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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禁城—开学季,非京籍儿童学归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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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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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禁城—开学季,非京籍儿童学归何处?

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年过四十的费碧玉还时不时地想起北京奥运会开幕那一天。在那个举国同庆的日子,当全国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位于朝阳区西北部的“鸟巢”时,她在朝阳区东南的一家妇产医院里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在当时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出生于那一年的孩子都被冠以了“奥运宝宝”的称号,而费碧玉的孩子更是属于其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批,被寄予了好运、富贵、大吉大利。

然而,六年之后的2014年8月8日,费碧玉却一脸愁容地度过了儿子六周岁的生日。此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些的她,早已没有了六年前那一天的欣慰与喜悦,黝黑的脸庞上挂着已经无力再诉说的心事:眼见着开学的日期即将来临,而作为一名适龄儿童,她的那位“奥运宝宝”却面临着要么失学、要么成为留守儿童的命运。

“当时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们呀,可是现在连学都上不了。”费碧玉说。她的这句话代表着无数非京籍适龄儿童与家长的心声:生于2008年前后的他们,曾经承载着北京的光荣与梦想,却在渐渐懂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快要被北京抛弃了。

“史上最严”入学令

从2014年的4月份开始,费碧玉就和今年无数适龄儿童的母亲一样,时刻关注着北京市教委的幼升小政策。

她频繁地到乡政府去问、去观望,但工作人员说“上头正在开会研究”,让她继续等。三年前,为了能使自己的孩子顺利上小学,费碧玉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了朝阳区石佛营地区的一所幼儿园,每月要缴1600元的费用。但因为对方“打包票说包上小学”,做着小本生意的她还是将孩子送了进去。

4月底,费碧玉等来的是一份刚发布、就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的入学令。这份由北京市教委制定的2014年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务的条件的文件规定,非京籍家长若想让自己小孩儿在北京上小学,必须拥有“五证”:暂住证、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在京就业证明、原籍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薄等证件。

看似“五证”,但是在不少家长看来,其实是“证上加证”。以在京实际居所证明为例,租房子住的非京籍家长必须同时拥有规范的房屋租赁合同、房主房产证复印件、房主身份证复印件、租房完税证明、流动人口登记证明等五个证件,才能换得一张在京实际居所证明。

40岁的吕雨就差点因为租房完税证明没能让孩子上学。在南磨房乡政府第一次交材料的时候,她被告知需要缴纳“房费税”,即5%的租房费用。那个时候,来北京12年的她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租房也是要收税的。

除此之外,不同区县在执行“五证”政策的时候也会加上该地区的附加条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朝阳、东城、丰台等城区在“五证”基础上还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居住和工作都要必须在该区。其他城区则没有明确地提出类似要求。

北京的户口在幼升小政策中享有绝对的优先权早已不是新闻。即使是对于同一证件的要求,非京籍家长也会比京籍的家长受到更为严格的对待。十八里店乡的田晓薇在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上在了孩子爷爷家的户口薄上,在交材料的时候被告知违规:孩子的名字只有出现在父母的户口薄上。当时她就纳闷,“为什么京籍的就行,外地的就不行?”

而拥有一套北京的、最好是本区的房子也会让外地的家长在起跑线上领先一个身位。朝阳等城区规定,拥有该区内房产的非京籍家长会享有一定的入学优先权。田晓薇和丈夫好不容易攒钱在石景山区买了一套住房,但因为不在朝阳区,所以还是不符合规定。她的岳父在朝阳区有一套房,为了能上学,曾经有人建议她让公公将房产过继给儿子,但她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一旦过户,其他的儿女子孙肯定就会不高兴了,认为我们有私心。其实我们只是想上个学而已”,她说,“再说了,现在就是过个户都还得要十几万呢。”

35岁的陈果与她有着大同小异的遭遇。2007年,因为工作原因,陈果举家从海淀迁到了朝阳。现今,当她回忆起那次从北京西北到东南的迁徙时,只有苦笑。“海淀的政策也比较严格”,陈萍这么觉得。不过另外的一些的家长看来,海淀已经是北京各城区中“相对宽松的了”。

“我这样的条件,无论是在海淀、大兴还是其他的城区,肯定早就过了。”陈果说完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唯独就朝阳不行。”

社保迷局

朝阳。这个地处北京市东边的城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生生不息的人潮流转中迎接着每一天。夜夜笙歌的三里屯、灯火通明的CBD还有气势磅礴的鸟巢水立方都在无数的文字与影像中刻下了它的繁华与绚丽。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结果,朝阳区的常住人口(居住半年以上)已经达到了354.5万人,其中,非京籍人口为151.5万,占常住人口的42.7%。这两个数字都高居北京各区县第一。

这个北京近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代表着白领、年轻人以及外国游人眼里高档舒适的中产生活,但同时,它也是农民与工人眼里,纺织、化工、机械制造等排排厂房下隐约闪现的活路。

费碧玉就是被后者吸引来的。1997年,因为在农村已经“过不下去了”,她与老公从辽宁农村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到北京,在市场上做食材买卖的生意。2008年前后,眼见着日子好转,符合二胎政策的夫妻二人决定给家里再增添一名新成员。

当4月 28日看到乡政府通知时,费碧玉就开始着手准备材料了。5月4 日,五一假期之后政府一开门,费碧玉就开始了奔走。由于儿子是二胎,所以手续相对更加繁琐,还得包括计生部门出具的生育证明等等(不符合二胎政策儿童的还需要社会抚养费证明)。

在老家花了整整一周,费碧玉才办齐所有材料。5月12 日,她向自己所在的东风乡政府递交了材料。此时,距离 5月25 日的截止日期还有整整 13天时间。但是,现在的费碧玉还是认为这个时间晚了,“就是那么多材料耽误了我的时间,要是5月9 号交的话,没准就过了。”

31岁的李颖也是朝阳区通知下达后无数奔波的家长之一,她在5月19日递上了材料。与费碧玉不同的是,自己所在的高碑店乡政府通知,在“就业证明”这一证中,工作人员用手写材料补充通知,需要提供三个月连续的社保流水号。在得到了乡政府一名王姓工作人员的肯定后,她通过中介公司寻求到了挂靠单位,补交了今年二到四月三个月的社保。夫妻两人折合下来花费将近万元。

5月25日后,第一批审核下来。费碧玉和李颖都因为社保问题没有通过。

费碧玉两口子是拿着农村户口的个体户,老公是营业执照上的法人。按照政府先前的通知,农村户口是不需要社保的,所以她就没有交。“孩子不上学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社保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是农民。”

而李颖,因为只交上了2-4月的社保,缺少5、6月份的,被告知社保审核处于断档状态,因而不能通过。乡政府都让二人继续等通知。

对于社保问题,在5月份出台的《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关于2014年小学入学工作的意见》中,没有明确规定。但在执行时,各个乡政府的说法却不一:费碧玉所在的东风乡没有明确要求社保,而李颖的高碑店乡则要求三个月的社保。不过,更让费碧玉与李颖不解的是,5月上旬,即入学政策刚下发那段时间,有一部分没有社保的家长却通过了审核。

她们补充,这些家长都是普通的非京籍百姓,没有任何特殊的关系与权力。费碧玉和田晓薇都觉得,“可能就是因为交材料的时间比较早”。

6月份,朝阳区进行第二批审核。此时,审核的权利已经由乡政府悄然转移到了教委。6月15日之后,包括费碧玉、李颖、田晓薇、陈果等家长都在当面的咨询中,得到了在教委负责联审的社保局窗口工作人员的保证:只要补交上先前断档的社保,让社保处于正常的状态,就能通过审核。于是,得到了保证的家长都在随后补交上了先前几个月的社保,费碧玉花了将近一万元缴上了2-7月的社保,李颖则补缴了5-6月的断档社保。

然而,在补交社保之后的第二天,他们再次上门得到的通知却是:6月15日之后补交的社保都不能过,必须要在6月15日之前的社保才算合格。而给他们保证的时间却都已经是在6月15日之后了。

如此的“政策不统一”让这些家长感到困惑。于是,6月中旬开始,朝阳区教委门口开始聚集起上百名非京籍家长。他们带着孩子,打着“我要上学”的标语,在教委门口进行请愿活动,抗议教委借社保问题,刻意不发放子非京籍子女的借读证。截至发稿日期,朝阳区教委暂未就此事答复记者的采访申请。

“我们不是来闹事的,而是来求助的,求他们让我们的孩子上学。”40岁吕雨也是农村户口,她过了租房完税证明的那一关,同样因为倒在了社保问题这一关。

“15号之前你也不说,15号之后你又说我晚了。如果我没有补社保,那么我也就心甘情愿的走了。现在就是觉得心里特冤。”费碧玉也是其中一员,她每天都会来教委,每天都被要求登记签字。

在她坚持请愿这些天,对于社保的要求已经从6月15日之前提前到了5月25日之前。而这段时间,费碧玉听到工作人员所讲的最多一句话就是劝她——“你回老家吧。”

回不了家的“奥运宝宝”

“老家哪里是想回就回得去的呀。”因为孩子的爷爷奶奶都已经去世,所以在老家,目前没有人可以给费碧玉照料孩子。换句话说,连成为留守儿童的机会都没有。“爷爷奶奶在的话,我也不至于在这儿受气了。”

更大问题在于身份认同和生活习惯。她觉得孩子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无论是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习惯上可能都不能认同老家的生活。“一年就回去那么十几天,肯定会不习惯的。”

吕雨与费碧玉面临类似的问题。她的老家在山东农村,但老公公已经瘫痪在床,也没有人帮她带孩子。并且,她与费碧玉两人都是在北京的个体户,生意一时半会儿也搁置不下,现在是想留但留不下,想走也走不了。

“不可能一下子说走就走,得慢慢地筹备。我们上班的还好,好多做生意的在一时半会儿内根本无法转让。”说这话的李颖其实已经辞去了自己在超市的工作,每天专心为孩子能上学而奔波。

有好心的工作人员劝她将孩子的学籍挂回原籍,然后在北京自己上私立小学。但李颖说,自己在河北的老家“没有门路”,最多只能挂两三年就要换,这也不是个办法。

他们的孩子都出生于2008年。或许因为是北京首次举办奥运会那强大的辐射力,或许是因为中国人对于“8”这个数字的迷恋。在那一年前后,中国迎来了一个生育的高峰,不少家长都选择将孩子生在了这个奥运年,其中以七八月份为主。

相关统计显示,2008年,中国总共诞生了 1800万的新生儿,比2007年多了 50万。而那一年置身于聚光灯下的北京,有超过17 万“奥运宝宝”应声落地,这直接将北京推向了生育的顶峰。这其中,非京籍孩童的比例超过了50%。

当时间走到 2014年,这批当年为北京奥运会增光添彩的“奥运宝宝”,加上部分 2007年出生的“金猪宝宝”,转眼就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适龄儿童的年龄(2007年9 月1日后至2008年8 月31日期间出生)。这批当年热闹的生育潮产下的婴儿,坐上了如火如荼的城市化高铁,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幼年终点,一出站,就遇到了城市里拥挤的入学大潮。

2014年4月起,在成都、广州、南京与杭州等省会级城市均出现了诸如“新生入学难”、“爸爸妈妈忙”、“小学被挤爆”之类的报道。而根据《北京日报》的预测, 2014年9 月,共计将有 17.6万适龄儿童在京升入小学。

如此巨大的数字给北京市教委出了一道难题。为了“方便教育部门提前摸清底数,及时进行资源调配,缓解入学压力,千方百计为家长提供便捷服务”,从2012年开始,北京市启用幼升小适龄儿童信息采集系统,要求当年入学的家长在网上进行入学儿童信息的采集。

4月底,朝阳区规定家长必须5月1日-5月30日完成信息采集。后来,这一政策也被部分家长解读为“诱敌出洞”。他们认为,正是由于五月初消息发布之后的登记高峰,让朝阳区教委了意识到了今年的入学儿童巨大数字,所以才有了5月20日之后一系列突如其来的社保新政。

“早知道是为了看人数的话,我就不填了。填了也只是为了卡你。”田晓薇如是说。

谁的北京城

李颖还记得,六月的某一天,当她质问教委的工作人员时,对方反问她:“你为北京做过什么贡献?”

“什么叫没做过贡献?我来北京已经十二年了,没少纳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回想起来,李颖依然有些气愤和不解,“如果这样想,那我为老家又做过什么贡献呢,老家又凭什么接受我们?”

“我不偷不抢,每年纳税都得纳不少的钱,什么叫没做过贡献?”费碧玉说,她也记着那句话。

在这所城市,外地人、农民工、(非)京籍、户口、房价这几个字已经成为了媒体报道甚至学术研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批词汇,也是北京常住居民中间一个怎么也绕不开的话题。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201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115万人,其中本地户籍人口1313万人,外地流动人口802万人。但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程杰通过研究北京市社保部门公布数据后认为,北京市真实的常住人口可能已经接近3000万人。其中,仅农民工数量就已经超过了此前公布的外地流动人口总数800万人。而北京,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还聚集了大批外地城镇以及境外的流动人口。

如此庞大的数字自然加剧了资源紧缺、入学困难、房价高涨、交通拥挤等供需问题的矛盾。根据南方周末最近的报道,在资源配置中占据锁链上层的北京户口,在黑市上的价格已经从1999年的两万元涨到了现在72万。

早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就提出,2020年,北京要将人口控制到1800万的适宜规模。但不断增长的人口数字让这一目标的实现变得十分渺茫。2013年底,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在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明确指出,要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列在2014年工作重心的首位,主打“以业控人”、“以房管人”和“以证管人”。

有不少家长认为,近年来教育与升学政策的严格把关,是政府控制外来人口的手段之一。“人口要卡,也别卡孩子啊,孩子是无辜的。”说到这里,费碧玉停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大人你怎么治都成。”

李颖曾经想过将孩子送到朝阳区私立小学就读,然后将学籍挂回老家。“虽然条件差点,没有学籍,但好歹有个学上。”但是当她找到位于朝阳区南部的宏翔小学时,却发现校门口已经贴出了拆迁公告——今年,朝阳区还将拆除19所私立的打工子弟校,这是北京市近年来拆除打工子弟校政策的延续。

宏翔小学的杨校长无奈地长告诉家长说,“我们开一天,你们就上一天。如果实在要拆除,大家也就只能回家了。”

杨校长的承诺没能兑现。八月下旬,还没等到开学,办学已经12年的宏翔学校已经被作为第一个拆迁对象拆除了,教委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办学许可”。此后,绿源、博文等私立打工子弟校都将被陆续拆除。教委给出的原因包括了多方面:无证、租赁校舍、安全隐患、人数不达标等。

“现在是公立不让上,私立要拆除,就逼得大家要做留守儿童。”李颖说,“我们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不然也不会上教委来了。”

一起请愿的冯女士说,家长们也只有在这里才能相互安慰取暖,在家里都是愁闷苦脸的,整天想着这个事儿干着急。“我在家里已经吃了很久外卖了,根本没有心情自己做饭。”

对于这些6月份开始就聚集在教委门外的家长,部分北京市民有自己的看法。网友璇玑33477说,“有本事的不会为五证发愁,有素质的不会堵人门口去闹,还剩下什么自己想。” 而网友迪乐山则说:“幸亏美国签证管得严,否则美国也会吃不消的。不管哪个城市,教育与医疗资源都不是无限的,不是立马可以扩张的,需要多年的沉淀。”

时间已经进入了八月,拿着北京户口的孩子,加上一些幸运地拿到借读证的孩子已经开始准备升学了。费碧玉那位生于奥运开幕式的孩子看着这一切,问她,“妈妈,为什么他们能上我们不能上。”费碧玉说,当时自己就哭了。

眼见着开学的日子即将来临,一些家长也纷纷开始给孩子安排后路。请愿人数从顶峰期的400-500已经骤减到了现在的不到一百人。在撤出了朝阳区教委后,他们绝大多数的选择还是回家。

李颖依然在坚守着。她说,如果九月份还没有结果的话,就只有让孩子回到河北老家、当一名留守儿童了。她觉得,爷爷奶奶根本管不住孩子,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孩子在做留守儿童的时候出了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儿。”

李颖坚守的另一种方式,是对所在的乡政府和朝阳区教委提出诉讼,要求他们发放给孩子的借读证。她说,官司输赢其实无所谓了,更重要的是,自己以后要拿这个结果去面对孩子。“不是说妈妈没有给你争取。妈妈的确给你争取了,但是没有办法。”

而费碧玉,已经开始盘算着撤走在北京的生意。“我们的生意就不做了,但你总不能把孩子耽误了。”据她估计,这至少得花半年的时间,所以两口子还只先一人回去、一人留守。“这样一来,家也不像个家了。”

“回去就等于从零开始了。”费碧玉叹着气。也许,在她的脑海里,曾经将奥运会开幕式那一天当作崭新的开始。她依然会在北京继续待上半年,一边转让生意,一边陪伴自己的长女。长女今年大四,暑假开始了在北京为期半年实习,未来可能会继续留在首都。

而她的弟弟,则要在九月份搭上回到老家的列车,离开生于此、长与此的北京。没有母亲,也没有姐姐。起点是清晰的,过程是未知的,而终点则是模糊的。因为那个老家,对他而言,是如此的陌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出现的家长姓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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