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饥饿的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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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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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信阳

“那时候根本就不是社会,人吃人、人打人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甘从秀老人显得有些激动,脸上微红,脖子上的青筋愈发分明,“那时候看到围殴‘犯错’的人,一个人扑上去,抓起旁边的石头就是一砸。”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出现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现象,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事件,甘从秀当时就居住在信阳重灾区光山县。

正值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各地区浮夸成风、虚报粮产,为达到指标上缴全部口粮,各地饥荒不断。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其中信阳、南阳、许昌都是饥荒比较严重死亡人数较多的地区,由于信阳地区影响最大、饿死的人最多,史称“信阳事件”。

“越表扬,越遭殃”

1959年庐山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信阳地委让各县报秋季预计产量。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大家都不敢先报,因为谁先报谁倒霉。据光山县泼河乡吴忠志透露,“后报的永远比先报的多,于是产量越报越多。报少了就会挨批,被视为“右倾”,哪个县报多了就得表扬,但是征粮的时候百姓就得遭殃。

光山县槐店公社1959年秋灾导致全社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县里总产4610万斤,远远超过实际总产量。当时搞大生产,信阳地区当时在各个县评旗,依次为红旗、蓝旗、白旗、黑旗;其中光山争得红旗,罗山第二,而新县最后排的是黑旗。

未断粮前,粮食已经很是紧张,为了达到上缴数额,各个大队当地储存的粮仓就在下面放上稻草,上面撒上一面谷子,制造出大丰收的假象。一个地方越是因为丰收被表扬,上缴的粮食越多,那个地方的百姓越是遭殃。

光山县文殊乡青龙大队谢庆福饥荒期间从光山移居到新县,据他回忆,光山、罗山两个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最多,而死亡人数也是整个信阳最多的;新县当时从百姓手中征得粮食最少,公社食堂几乎没有断过粮,该县的王县长也因此被打为右派,屡受批评。

饥荒最严重的是1959年的腊月(阴历11、12月)信阳地区大部分公社食堂都断粮了,其中下辖乡镇卧龙台和仙竹早在十月份就已经断粮,槐店是光山县最严重的地区。断粮期间,白鹭屎、玉米杆、稻草等一系列能吃的东西村民们都试过。

1960年春刚发粮时,村民们普遍患上浮肿病(又称黄肿病,因饮食失调而使肾脾衰弱,体内水液泛滥皮肤),患者全身浮肿发黄,又死了一批人。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所作《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其中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

“公社每天就只有清汤,如果和炊事员熟一点,打饭的时候炊事员就会用勺子搅一搅多给你点儿米,如果和炊事员有过节的话,就只有面上的清汤了。”谢庆福说。

人人挨打,人人打人

光山县县委书记马龙山当时算是极左分子代表,委任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负责包产到户试点,后来庐山会议肃清,粮食上缴成为公理,马龙山把责任归咎于张福洪,张便被盖上“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遭到不断的批斗。

在肃清批判会上,马当众踢了张一脚,群众开始一哄而上,拳脚相加;两日后的斗争会马龙山又打了张两耳光,后来交由县委扩大会议、公社干部等轮流批斗,松针刷牙、炒盐豆、猪槽吃饭各种处罚都用过,张从不能走路到大小便失禁,最后死在囚禁的地方。

由此,打人的风气由上到下,开始蔓延。

现年94岁的汪祖凤,当时是槐店公社后汪店队长,公社实际能收6000斤谷子上面却报产一万四千多斤,粮食上缴目标是永远完不成的,不愿意交就打。作为队长,他也打过人。“不打不行啊,粮食交不上去,整个队的人都要遭殃。”老人叹了口气,望着前方。

1959年腊月,新华大队村民向玉环从槐店公社挑粮食回去。由于长期饥饿体力不支,跌跤摔倒后死在半路上。同乡陈方斌趁机去捡粮食,被大队干部发现活活打死。

当时的环境下不仅干部打村民(普通社员)、社员打社员,社员打党、团员、队干部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几乎人人都参与过殴打。光山县李洼村民陈克金忍受不了饥饿,冬天跑到集体菜田里挖了几棵白菜,回去全家煮了菜汤吃,不料掉了点菜沫在地上。第二天被社员发现,公社一群社员涌上,不承认就一直打,承认了有罪就还要打。

当时只有12岁的新华大队村民汪恩泰,如今已成为家族里辈分最高的老人。他回忆说自己的姥姥当时被找去挖塘泥,姥姥挖不动就要被打,他只能站在旁边一声不吭地看着。

槐店乡李洼小队的陈克济也参与过几次打人,他坦言自己也不想,只是当时环境所迫。“你不打人就不是好人,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要被打。”他接着说,“思想正不正,就看自己的表现了。打得越狠,说明你的思想越正确、立场越坚定,就越得到提拔。”

“队里有的人为了表现,直接在鞋里装秤砣,把人往死里打,那种气氛能带动大家的怨愤”,老人补充道,“就连我自己,最后参与进去也好像失去理智了。”

78岁的村支书

1936年出生的陈文久当时担任光山县新华大队村支书,新华大队是死亡状况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妻子甘从秀1957年嫁到陈文久家乡,两人一起熬过了59年大饥荒,是全村唯一一对存活到现在的夫妻。

由于陈文久是村支书,每次能托人从社里偷偷弄到一袋大白菜,就靠这些大白菜,养活了家里人。老人说兄弟四人饿死三个,只剩下自己一家。

“我背着一岁多的娃上山挖荸荠,已经好几天没进米,我的腿也迈不动了。”孩子因为饿,一直不停地哭,让甘从秀更是心如刀绞。自己好不容易挖到一个小小的荸荠,外面沾满了泥巴,用衣服擦了擦,连忙送到大哭的孩子嘴里。

“每天吃白菜,尚且保住家里每天的伙食,但娃太小咽不下老菜叶,只能饿着肚子。一天吃饭的时候,只听见娃在摇篮里面喊:‘妈,我饿,我不吃菜’,哭了几声娃就没气了。”说到这里,她沉默了一会儿。

一天夜里,李杜湾村民李厚德跑到她家,扑通一声就给丈夫跪下,哭着喊着让陈文久帮帮自己。李厚德家里7个人都饿得不行了,在床上奄奄一息,他想把公社的一只小牛偷偷杀掉,希望村支书能为他保密。

陈文久算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村支书,心里斗争了好久。一旦被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都要遭殃,而且组织上他的职责是去逮捕杀牛的,但现在却在庇护甚至是带头杀牛、违反纪律。

“可是我转念一想,人都死了还要牛做什么呢?”老人的声音哽咽了一些。

他最终还是同意了李厚德杀牛,也就意味着承担最大的责任和风险。连续几天,“杀牛,我让他杀牛…”,这句话一直在他脑子里回绕着。

最终,李杀牛的事情还是被揭发了,据老人说原因好像是李厚德鞋上沾了牛血,李坦白是村支书同意杀的,不一会儿陈文久便被公社五花大绑送到队里。

陈文久被整整批斗了7天,幸运的是公社里一个比较器重他的老干部求情,才被放了出来。他回到家奄奄一息,躺了一个月才能下床走,算是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

那个年代迷失、混沌的状态,老人已不想提及,现在他最常干的就是坐在门前,和老伴拿一把蒲扇在树荫下乘凉,“什么都不用想,我现在只算着在外经商的儿子何时回家。”

疯狂的产量,死去的人

随着反瞒产的不断深入,被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乔培华在历史著作《信阳事件》中写道:“信阳,在人们相信有阳光照射的地方白骨无数。”

光山县斛山公社,原有人口36110人,死亡13674人,占总人口的37%;槐店公社胡庄大队,原有自然村31个,完全死绝的村有15个,占原村数的48%。潢川县付店公社,有629户人家死绝。全公社共有小干部1316人,其中打过人的有626人,打死人的有171人。被打的群众共2538人,被打死的群众304人,被打伤的群众501人,被打跑的649人,被逼死的45人。

更令人心悸的是,光山县城关公社的李堰湾大队制定了“三大纪律”、“八大运法”、“三搜查”的规则。所谓“三大纪律”即社员家里不准冒烟、不准挖菜、不准外逃。“三搜查”即干部三天搜查一遍,大队专门组建了一个12人的搜查队。据村民陈文忠说,小时候就听村里人称搜查队的办公室为“阎王殿”、“扒皮厅”。

公社时代从农民的个人财产到个体自由都受到限制,越是控制,饥荒越是严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刘愿,从集权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内部收益分配角度分析,指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权利的缺失正是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死亡人数越来越多,劳动力也越来越少,但上报的粮产却越夸越大。1959年11月,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河南日报》发表长篇文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与远大前途》,向外报告称全区今年夏季粮食产量比去年增长23%。夏季分配中94%的社员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了收入。

城惶,城恐

1959年至1960年正值旱灾,各地却是有粮县长不敢放、村民不敢要。槐店公社新华大队的甘从秀说:“那个时候,喊着‘共产党毛主席,快来救救我们’这样的口号死去的大有人在。食堂开始断粮,但却不能给公社抹黑,谁要敢说句实话,谁就是反动中农向党向社会主义想人民公社猖狂进攻。”

在饥荒之时,为了保命有些村民不得不偷偷杀牛羊,而有些村民就在偷偷杀牛羊时丧了命。在潢川县杀牛或猪羊的人一般会冠以“破坏生产”“破坏社会主义”的罪名,万般侮辱,逮捕法办。

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不断加重,地委却一直统一口径,对外宣称是瘟疫传染,村民因为告状引发牢狱之灾的不在少数。当时凡向中央、省委反映情况的信件都被扣押,或由省委转回到地委、县委,参与的部分群众被逮捕、批斗、监督劳动,党员被开除党籍。

1959年5月20日,罗山县委工业部长马圣元向党中央反映罗山的一些情况,后来这封信件印发给县委批右倾的三级干部会议,做批判典型。而潢川县一名学生董大中向中央写信,最后给以行政记过和圈内警告处分。

为防止消息泄露,各县市声称人口外流是破坏人民公社、破坏大跃进,进而设岗封村,防止外逃,让信阳城内局势紧张到极点。如果发现有人外出,便要夺走随身携带的东西,进行毒打。家住谢洼的谢庆福感叹:“没粮吃又不能反映,现在连跑都跑不了了。”外流的社员一律被称为“流窜犯”,各地私设监狱,被抓到就关进收容所。

夜晚“封条”也成为防止村民外逃、偷抢粮食的重要手段。一到夜晚,搜查小队长就把每户的门用纸条封起来,一旦早上检查纸条有破损,就要抓去批斗。

到1959年冬,整个信阳地区被封锁,光山到新县一片的主干道都派有人把守,不允许里面的人出去。寄信需要邮局还需要审核,根本不可能把饥荒情况说出去。“记得隔壁老张给外地儿子写信,还要说假话,描述粮食充足过得很好。”新华大队(现万河村)村民盛鸿稻说道。

捂不住的盖子,消不灭的“敌人”

尽管紧设关卡、流动巡逻,信件寄件必须拆封检查,但灾情越来越严重,浮肿病慢慢失去控制。

1960年3月,洪水泄堤。

中央内务部郭处长跟随地委专员张树藩去息县、淮滨视察灾情,道出了实情;固始县委和省医疗队向中央卫生部发去了该县病情和初步调查死亡五万多人的电报;中央监委处长李坚、李正海受董必武派遣,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从干部到社员,消息一点点确切。

1960年4月,仓惶处理。

早在1959年全县干部大会上,针对最为突出的饥荒问题,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表态,有些人看不到革命形势的主流,看不到成绩,对问题和缺点看得很重。大多数干部都是艰苦深入,密切联系群众的,但有一些人存在着浮夸风,不踏实,不艰苦,出假成绩,骗取荣誉,光插红旗不见人。

一年之后,在召开的鸡公山会议上,省委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处以死刑,来表示对信阳问题的严肃处理。而信阳地委路宪文主动检讨,并没有处分,省委负责人杨蔚屏后来表示:“这是大方向问题,路宪文是大方向。”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也曾分析说省委希望逮捕马龙山等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保省委,保三面红旗。

然而,局势经过发酵,矛盾再次升级,“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被定性为民主革命不彻底下封建复辟的表现。据原有档案记载,刘少奇对1960年信阳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议报告批复说:“请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毛泽东在1961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表示:“信阳市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复辟,进行借机报复。”

于是,信阳各地的整风运动随即展开,参加民主补课的干部达到13万余人,对于部分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8千余人,其中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983人,逮捕法办的275人。大部分基层干部被视为“敌人”加以批斗。全区县市委书记被判为阶级异己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的有8人,其余均被作为“死官僚分子”。

河南大批抓、批、斗基层干部的问题又引起新一轮恐慌,基层干部中90%都被定性为敌人,加之收到大批群众来信,刘少奇不得不对中南局、省委作出指示上的调整,给整风降温,意在挽救大部分犯错的干部,处理人数不宜过多,不得使用肉刑。

据原新华大队村民陈文久回忆,其所在新华大队多数干部都被抓去补课,罪行严重的判刑几年,但很多人不久就放了回来。信阳市委书记路宪文有期徒刑3年,光山县县委书记马龙山死缓,最后改为无期徒刑,但不料文革时再遭批斗而丧命。

思想问题还是阶级斗争

1961年春,河南省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主题是河南省委反潘杨王以来最严重的左倾思想和错误。对于是否已经蜕化成阶级敌人的问题,据会议相关文件记录,全会主旨在于强调 “死官僚”与“严重官僚主义”的区别,以省委在后来迅速提供粮食补给、安排群众生活的措施表明省委不是与群众为敌、见死不救的,而是救人太迟、指导有误。

中南局书记王任重(主持三级干部会议的中央负责人之一)在会上一直说明河南省委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出现的一系列偏差,犯了左倾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

在三级干部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总结,河南省委的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现在也坚决改正,把吴芝圃撤职调走是消极的方式。现在要充分揭露、改正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成绩来。

河南省委党校、河南行政学院教授乔培华博士,在对此次会议的研究评述中写道:“陶铸这段话,和王任重一脉相承,他完全理解信阳事件的严重性,承认光山等地遭受了严重的摧残,但只是强调河南省委对农民很不谨慎,极力淡化共产党责任,更怕牵连到中央。”

个人主义还是左倾之风

从1958年至1960年,吴芝圃分别在《红旗》《哲学研究》《中国青年报》《中州学刊》上发表了《论人民公社》、《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等文章——对整个河南,影响很大。

河南饥荒事发之后,作为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的处分是调离原职,一些群众认为处罚太轻,觉得他弄虚作假,好大喜功,为了个人名利而不顾下面死活,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而中央回应,吴芝圃的动机是好的,为了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局面,早点发展生产力,但事与愿违。

同时展开的是,各地针对左倾盲动思想的形成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自1959年7月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支持河南食堂的施行,就奠定偏左的基调;以至于后来偏执地认为左比右好,反左倾是思想错误,反右倾就可能是阶级矛盾了,因为怕泼冷水,不敢实事求是、划清界限,进而在全民鼓吹下又形成了指标越高越好的错误心理。

而吴芝圃也针对自己的思想错误与行为过失做了数次自我检讨。在1960年的三级会议上,他说自己偏听偏信、重才轻德,好提高指标,做法上轰轰烈烈,华而不实。不久之后,吴芝圃又再次针对向反倾向斗争做深刻检讨,表示会在中南局第二书记的岗位上反省整理自己的错误,做好工作、弥补损失。

中山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李若建教授对大跃进及困难时期的社会研究颇多,他在分析官员的个人行为时说:“基层官员为什么能够如此恶劣?答案可以有很多,可以非常复杂,不过其中一个答案是:社会治理方式给了基层官员巨大的权力,使得他们可以为所欲为。”

上边还是下边

信阳地区死亡100多万人,事后处理采取了只追究各县一把手的做法。1960年9月至12月,信阳地区16个县(市)书记与县长都被逮捕,进行定罪与判刑。

审判之前,审判官——当时的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王光力给各当事人规定了“三不”:不准随便说;不准辩驳;不准提省委意见。还要求审判过程中只可以回答是与不是,不可以解释。罗山县委书记坚持自己不是阶级异己分子,多说了两句,就被多关了3个月。

大部分被捕的县委书记都是南下干部,而非信阳本地人,关于搞地主阶级反革命复辟的说法值得深究。息县县委徐锡在写给河南省委的信中说:“省委书记到息县也经常参与日常工作,对息县的情况也是清楚的,如果要查搞浮夸、说假话、反瞒产的话,他们有领导责任,而我们却成了阶下囚。”

尽管大部分造假是县级以下的官员搞的,不过高层官员有参与,至少是纵容基层官员造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在反思时就表示自己错误执行了省委左倾错误路线和政策,给他的处分是应该的。但同时他又提出,省委对信阳事件自始至终是了解的,死人的原因主要是执行了省委的三高政策和错误路线,省委应该负主要责任。

同样谈及不可回避的问题——责任谁来担,青龙大队村民谢庆福说:“中央还是好的,就是县乡地方不断上报粮产,把老百姓逼上绝路。”

在饥荒困难时期,官员个人的造假行为成为普遍,好大喜功、指标严苛,中国劳教与管制制度也被推向高潮。是下边虚报还是上边严苛,我们不得而知,但李若建教授的另一篇研究《理性与良知:“大跃进”时期的县级官员》,或许提供了一些思考。“他们从理性的角度发出,只能对上惟命是从,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民众所遭到的痛苦,表现出良知的一面。有一部分县级官员为上级的错误和自己的过失承受了惩处,不过最根本的原因是行政体制所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说,县级官员也是行政体制问题的牺牲品。”

向地而活,向阳而生

从1959年10月开始,饥荒就慢慢蔓延,据《墓碑》中有关数据统计,反瞒产过程中息县全县打死、逼死群众1065人;淮滨县吴砦大队死亡人数占52%;潢川县仁和公社陈湾、杨集、彭店等5队死绝户达238户,占原有2373户的10%。

乡里有句俗话,一直流传至今,老人们也时而会提起:“吃一两饿不死小队长,吃一钱饿不死炊事员。”

东窗事发之后,处理革职的政治工作轰轰烈烈进行着,各地全面救灾、恢复生产的经济工作也逐渐展开。各个生产队,在秋收中认真贯彻政策,光山县白雀公社、固始县七一公社、罗山县莽张公社进行全面规划,大规模秋播,增加人口,发展生产力。

时过境迁,往事重提,经历过的老人们有很多心酸,更多于感慨和无奈。“现在思想解放了,也就没有什么顾虑。”槐店公社村民陈克济说,“当时我还是一名乡村教师。”他很乐意和深度记者谈起自己的记忆,讲出来感觉自己就好像轻松了好多。

谢庆福现在仍然还保留着一份地,种着粮食。谈到当前的生活,老人用手比划着说:“那简直在天上,高于一切啊。1959年哪有什么民主公正可言。”自己现在还能领到一年700多块的养老金和100多块的补贴。

“1959年闹饥荒,过年时家里围着桌子的只剩下3个人,现在已经发展到24口了。”槐店万河乡新湾的汪恩则,望着孙女笑着说。

“对于官方来说,若把那场悲剧的成因推给天灾,有可能被视为推脱责任;若承认是‘人祸’造成的,无意是个巨大的污点,官方只能掩盖问题或者含糊其辞。”这是河南籍军旅作家张向持在长篇报告文学《代价——信仰世界沉思录》的话。文章凭借对灾祸的真实还原、干部群众矛盾的真实塑造,获评2011年度中国优秀报告文学。

原息县书记许文波也一直强调,信阳事件不是一般性事件,而是重大历史问题,如果处理不当,特别是定性不准,将会给下一代带来不良后果。

经历过饥荒的吴忠志老人一直在收集有关信阳事件的史料和记载,累积下来也有厚厚的一摞。他说:“我就是想把它寄存下来,教育后代,也可以作为借鉴参考。”

对于有些老一辈的人不愿再提及此事,吴忠志也表示可以理解,老一辈的人经历的运动和清算过多,对于政治问题特别敏感。“当时饥荒谁有责任大家都清楚的很,但是谁都不敢说,而且在那个时候大都经历了生离死别,谈到饥荒还心有余悸,难免会触碰伤心事。”

落地,迷城之外

曾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张树藩在回忆录《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说:“虽然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在信阳事件的探讨中,对体制的反思不在少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认为,信阳事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控制的产物。集权体制不仅导致中央与地方信息交流渠道失灵,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中央政策,也产生了好大喜功、瞒上欺下的地方偏好,最后让无数平民百姓为中央和地方的集体失误付出惨痛的生命代价。而研究大跃进和困难时期的李若建教授也表示,指标考核让造假成为官场的一种游戏规则,趋利避害是官员的正常行为。用自上而下的指标考核而非自下而上的民意考核,是危害性很大的管理模式,归根结底是体制问题。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杨涛,在探讨大饥荒的成因时,把它放到更完整的框架内分析。他认为集权体制、计划严重失误与非理性的政治行为三因素相互作用,是造成全国粮食产量陡降,继而导致饥馑荐臻的最主要原因。

“只有从社会结构与变迁的角度,从中国人民的人格去探讨其成因,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李若建教授说。

1993年,已患癌症的信阳市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将不久于人世;他用一万八千字的口述,表达了对信阳事件最后的反思与总结。在这份口述——《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级经验教训》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造成大量死人问题的反潘杨王事件,以及庐山会议批判的彭黄张周问题都彻底平反了,为什么两次错误的反右倾造成的恶果不能纠正呢?”

半个世纪过去,人们或许淡忘了“信阳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的惨烈,而那些造成“信阳事件”和“大跃进”的症结却没有在全民范围内揭露与反思过。

这座迷城如今已不再迷茫,曾经仓惶的人们也归于安详。而那些散落在这里的冰冷骸骨,还在静默地哀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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