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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得主杨紫烨谈影像: 真实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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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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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得主杨紫烨谈影像: 真实最重要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杨紫烨女士的新纪录片《争气》,前不久在香港上映,并成功获得百万港元的票房。纪录片市场少有可以盈亏平衡的作品出现,杨紫烨对此认为,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发行渠道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也很重要。

作为奥斯卡舞台上少见的华裔纪录片人面孔,2007年,她凭借《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后三年,她执导环保题材纪录片《仇岗卫士》,于2011年再次获金像奖提名。

深度新闻网总编辑叶凝,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争气》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公映,并就电影、纪录片和影像记录和杨紫烨进行了交流。

 

2014年10月16日,杨紫烨执导的纪录片《争气》在香港公映。片中记录几位香港“问题学生”,其中包括失明学生、学习成绩差、有盗窃行径和有情感问题的少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接受各种挑战,最终在舞台上成功表演音乐剧的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杨紫烨试图通过这部纪录片,表达她对社会评价机制不同的看法。

 

深度中文网(以下简称“深度”):为什么您的这个新纪录片取名叫“争气”?

 

杨紫烨:这个名字的确定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家提议了许多名字,后来选了一个比较符合故事的整体结构的,比较文雅的。而后,纪录片投资方,也就是基金会,觉得起的名字太平实了,就改成了“争气”。

 

深度:在拍摄,也就是准备音乐会的过程中,这群“问题学生”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杨紫烨

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于不是很好的中学,甚至特殊学校。在香港,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学往往被认为是好的,比较难进入。它们的生源也比较好。但这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去这些好学校的学生就是不爱学习的,没有什么其它天分的孩子。

所以去年,有一个基金会,就到三个“低等级”的中学和一所盲人学校,召集一些学生,给他们编排一个音乐剧。希望藉此激起他们的信心。这些孩子大多对读书没有什么热情,对自己也有点自暴自弃、没有什么追求。音乐剧可以给他们一个“角色教育”的机会,通过几个月的训练,提升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未来社会角色的认知。

在这次音乐剧演出后,这些孩子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离音乐剧的准备、演出,又已经过了一年。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还很顽皮,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和约束,尤其是学业。经过半年的培训,他们已经可以在学校认真读书了。其中有一个比较调皮的女孩子,上个月还跟我说,她在做社区义工,这在刚认识她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深度:您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提到现在社会对好孩子和坏孩子的评价机制是有问题的。那什么样的评价机制才是比较健康的?

 

杨紫烨:小孩子的成长环境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与其说社会在评价孩子,不如说他们在评价整个教育环境。家庭教育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校里的老师培养当然也很重要。所以这个社会对于孩子的评价机制,其实是基于这个社会本身的。当社会评价孩子的时候,也要想想对孩子有什么样的预期才是合理的。

 

杨紫烨一开始在美国学习的并不是电影专业,但她后来看到华人在美国社会缺少话语权。结合自己童年的生活经历,她认为自己应该用艺术来表达什么,进而影响社会。2003年,杨紫烨为四个半小时的纪录片《成为美国人:华人的经历》(Becoming American: The Chinese Experience)担任系列剪辑师。影片主要讲述了从19世纪初期至今,华人移民至美国的百年历史。

 

深度:您一开始学习的是绘画,后来又学习电影。是什么样的机遇让您转移到了做电影纪录片这样一个领域当中?

 

杨紫烨:这个转变发生在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觉得画画就是一个人去展示艺术,但是拍片子需要一个团队,它不仅是艺术,而且是一个媒介行为。我一开始的电影作品都是很艺术化的。但是在美国停留的时间越久,越发现当地华人的状态非常复杂。80年代的美国,华人在媒介传播渠道上的曝光是微乎其微的。在电视上不但看不到华人,连亚洲面孔也很难见到。于是我就开始做旅美华人的生活史——这个纪录片作品。

 

深度:您童年的经历对一系列的电影生涯有什么影响?

 

杨紫烨:我受家庭的影响关系蛮大的。小时候在香港,父母是一家小的制造工厂的工人。因为父母的关系,我那时接触到了很多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家庭。香港在那个时候经济也不是非常富足,有许多穷人、底层人——可以说九成都是“工人阶级”,所谓的“白领阶层”很少。我关注社会底层的兴趣,大概就是这样从小开始的。

 

深度:从您的获奖电影《颍州的孩子》到现在的《争气》,作品许多都是关注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其中又是以年轻人、孩子这个群体关注的比较多,为什么会对这个年龄段比较感兴趣?

 

杨紫烨: 就从纪录片上看,年轻人的转变是比较明显看到的,这对呈现效果比较好。另外,就是我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很感兴趣。其它题材的我也在拍,但是年轻人成长的历程对人的一生都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年轻人当下面对的东西可能影响他们一生怎么走这个路。

 

杨紫烨的纪录短片《朱力亚的故事》讲述了中国第一个公开自己艾滋病身份的女大学生故事,该片在中国电视台播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她因此接到邀请,导演公益短片《彭丽媛携手抗击艾滋 关爱儿童公益广告》,在中央电视台和中国地方台播出后亦获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2013 11月,杨紫烨因其在华人纪录片届突出的贡献,被香港大学邀请成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

 

深度:另外一些作品,例如《彼岸浮生》《仇岗卫士》都是反映中国比较冲突的社会问题的作品。使用纪录片来记录和其他艺术方式比,这种方式有什么特殊么?

杨紫烨:真实在艺术的表现中十分重要。故事片是编造出来的,但是真人讲话不是,完全是一个人自己的想法。用纪录片去记录人群的变化,他们如何争取自己的利益,在当下中国社会剧烈变化的过程中很有意义。

深度:您曾经导演过《彭丽媛携手抗议艾滋 关爱公益儿童》这个公益广告。在拍摄过程中,您对彭丽媛女士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杨紫烨:说实话,当时我不知道她是非常出名的歌唱家。我们当时均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到了一个偏远的农村去拍摄公益广告,一天就拍了三支。那个地方没有化妆的角落,她就自己在屋外面画起来。她非常敬业,当时早上五点多就起床,一直拍到晚上九点,其实很累的,但她没有因此抱怨一句。

 

深度:中国独立纪录片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创作和生活状况比较困难。对此,您是怎么看待这些独立制片人的,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杨紫烨:我现在在香港大学做孔巧玲学者,目的之一就在于培养出新一代的香港、大陆纪录片人。现在大陆有很多优秀的纪录片人,也有有大量资金的基金会,但是连接这两者的中间人是非常匮乏的。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就会好很多。此外,放映平台的建设同样很重要,假如一个片子做出来,但是没有电影院放映,其实效果也会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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