还是“先社会”。 我们今天也暂且只能谈“先社会”的自由派。耳熟能详的自由派代表人物,像贺卫方,都拥有至少是被主流社会认可的社会地位。在中国,这样的自由人往往不会有时间、也不情愿走向“田野”,在不同子社会中做扎实的社会科学实验。诚然,他们的首要任务是对“愚钝”的公众进行思想启发,于大学中教授课程培养“祖国的未来”,但是只遵从严肃的理论体系,而远离社会实践的聪明人,很容易变成“发明家”——从理性的理想主义者脱身成为偏执的空想主义者。 为了证明我上述的观点,我必须要列出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意识到,但是又被忽略的事实:所有的自由派学者,无论在讲演中,还是在社会运动中,都致力于解决“我们现在境况的不正义性”和“什么才是公平正义的社会”这样的问题;但是他们从未情愿从细节谈起“如何建立理想国” 和“理想国建立之后我们会么样”。例如宪政这样天生具有正义性的词汇不断被提起,且同时赋予更新的含义,但是这些新含义似乎除了换个角度解释其本身的正义,就没有其他的效用了。在解答“我们如何重归宪政”这个问题上,中国知识界的回应太过笼统和模糊,以至于让普通的老百姓——这个国家的真正组成者不知所措,从而归罪于政治体制,好像不是处于庙堂的那群乌合之众的左右,我们就可以即可迎来法制社会。另一方面,那些绝对化的社会变革的语言无一不让践行者恐慌,但是却无法被确认其对当权者的影响幅度。作为既得利益的当事人,我们每个人无疑都要因此充满悲壮色彩的“自裁”。 在一年前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与国际事务学院双聘教授迈克尔·派蒂斯的谈话中,我曾就如下观点和他达成共识。“一蹴而就的改革最终会迫于外界的压力或者内部的压力而落败。”外界压力的来源,不完全是僵硬体制妥协新血液的困难,还有其在逻辑上超前于智库的尴尬。中国知识界所应用的逻辑是,只有走向民主改革才能完善社会体制,它急迫的希冀当权者为深化的矛盾负责并作出根本改变;但当权者的逻辑是,如果进行了全面的政治改革,之后面对的巨大未知将或许无法控制。现行经济上的逐步改革无形中在影响着政治决策的结果,尽管这些改革遭受知识界的广泛批判,并决意认为“没有政治上的保证,经济改革必将失败”,但必须承认的是我们在短期内看到了一定的成效。 两种逻辑都有彼此的道理。如果知识界可以为政界解决“如何解决政治改革的失控”,那么政界就可能采纳知识界的方案;类似的,政界假若回答了“经济改革势必长远有益的影响政治体制”,那么知识界就可以放心承认其的合法性。但两者从未达成实质性的互信,而互信达成的条件和风险又似乎特别高,所以亦如迈克尔所说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博弈,而且在社会发展中十分常见。”然而无论依照哪一种方式,或者两种方式分别占有一定权重的改善社会,剖析“我们将走向何处”这个命题都格外重要。知识界毋庸置疑都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来回答这个问题。 知识界需要有人成为标杆,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教化群众,匡扶社会正义;但同时需要有人成为学问的解决者。复杂的问题本身就是千头万绪的,知识界的责任是抽茧剥丝,一点一点突破,而非进行抽象出一个包括诸多冗余概念的社会图像,二次复杂化和过度简单化这些困惑。在通向乌托邦的道路上,知识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一个都不能少

一个都不能少

Posted On: January 06, 2014

我一直不喜欢看中国电视剧,一是时间上太过奢侈,不允许;二是质量让我有侮辱智商的感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在这个时代,中国的现实社会要比电视剧生动、有趣、复杂的多,而且还是“现场直播”。这次关于张大导演的“超生戏”又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不管是“葫芦爹”的称号,还是以大导演历年作品为调侃素材的漫画,再到南京东方卫报对这个63岁、带有陕西口音的著名导演的“寻人启事”,都是张导现身说法前的精彩画面,而且可圈可点。但更精彩的是围绕这位政协委员超生行径的舆论发酵,从好奇到愤怒,从愤怒到理解,从理解到奢望,期间的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火上浇油、借刀杀人、借力打力、围魏救赵等手法把本片的节奏和高潮演绎的淋漓尽致。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两种观点: 第一,张艺谋这事就是明显的“特权”行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只是一个口号;第二,张艺谋没有错,相反,他是在以身抗暴,反抗恶政,维护人权,可谓“正义的化身”。如果套用李敖曾经形容国民党的一句不太雅观的话来概括当前舆论乱象,就是“张导手淫权力,民众意淫张导”。 先说第二种观点,我觉得真是浪漫的无可救药。张导“超生逃罚”已多年,但从未听他公开表达过他超生之举是为了“反抗恶政”,而准备接受罚款并公开道歉的事实又是对自己现在并不准备要“以身抗暴”的最好证明。更为关键的是,既使现在张导真的公然维护并争取我们的权利,还用自己的影响力和资源来推动法制的进步,诚然勇气可嘉,可是这依然无法洗清他之前那么多年侥幸逃脱的“罪名”。至于第一种观点,的确没什么错,毕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常识,而且这也是人民日报等官媒强烈引导的舆论方向,甚至把它归结为中央下决心向利益集团开炮的又一胜利,可是我总觉得,争取“平等地做太监的权利”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而且由于注意力的分散,反而让我们忽略了更为重要的问题。难道我们还不该好好地反思一下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制定背后的逻辑吗? 其实,张导的“超生门”背后折射出来的另一个问题要比这个八卦似的话题有趣得多。就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间,人们的基本权利还没有得到完全满足,如果这时某些特权行为虽然在法律上或许不被允许,但是和人权相一致,我们该怎么对待这种含有“人权”性质的“特权”?一些人认为这个悖论既然是在一个弯曲的平面上产生,那么用“特权”来争取“人权”或许就是唯一的办法。但在我看来,把争取平等权利的希望寄托在某个本身正在享用“特权”的人身上不太现实,因为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里的投入和产出比太明显不过了。如果他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其他力量和权力媾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利,那么为什么要去冒不仅会失去“特权”,而且还有可能丢掉更多基本权利的风险呢?试想一下,换作是你,又会怎么办? 这样你就发现,或许一开始我们就搞错了方向,不管是单揪着张艺谋以泄愤,还是把他幻想成一个“救世英雄”都过于肤浅和狭隘。因为不管是剥夺我们基本人权的政策制订,还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设置寻租机会,都不是“张艺谋们”所能为的。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如何能让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真正地体现我们的利益和权利,并且让这些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不能够给任何人开绿灯。这样看来,其实张导跟我们是一样的,毕竟连本属于自己的基本的权利都要靠在权力面前低三下四乞讨才能获得,再高的社会地位又算得哪门子尊严呢? 所以,我们真正应该努力的方向是,“踩过”张导继续向前,对那些所谓的人民公仆问责,并且进一步推进能够保障我们权利的制度建设。套用胡泳老师曾经的句式就是:“外争人权,内惩特权”。这两者要齐头并进,一个都不能少?对,一个都不能少! 深度传媒研究中心评论部 专栏作者 邵龙豪   [...]

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

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

Posted On: December 08, 2013

1841年,埃德加•爱伦•坡发表了一篇题为《毛格街血案》的短篇小说,而这篇小说如今被认为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篇侦探小说。坡在这篇文章中塑造了一个通过演绎推理破案的业余的侦探杜宾的形象,杜宾便也是侦探文学史上的第一位侦探。对坡来说,侦探小说只是其工作的冰山一角,杜宾的形象也仅仅出现在寥寥几篇短篇之中。而文学史上最为人所熟知的侦探形象则无疑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在其《福尔摩斯探案集》中塑造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福尔摩斯甚至成为了名侦探的代名词,《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成为了侦探小说中最著名的经典。《福尔摩斯探案集》无疑是中短篇侦探小说中的经典,然而却未有长篇的故事。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侦探小说应该算是威尔基•科林斯的《月亮宝石》,在此之后也有着大量的长篇侦探小说,其中不乏像《黄色房间的秘密》这样的优秀作品。《黄色房间的秘密》也是长篇密室杀人案件的经典之作,被誉为“不可模仿、不可超越的推理小说杰作”,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怪钟疑案》的第十四章中,赫尔克里•波洛分析各个流派的侦探小说时也对这部小说大加赞赏。 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侦探小说趋于成熟,这一时期被称为“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而在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三位当属阿加莎•克里斯蒂、艾勒里•奎因和约翰•狄克森•卡尔。先说阿加莎•克里斯蒂,她被誉为“侦探小说女王”,著有80部侦探小说,笔下最主要的两个侦探分别是比利时矮个子侦探赫尔克里•波洛和来自乡村的老太太简•马普尔小姐。两人都是洞悉人心,擅长通过心理的分析而非仅仅关注案发现场的那些细节的侦探。在调查的过程中多是以与案件相关人员进行交谈,从交谈中获得线索,波洛经常提到要用大脑中的灰色细胞进行逻辑推理而不是仅仅去对案发现场的仔细搜证;马普尔小姐则更是经常从生活中的琐事中得出案件的线索。在克里斯蒂的小说中,经常有的现象是与案件相关的人物与线索有八、九个,案情扑朔迷离,常常使读者如陷入迷宫之中,被各种假象蒙蔽,可是在结局揭晓之时,却又有着合乎逻辑和自洽的解释,所用的线索在之前的叙述中均有所交代,解释让人信服。这也正是克里斯蒂的高明之处和她的文字的魅力所在。 艾勒里•奎因则是美国侦探小说在黄金时期最著名的代表,这个笔名下实际上是一对表兄弟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他们笔下最主要的侦探便是艾勒里•奎因,而在很多故事中,其父亲纽约警察局的警官理查德·奎因也有出场。小说中的艾勒里•奎因就是一位侦探小说作家兼超级侦探,有着运动员的魁梧体魄和迷人的灰色眼睛,思维敏捷,具有高超的推理能力,利用这一能力破了许多案件。奎因的小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将所有的线索呈现给读者,将读者和文中的侦探完全摆在了平等的地位上,而没有读者和文中侦探在信息上的不对称,甚至在很多作品中,奎因在叙述完案情,将要揭开谜底之时,写一个所谓的“挑战读者”。正是因为其作品的公平性,与克里斯蒂的小说一样,奎因的小说在谜底揭晓之时,其推理的逻辑性都不得不让读者心悦诚服。 约翰•狄克森•卡尔与上述两位又有所不同,他的专长在于密室案件和不可能犯罪。卡尔是美国人,其妻子是英国人,卡尔在婚后长期定居于英国,使得卡尔变得十分英国化,更像一个英国作家而非美国作家。他笔下的两大侦探基甸•菲尔博士和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均是破密室案件的高手。与其他两位一样,卡尔也是将推理线索都公平呈现给读者,而卡尔的密室手法的可行性均是经其亲自加以实验过的,无需质疑其可行性。在卡尔的《三口棺材》中,卡尔更是借菲尔博士之口发表了所谓“密室讲义”,总结了各类不可能案件的特征,对不可能犯罪影响深远。 总的来说,黄金时代的侦探小说多是以一种解谜智力游戏的形式出现,这一时期大量的优秀作品都有着精巧的案情构思和合理的最终解答,这一时期的侦探小说正像赫尔克里•波洛在《ABC谋杀案》的最终所说,“Vive le sport”(游戏万岁)。    深度传媒专栏作者 李松沅 [...]

另眼观“薄案”

另眼观“薄案”

Posted On: November 19, 2013

政治本身就不简单,中国的政治似乎更是复杂。虽然这场风起云涌的“世纪审判”已经落幕,而且曾经的微博直播庭审过程,审判细节公开等做法还给中国法治形式上的进步增添不少亮点,但是审判过程之迅速,审判情节之跌宕,审判结果之“离奇”,再加上薄君最后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时那诡异的笑容,还是让很多人有看戏的感觉,以至于有人戏称,“买了雍正王朝的票,看了宫锁心玉的戏”。 薄熙来和他的重庆模式问题的确很多,也很严重。张千帆教授在《薄熙来的政治遗产》里已经有全面和深刻的分析,而且还“瞻前顾后”地还梳理了一下“威权时代的极权遗产”并对“重庆模式”和中国的未来敲了警钟。而就公德、私德而言,我觉得在法律问题上过多地关注别人的私人问题,并且长篇大论地做“道德文章”,本身就不太道德。但更严重的是,这样看问题,如张千帆教授所说,就好像把显微镜聚焦在麻风病人的一块红斑上,对表面瑕疵的关注漏过了致命的内部缺陷及其造成的实质伤害。 但我感兴趣的是,如果说审判之前,大家还看不清重庆模式的真面貌并且被薄的“高富帅”形象所迷惑,可在审判之后呢?在罪行昭然若揭的时候为什么民间还会有那么多“清官被整”的感慨呢?难道这些都是薄漂亮的演技和老百姓“愚笨”的结果?难道当局就不应该有一些自省的思考?难道袖手旁观甚至是推波助澜的我们就不应该有所反思? 在我看来,薄最聪明的一点就是他看准了今天社会的最大软肋–贫富不均。用平均主义式的口号来博得底层大众的好感,联合大多数来打击少数以搏上位,这种方法在历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中国,在始终都没有健全法制来保障私权的中国,屡试不爽。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当年的土改,再到毛的文革无一不是深谙此道的高手。更何况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的今天,“新三座大山”压得大家几乎喘不过气,而当局又没有什么积极的作为来改变这种局面,不更是为那些“野心家”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吗?所以,与其说是大家被薄的小恩小惠所迷惑,倒不如说是巨大的现实漏洞给薄钻了空隙。而且,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如此贫富差距之现实,又拿不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和方法(当然不能用薄的方法),谁又能保证不久的将来,另一些“薄熙来”会重新起来呢?到时候谁又敢肯定还会像这次一样幸运,一拳打出个“王都督夜奔领事馆”以致东窗事发? 如果说严峻的现实问题和近些年“渐而不进”的政策作为的确给薄提供了可乘之机,可是文革这血淋淋的现实不是才刚刚过去不久吗?难道薄的“黑打”和杀鸡取卵的发展方式不是很明显的丑恶伎俩吗?你能想象今天的德国,即使贫富差距等现实问题有一定凸显,还会有大量的人响应希特勒式的口号吗?当然,这源于他们健全的民主机制和较为完善的福利体系,可是他们对纳粹和东德极权主义的彻底反思难道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吗?因为这样,整个民族曾经的过错才有可能真正地转化为正面的免疫能力,成为另一种“财富”。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人容易被薄的伎俩迷惑,即使是有主观的无知,但在我看来,这也是和多年来的“愚民政策”以及对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紧紧相关的。君不见,历史教科书上满篇的“革命史观”和“阶级史观”还在大行其道,电视荧屏上整日充斥的“抗日神剧”更是不堪入目,以至于在前一段香港正在规矩地“反洗脑教育”时,有人说大陆打砸抢的抗日游行刚好在展示洗脑成果。所以,只有当我们去充分地面对并反思真实的历史时,历史才能成为我们的一笔财富,即使是所谓的不光彩的一页,充分挖掘之后,也有其积极意义,也才有其积极意义。 当然,需要反思的不只是执政者,还有那些曾经推波助澜、为虎作伥的媒体和一些知识分子。记得当年薄和他的重庆模式红遍大江南北,满纸的夸赞和吹捧,什么“重庆模式是中国的未来”都出来了。当时并不是没有质疑的声音,只是在这“万马齐嗨”的喧嚣声里,哪还听得见这点声响。可是在今天,又有几家媒体或者几个学者站出来为自己曾经的无知和盲从道歉呢?更多的是破鼓万人捶,墙倒齐推的势力,这难道就是天天叫嚷着的真正独立?其实不管是当年迫于压力的鼓吹,还是今天为保政治正确的大骂,若没有真正地反思和承担,不都是软骨病的表现吗? 可在我看来,最要命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如张千帆教授所言,重庆模式只是中国模式的“加强版”。重庆模式红极一时的背后是当代中国普遍行事的规则和逻辑。其实不管是当年对待文革历史的态度还是薄所采用的杀鸡取卵的方式,不都是只顾眼前利益的绝对实用主义在作怪吗?而不论是媒体们之前对薄的无限推崇还是现在的千夫所指不都是简单的成王败寇理论吗?还有那些心甘情愿地认为只要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利益,哪怕是牺牲少数人和法治又何乐不为,这难道不是残忍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思想吗?这些曾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血液里的思想毒素并在现实社会里大行其道的处世逻辑至今都没有彻底地反思和根除,难道不是重庆模式能够得到很多人认可和同情的重要原因吗? 而纵观当前的舆论治理手段,从薛蛮子到王功权,从范德均到陈永洲,这一连串的个案背后都多多少少有程序不正义的问题存在,而且某种程度上央视媒体直接介入审判跟重庆的公检法一体如出一辙,这种现象在中国大行其道切屡试不爽,怎能让人对法治的中国梦抱有乐观? 其实,反观薄案,这的确是法制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也彰显了中央打老虎的决心,可是这么大的官员落马终归有损我党的元气,但如果能借此时机来共同反省或探讨一下我们的政策和一些思考方式,是不是更为有益的一件事呢?   深度传媒 专栏作者 邵龙豪 [...]

疯子朱 ——一些《在路上》的故事

疯子朱 ——一些《在路上》的故事

Posted On: November 15, 2013

一 我第一次遇见老朱是在我刚上大学不久。那晚我刚跟父母吵了一架,大抵是关于我想学话剧而他们不让。我应邀去了一个派对。厄巴纳的天很冷,我裹着大衣在阳台上跟朋友心不在焉地聊天,讲的无非是选课专业之类的无聊话题。屋里近二十个人挤在不足八平米的客厅里,有五六个美国女生只得叠在一张双人沙发上。唯一一点可以立足的地方被四五个男生占领。他们刚穿着内裤跑了一英里回来,此时正在伴着某一首我听不见的音乐又喊又跳。老朱站在他们中间,跳的最欢腾。旁边的小耐突然一把把他身上仅有的短裤扯了下来。姑娘们又是尖叫又是爆笑。老朱伸手就去扯小耐,却抓了个空,他早已窜上了人满为患的沙发,一拉门,躲进了阳台。老朱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去开门,结果门卡的太紧。我在一旁悄悄地帮他推了一下。门呼啦一声开了。老朱冲我笑了一下,两人就算是认识了。后面几个男生一拥而上,把小耐抓回了屋里。 朋友提议回家。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一群或半裸或全裸满屋子飞奔的男生,去衣柜里拿包。在一大堆风衣羽绒服T恤牛仔裤的下面,压着一本破旧不堪的书,发黄的纸卷了起来。“在路上”三个大字几乎占满了整个封面。下面凯鲁亚克的名字被记号笔划掉,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龙飞凤舞的签名——老朱。 二 老朱其实只比我大三四岁,但因为某个装嫩师姐的缘故,小朱就被喊成了老朱。 再见到老朱已经是几个月之后的事了。他和小耐决定骑自行车横穿美国,于是召集了一帮朋友。我坐了二十四个小时的硬座从厄巴纳到芝加哥然后再转车,到纽约时已经入夜。老朱扛着一辆从他爸爸的朋友的哥哥那里讨来的自行车,手里拎着一袋生胡萝卜条,算是接风的晚餐。 我们就这样上路了。 从纽约一路向西过费城、匹兹堡进俄亥俄州,然后到厄巴纳,再向北到芝加哥,然后再一路向西,穿密西根、威斯康辛、南科德拉州。如此骑了几千公里,进恶地国家公园的时候,老朱的车已经濒临散架了。每骑一个小时,我们就下车休息,然后看着老朱满地找小碎石头塞在六角钉的缝隙里,卡住早已滑丝的踏板。他的水货外胎也开始掉皮,鱼鳞般一片一片的,骑起来满山谷都是“啪啪啪啪”的声音。老朱叫嚣着要在金门大桥上把车子丢进太平洋,以报坑爹之仇,然后又带着小耐去爬悬崖去了。 从轿车里出来的小男孩儿指着老朱跟妈妈撒娇,说要去爬。他妈一把抓住他说:“不学好,他们都是坏孩子。” 我把这个故事说老朱听,他哈哈大笑道:“我儿子要是有我这么捣蛋,我一定骂死他。” 说归说,老朱仍旧哼哧哼哧地骑着他那辆不靠谱的自行车。快进黄石森林公园的时候,小耐说他的车胎太色,成天“啪啪啪”,让他不能专心骑车,于是出了个馊点子,说用电工胶带把车胎一圈一圈缠住。两人一人拿一个轮胎,不到十分钟就完成了这一壮举。老朱试了试,挺好使,于是高兴地跟着我们爬上坡。 直到下坡的时候,才发现了大问题。刹车片磨在胶带上直打滑。我们骑在前面,听到老朱在后面大叫“刹不住刹不住刹不住!”一群人纷纷躲到路的两侧,只见老朱从我们中间飞冲过去,越来越小,然后啪嚓一下摔了个屁股向后平沙落雁式。 老朱捂着流血的眼眶被送进医院缝了十几针,回来的时候指着眼睛说自己一点麻药都没打。只是在没有人主意的时候,眼神里有些异样。 我在黄石公园的纪念品商店用我紧缺的现金买了顶最便宜的牛仔帽,塞在行李里。等众人架好帐篷、吃好饭、调戏完麋鹿、然后陆陆续续睡觉的时候,我才把帽子递给还在烤火的老朱。他愣了一下,说“给我的?”,竟有点不敢相信。 “牛仔帽跟你的眼罩特配。” 他整了整那顶压瘪了的帽子,扣在头上,模仿着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声音说:“西部,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我被他逗得哈哈大笑。待我们笑完了,我说:“给我讲个故事吧。” “什么故事?” [...]

产权界定和现代商业精神

产权界定和现代商业精神

Posted On: November 10, 2013

价值是很难判定的,即使是最明智、最都洞察力的人也很难从这个命题中得到令自己信服的答案;换种说法,也可以说价值这个概念太过复杂,以至于人们对这个概念认知的主观性之强,使得它几乎完全的失去了自己客观性。在这种该情况下,度量价值就会显得很有价值,这件事似乎正是近千年来经济学家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 经济学家们相信理性的力量,相信基于理性的标准可以度量价值这个最难以捉摸的概念。据于价值源于交换的理解,他们建立了成熟的古典经济框架。供求、生产,这些概念使得经济学自有其独特的性格。在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中,有一个概念叫“交易成本”,而真正让这个世界了解它的,是一位叫科斯的老人。今天,在他离世之后,再次翻看他最负盛名的两篇论文——公司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隔空遥望,我还是能感觉“交易成本”这个词的价值。它不仅是在经济活动中的路标,也是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基础,是对人最基本的权力的尊重,对人性的致敬。 现代社会经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就是交易,交易可以最大程度的增进分工,提高效率。因此古典经济学建立的前提就是充分流动的、充分交易的市场。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的很多问题,却就是由这个问题为发端产生的。在之前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中,经济学家构建了变化多端的“企业—居民—政府”的关系,并进行各种推理与演绎。但是,正如后来科斯先生强调的,这样的经济学只能叫做“黑板经济学”,即脱离实际的一种“智力游戏”或“头脑风暴”。虽然这样的说法显得有些武断,但是科斯先生阐述的,其实是一个先于诸多经济学模型发生的,社会和企业的组织过程中的一些基本的问题。 在使他在学术界扬名立说的两篇著作, “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他很好地解释了社会组织的功能。他创意地指出企业的功能是降低交易达成所需的成本以及在信息搜集和扩散环节所需的投入。这让我们在观察这些或者欣欣向荣或者垂垂将死的企业时,更能了解它们基本使命完成情况和它们命运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他转向社会,指出了解决社会外部性问题的无二法门:用公共的力量减少交易成本,使得资源的流转更加自由。这样一来,社会内部的交换就变得更加容易,就不需要使用死板而有失公允的“庇古税”的方式,间接而粗暴的接入自由的社会交易进程。 中国经济学家受到了科斯先生深入的影响,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斯先生对于远东大陆上中国这个新生儿庞大的经济体的独到的、欣赏的眼光。虽然他从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但是他的学说在中国的影响力几乎是空前的。 其实,对于我而言,这些功绩都不是科斯最伟大的地方。作为一位罕见的不擅长使用数学工具的现代经济学大师,他有意无意地将实验科学的直觉判断和感性思考带入了主流经济学圣殿。在实验科学中,感性的预测或者说断言是极其重要的,它以来对于系统充分的理解和掌握,而这种方法的存在使得实验科学有了独立的人格,独立于严谨的、理性的理论推导的独立方法论。 在科斯先生之前的经济学研究中,这种方法的存在是既不受重视,也不被接受的。但是在科斯先生暴得大名的两篇经济学巨著中这种方法自然的流露使得现代经济学变得更加柔和,更加具有远见卓识。我不知道这是科斯先生自己的发现,还是他的确从近代实验科学中学到了什么,但是我始终认为,能够改变未来的东西是伟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斯先生的这个贡献是开创性的。 历史给一个人最好的纪念不是它能给这个人怎样的生前权贵和死后哀荣,而是这个人的思想怎样深入的嵌入这个世界的血肉、这个世界最基础的逻辑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斯先生一生的价值在他对于价值的求索中展露无遗。 深度传媒 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甄儒明 [...]

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

Posted On: October 25, 2013

记得在2010年,校园学童和幼儿园孩子被杀事件等悲剧频发,籍于此,几位优秀的知识分子举办了一个讨论会——《知识分子和这个国家的下一代:拿什么来保护我们的孩子》。会上,几位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声讨那些丧心病狂的犯罪分子的同时,还把矛头指向了加剧人性崩溃的社会病理和体制遗毒,并一阵见血地指出了个体混乱暴力背后的普遍暴力。如果从这点来讲,这些知识分子又何尝不像是“单纯的”“孩子”呢?他们就像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那个孩子,在众人一片兴奋但虚伪的赞美声中,大声地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而在那次参与讨论会的“孩子”当中,来自北京大学的夏教授就是其中一个。 在此事件发生之后,我才对夏老师有更多地了解,我发现他一直都在关心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革,而且时有精辟之见。在悼念经济学家布坎南时,他在文章里呼吁知识分子积极参与中国未来变革的进程之中,不要做不以为然的犬儒派(参见《夏业良:阅读布坎南——不要放弃对更好的世界的想象》)。这些都让我坚定了夏业良是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的看法。因此,当我看到夏教授被北大解聘的消息时,愤慨自不必说。痛定之后还是要思痛,还是让我们先冷静下来看一下北大给的解聘理由。 在北大经济学院院方的回应中,该院副教授夏的教学评估成绩“连续多年”处于全院倒数第一,而且从2006年至今,学院持续收到学生对夏授课方式、授课内容、工作态度等有关教学工作的批评意见多达340条。 我觉得这两点理由都不够充分。第一,“连续多年”教学评估倒数第一就被解聘,院方是否有明确且公开的制度性规定?若有,具体的年限和规定又是如何?而且,最应该解释的是教学评估的内容和规则又是?不会就因为学生340条批评意见吧?毕竟在一所大学,如果学生评价确实会影响到某位教员的教职,着实应该对相关影响的量化标准同样作明示。 第二,学生本来就是众口难调,每名教师的风格不可能符合每一个人的,更何况是人才济济的北大?学生对教师教学风格的评论本身也是多元化的。据媒体报道,况且在评师网上,夏的好评指数并不低,甚至有留言学生描述,夏教授的《经济学原理》是“北大最火爆的通选课之一”, “限额100人的教室经常讲台周围和走廊都是人”。这种强烈的反差总该给些更详细明确的解释吧? 第三,“从2006至今,8年时间,340条批评意见”是多还是少?这也需要对比才能作判断,而按照院方规定(如果存在这样的规定),达到多少条会有被解聘危险呢?更重要的是,这些所谓的批评意见到底是针对什么?如果真如一些人所说,除了曾多次被学生举报在课堂上发表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话外,无法给出其他正当的理由,我很担心此等行径会落下“用政治手段打压异己”的丑名。。 按理说,大学聘用或者解聘教职人员,属于学校内部管理事项的范畴。但是引起这么大的舆论反映,总归是有一定的特殊原因。在事实不清,无法明辨是非时,一个有效而正义的法则应当是去审视这件事是否能够做到程序正义。我不喜欢阴谋论式的政治解读,好像只要是官方不喜欢的一定是高风亮节的大好人似得。在我看来,这同样是一种被政治绑架的,极端的异化思维,前一段时间在微博上甚嚣尘上的薛先生事件就是一证。但是,一个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非常优秀的老师,突然被辞退,引起较剧烈的社会影响,那么不管是校方还是老师,或许可以或者说有义务公开更多的信息,校方更应该给出更为详尽和充分的解释,以回应大众舆论。 我更想说的是,一个社会需要一批有自己独立观点的知识分子,哪怕他们和官方声音并不完全保持一致。况且,一个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不就是独立地提出批判的观点吗?那个指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不但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甚至是奖励,难道这不是标志个社会是否开放和公民是否在法律保护之下的重要因素吗? 我们保护我们的孩子不受到意外的人身伤害,是在保存这个民族未来的力量,而我们是否更应保护那些敢于脱掉皇帝新装的“孩子”? 深度传媒专栏作者 邵龙豪   [...]

Higgs

Higgs

Posted On: October 24, 2013

Higgs先生在暮年获得诺贝尔奖可谓众望所。他的工作完成了量子力学中的标准模型的最后一块拼图,虽然实验的验证工作还在全球几大实验室中进行,他的贡献毫无疑问是历史性的。作为物理人,我将在一定的专业程度的基础上,向大家介绍Higgs先生的工作,并且说明他对于物理学发展的重要贡献。 迄今为止我们对于微观世界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以及它们之间的电磁相互作用、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的理论是所谓的标准模型。在量子场论中,所有的粒子都对应一个相应的场,而标准模型中传递相互作用的中介粒子所对应是所谓的规范场,规范场满足规范不变性,即对场做一个规范变换对于Lagrange量从而对物理的量没有影响。规范不变性的要求使得所有的规范场必须是无质量的。另一方面,实验证明,弱相互作用的作用范围很小,属于短程力,这也意味着传递弱作用的粒子是有质量的。因此需要一种方法既保持理论的规范不变性又赋予一些传递相互作用的粒子以质量,这也就是引入Higgs场的缘故,那些需要获得质量的粒子通过与Higgs场的相互作用而获得质量,而在理论的Lagrange量中所加的与Higgs场有关的部分也是规范对称的,这样整个理论的规范对称性也保持了下来。所以Higgs场对应的基本粒子——Higgs Boson是标准模型关键且必需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理论来说,只有其预言被实验验证才能证明其正确性,而通过实验来研究基本粒子的方法比较有限,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在粒子加速器上通过粒子的对撞来研究。如果对撞的粒子的能量越高,对撞的产物中就可能有质量更大的粒子;而如果粒子对撞的粒子的能量不够的话,由于能量守恒的缘故,一些大质量的粒子不会出现在产物当中。由于Higgs Boson的质量至少是大约100GeV的量级,属于较重的粒子,因此对撞所需的能量较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LHC这种能提供更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来帮助寻找Higgs Boson。对撞产生的Higgs Boson也不是被直接观测到的,因为它的寿命非常短,很快就会衰变到其他更轻的粒子,在Higgs Boson的各种衰变方式中,对于这个实验比较重要的是衰变到双光子的方式和衰变到两个Z粒子进而再衰变到四个轻子的方式的信号,研究人员通过对于这些衰变产物的分析最终确定了Higgs Boson的存在。 Higgs Boson的存在从实验上的确认对于粒子物理来说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因为它是标准模型所预言的粒子中最后一个被找到的基本粒子,它的被发现进一步确定了标准模型的正确性,而标准模型是我们对微观世界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及其之间除去万有引力之外的所有相互作用的理解,代表着我们对于世界认知的一个高度。自古以来人来就想要认识这个世界万物的规律因而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标准模型正是现在我们对世界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这种意义上来看Higgs Boson在实验上被发现是人类在认知世界的过程中的一次胜利,也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标准模型并不是我们认知的终点,但正因为Higgs Boson标志着标准模型正确性的彻底确立,当我们在探索超越标准模型能标的新物理的时候,必须要求在低能下给出与标准模型相同的预言,否则新理论将因与实验不符而被淘汰。 深度传媒 特约专栏作者 李松沅 [...]

当他们老了之后——漫谈好莱坞老人电影

当他们老了之后——漫谈好莱坞老人电影

Posted On: October 17, 2013

“当你老了之后,你要记住三件事:不要错过厕所,不要浪费硬的机会,不要相信放屁。” ——《遗愿清单》 当维修老工卡特和千万富翁爱德华在床上相遇的时候,背景音乐并没有飘出悠扬的女和声,摄像机也没有360°围着两位主角旋转以达到梦幻眩晕高潮的效果,因为(请原谅我的直白)他俩都快死了。 两个文化背景社会地位迥异的人,就这样一起躺在了癌症病床上。当爱德华发现了卡特的遗愿清单之后,他决定资助卡特,并和他一起环游世界完成所有的心愿。死亡、疾病、梦想和爱的主题贯穿了整部电影。 若是抛开主题来看,《遗愿清单》(The Bucket List)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好莱坞电影,因为他拥有了顶级明星阵容、喜剧加动作的类型和异国风土的唯美取景。 金融危机之后(咳咳,艺术生说“金融危机”的机会不多,让我好好享受这一时刻),金融危机之后,好莱坞土豪们越发地保守胆小了。且不说二三线演员,只要年轻观众号召力不够就不被看好。当年呼风唤雨坐拥小金人的一线演员们大多已步入了不惑古稀之年,面对着这样的环境,老戏骨们的选择是——抱团。饰演卡特的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 和扮演爱德华的杰克·尼克森(Jack Nicholson)两位奥斯卡影帝不仅拥有着出神入化的演技,也因为出演蝙蝠侠等片(杰克·尼克森饰演老版的小丑,而摩根·弗里曼则是新版的福克斯)在观众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此联手,自然吸引了一大批观众。 相比于《敢死队2》(The Expendables 2),两两抱团只是小菜。史泰龙(Sylvester Stallone)一挥手,八九十年代称霸影评的硬汉们纷纷响应: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布鲁斯·威利斯(Bruce Willis)、杰森·斯坦森(Jason Stathan)、李连杰还有与诺基亚手机齐名的查克·诺里斯(Chu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