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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形武寿:安倍晋三不是民族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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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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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形武寿:安倍晋三不是民族主义者

11月7日,就在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前夕,凤凰网大学问专访了日本财团理事长尾形武寿。在采访中,尾形武寿认为,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就首访了中国,第二次上台以来也一直希望有机会访问中国;钓鱼岛问题局势恶化,主要责任是石原慎太郎;日本修改宪法是自民党50年来的党章目标,也有民意基础,非安倍晋三一人能左右;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友好是主流的,近代这段关系需要淡化,现在中日关系坏到不能再坏了;他回顾了与邓小平会见达成的共识,就是中日友好需要共同努力。

受访人:尾形武寿,日本财团理事长

采访人:王德民,凤凰网大学问编辑

安倍两次组阁都非常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

凤凰网:您认为现在安倍政府对中国的一个外交原则或者思路是什么?

尾形武寿:我没有跟安倍亲自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我感觉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尽早的能够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然后实现首脑会谈,你们可能还记得,安倍他的第一次组织安倍政权,他第一次当内阁总理的时候,第一个访问的就是中国,按惯例来说,日本当选为首相以后,他们第一站访问的应该是美国,当然这是日美之间有同盟关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安倍第一次出任总理的时候,他是先访问了中国,访问了韩国,我想这也是出于他想改善在小泉政权的几年间造成的日中关系的紧张,想打开这个局面,所以做了这种决定和选择。

当然很遗憾,他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第一届总理就做了一年,后来就退下来了,但是我的观察是,在退下来到第二届总理这期间,他也并没有对中国采取一个敌视的或者是不友好的态度,起码我个人这么认为吧,他还是希望日中两国之间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我认为他有这样的希望。

日本已经信守被强加的宪法70年了

凤凰网: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包括修改宪法问题上,相当强硬,这是中国方面非常在意的,安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回应?

尾形武寿:我认为并不是安倍上台了以后才开始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什么强硬的措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的记忆里这个问题的发端,挑起这个问题是石原慎太郎,他在做东京都知事的时候他挑起了这个问题,从那儿开始日中关系不正常了。

所以我个人看安倍他并没有针对钓鱼岛或者日本叫尖阁列岛,这个问题上他做出一些什么具体的强硬的一些指示或者一些具体的政策,这个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关于修改宪法这个问题,现在的日本国的宪法是日本战败以后由美国联合驻军强加给日本的,就是说由他们来主导制定的这个宪法,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也是公认的,也就是说这个宪法并不是由日本人自主来制定的,即使是这样,日本人作为对战争的反省,在这70年当中还一直没有改变这个宪法,一直还是保持或者说叫遵守,一直保持这个宪法。

对日本人来说,现在的宪法对他们来说有所谓的缺点,宪法没有保证日本人和日本这个国家能够由日本人来保护,没有这个条文,所以日本老百姓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应该有一天日本人自己来制定或者来修改一个自己的宪法。

修改宪法是自民党的党章要求,也有民意基础,非安倍一人能够左右

首先日本不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党的体制,不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日本是一个多党制,我自己都数不过来,可能得有十几个大的党小的党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么多党派当中呢,历史最长势力最大的就是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每一个党都有他们的党纲或者一个目标吧。自民党的党章就是自由贸易、民主和修改宪法,他提出来这三大纲领,所以作为自民党的总裁,安倍晋三如果不去按照这个纲领说我要修改宪法,他也做不了自民党的总裁,这50年自民党一直是在打着这样的一个口号,要修改宪法,在竞选的时候每一次都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已经坚持了50来年了。

所以并不是今天安倍突然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他是对日本的选民老百姓的一个承诺,所以他这次又提出来这个问题,但是修改,怎么修改宪法,什么样的内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然自民党提出来一个修改的草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完全赞成这个修改的草案的内容。我个人认为,这个草案当中,应该更加明确一下日本对战争的责任的问题。有这样的条文,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也得不到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支持和认可。所以我想,安倍他既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什么右倾的过激主义者。其实,尽管他和民主党采取的一些手段方法或者是外交政策有些不同,但他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跟周边的国家,跟世界各国搞好关系,来寻求一个共同发展,他也经常说,一个人你生存不下去,所以对一个国家也是,靠一国你也不可能发展,所以要和其他的国家发展一种稳定的友好的关系。所以我想自民党应该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大的原则,在做他们的对外关系吧。

日本修宪应该听取民意和国际意见,需要明确战争责任

凤凰网:日本的宪法,可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也是当时日本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承诺,现在日本是否以多党制或民主政府更换的这个方式,来突破这个承诺?

尾形武寿:中国有修改过多少次宪法,你知道吗?

凤凰网:中国修改宪法和日本修宪应该不一样吧?

尾形武寿: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当然中国的国体、制度和日本是不一样的。但你比如说同样是战败国的德国,在战后70年可能修改过(宪法)50次了,所以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人们的想法也在变,就跟你个人一样,大家都在追求一个更完善的东西,或者追求一种更完美更美好,这是一个很正常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关于日本的宪法的这个问题,在日本国内也有一个所谓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就至今日本的老百姓当中,还有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宪法就是最好的宪法,所以他们不同意修改。

现在已经是通讯时代,大家在瞬间就可以了解到世界各国的一些信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动向。你要想知道的话,你马上就可以知道。而且物流方面也发达,从非洲那边的东西,可能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运到中国,地球的反面的东西半天的时间就运到地球的这一面,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了。我们也可以想象,日中交流的历史算起来有两千年了,两千年前,可能来往于日中之间的还是木船,还是帆船,要靠风的力量来行驶。现在就今非昔比了,都是这种现代化的船,不但是铁的,有马达,还有GPS定位,甚至更发达了。

在这种时代在变,社会在变的情况下,只要求日本的宪法70年不能变,100年不能变,从日本人的角度来说,日本对世界也造成一个宪法老是目前这样的情况,它对世界也没有贡献。当然新的修改的宪法它必须是一个大的原则,是一个和平的宪法,并不是说要写上我们去对周围的国家去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必须要保证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宪法。所以我作为日本的老百姓之一吧,或者选民之一,我也认为日本应该修改宪法,但是修改宪法的前提是应该要经过日本的所有老百姓的讨论和认可,也要经过周边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大家的一个认可和理解,要经过这些程序去修改,所以刚才我并不同意你说要突破是这样一种说法,那也就说世界在变,地区在变,社会在变,国家在变,人们都在变的这种情况下,只有组成日本的根基的宪法不变的话,日本就会被淘汰,或者要会给别人带来麻烦。

日本政府对日本企业投资中国影响很小

凤凰网:刚才我们也讲到,因为政治的原因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这两年来,尤其是今年中日之间的经济出现了衰弱,正如关山健先生说的,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今年下降了50%,这种经济关系上的衰落会不会促使习近平和安倍再次会面,能够在两国关系上有所改善?

尾形武寿:从我个人来观察看,日本并没有说拒绝向中国投资的话,像日本的这种贸易或者经济,日本不会去拒绝。日本有一个政经分离这样的原则,这个经济不受政治的影响,它是两条线,但是我看最起码好像中国这方面不是这样的,反而是中国这方面一旦日中政治关系紧张的时候在经济上有时候就受一些影响,比如说就突然禁止对日本出口锡矿、稀土,或者是在一些贸易上,就突然有一些临时的措施等等,好像我的观察是这样的一种形势。

日本现在对中国的投资大幅下滑,是因为中国的人力和地租不断上涨,相比而言,菲律宾等东盟国家这些方面的成本更低,我想这是主要原因。

安倍会向中国妥协,让日企更有安全感

凤凰网:根据现在相互依存的话,如果这次安倍在外交上能有所妥协,这样可以换取中国在经济上给予日企更多的安全感或利益。

尾形武寿:我想这个是可能的吧,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安倍和习近平的会谈老是实现不了,所以现在一些日本媒体,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经常在电视上做一些比较煽动性的报道或者分析。受这样的影响,一些企业可能就觉得投资中国或到中国来做经济活动令人担心,这样就影响了它的一些经济活动,比如投资等方面。

作为两个邻居的国家互相依存,邻国经常发生一些摩擦这个应该不是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中东这个地区三千年一直在摩擦,所以把眼光如果往过去两千年倒回去,中国、日本作为邻居,这两千年来看,总体的来看,应该是算友好的时间算是长的,在近代史上当然因为日本的侵略,两国之间有不幸的历史,这个确实是不友好的历史,不幸的历史,但是从两千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来看,这是仅一段的历史。就近代这段历史来说,如果发生在一千五百年前,可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对大部分人而言早就过去了。到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历史,你也没法去隐藏,没法去掩盖,所以这个不是说容易忘掉的,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我个人还是一种乐观的态度,我觉得从这两千年来看,日中关系应该不会再坏到更坏的地步了吧。现在政治关系虽然紧张,我们作为民间团体搞日中交流,就我个人来看,我们也成为不了决定政治的这样一种力量,但是我们从民间的角度,我们去做我们的工作,去加强我们相互之间的理解和了解,然后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渠道,我想应该对改善两国关系也还是有一定促进的作用,使两国关系不至于更坏。

邓小平曾说中日友好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凤凰网: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你认为民间交流对中日今天的关系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您能举一个您最近的经历或者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吗?

尾形武寿:我们日本财团的第一代的会长是我最尊敬的笹川良一,他上世纪80年代来中国见到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会见笹川良一的时候就说:笹川先生,你和我,我们是过去日中一百年历史的见证人,今后我们应该携起手,我们为今后的中日友好,我们去努力,共同努力。这就是在会见的时候邓小平说的话,当时笹川良一就回答他说:邓小平先生,您不仅是中国的领导人,也是世界的领导人,我们为了要想实现世界的和平,必须要有亚洲的和平和稳定,要有亚洲的和平和稳定必须要有日中两国的和平和稳定,所以今后我们应该一起来为发展日中的友好去共同努力。

我作为当时在场的人员之一,我至今还信守当时他们两个的承诺,或者是他们当时谈到的这些原则,我个人就坚信,日中两国的友好对世界和平有利,对中国人民有利,对日本人民有利,我就坚信这一点。所以我在我们日本财团和笹川日中友好基金这30年的时间,我们跟中国已经开展了很多的交流和项目。如果让我举一个我们做的项目当中最大的一个,举例来说可能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叫笹川医学奖学金的项目,对中国培养年轻医生的这样的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已经开展了25年,每年为中国培养一百个医生,到现在已经有2600多名医生参加过我们的培训进修,所以你到北京到一些大医院你只要问医生,可能大家都应该会知道,你知道日本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吗,或者叫笹川医学生吗?估计可能会有医生就知道,这个是很花经费、花时间的一个项目,为什么我们坚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来做这样一个工作呢?因为培养医生这个工作,它是对中国的老百姓健康和福祉最有直接关系的,我想这可能是世界上没有第二个这么大规模的项目了。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凤凰网-凤凰大学问”提供,作者尾形武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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