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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性产业问题的争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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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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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性产业问题的争锋

2月9日,中央电视台通过《新闻直播间》、《焦点访谈》、《央视新闻》等节目以“点射”形式追踪报道了东莞色情业状况,曝光扫黄与整治东莞色情业。这样的新闻报道选题本来无口厚非,但节目一播出就激起千层浪,引来网民一片唏嘘。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舆论受到民间舆论的反击已不是首次,之前央视质疑苹果、星巴克等在华销售政策,意图保护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报道,也在网上受到过类似的攻击。

节目播出当晚,网友开始在微博和微信上转发调侃的段子,比如“东莞不哭”“东莞挺住”“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这些2008年汶川地震时官方媒体的话语,被网友拿来作为反对央视的口号。报道发出的第二天便可返现各市场化媒体及网站的评论,一边倒地反对央视对东莞性产业的曝光,甚至有人公开发表言论支持性交易合法化——舆论的走向与央视当初期待达成的恰好相反。

央视作为国内的主流媒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主流舆论,而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给多元化舆论搭建了平台。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逆反性吐槽似乎已成为一种惯性,但此次东莞扫黄报道的反响更为强烈。央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言论管制危机,社交媒体言论涌现惊人的激烈言辞,更明显地反映出了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的矛盾所在。撇开东莞事件,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宣传性质更强烈,言论自由受限更多,因此通常无法将中国的问题百分之百抖落出来。这些难言之隐不仅是官媒的性质约束,也是国情与时代的局限。此次事件,表面上是CCTV报道东莞色情而被社交媒体诟病,也是CCTV背后的政府公信力受到质疑和挑战的表露,其所代表的权力形象与体系正在受到失去民心。主流媒体的危机,也是政府言论管制与话语主权的危机。新媒体已经在与主流媒体争夺设置舆论议程的权力,并且力图主导舆论议程的走向。

其次,就东莞事件报道本身,也存在诸多不合理性,这些不合理性反映出媒体责任与法治意识的缺失。

首先从选题上,当下中国处于改革的深水区,问题重重且处理棘手,比涉黄更大的罪恶尽有之,央视不去抓与曝光其他问题,反而派记者潜入东莞亲身“体验”莞式服务的目的令人质疑。

其次,从人权主义的角度出发,在央视曝光中屡见性交易工作者真实面貌上镜,这体现出了对其的不公正待遇与不尊重。莞式服务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无辜的提供“服务”女性,而在于被服务的达官显贵。低层的卖淫女只是权力腐败的遮羞布,不应该成为这则新闻里的”亮点”。

再者,央视强硬的视角曝光东莞性交易的做法违背了法制程序。在司法机关正式宣判前,传媒已经以一个“新闻法官”的角色宣布了判决。这种情形下传媒的活动涉嫌有对司法独立的不当干预。媒体越俎代庖的行为使得类似于东莞扫黄的案件还没有进入司法诉讼程序,就已经被定性,这一定程度上挟制了法院的判决效力。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著名法学家谢晖这样评价道,“ 我不反对依法扫黄打黑惩恶,但和少数人一样,我坚决反对非程序、运动式的狂扫黑打和乱惩。以非法方式惩治非法,无论出自官家,还是媒家,终然都是法治的冤家。”

最后,央视报道的立足点也的确值得质疑。莞式服务的体系规模如此强大,一定在某种程度上和当地政府纵容有关系,而节目报道并没有追查东莞市政府历届政府主要领导的责任。正如主持人杨锐评论东莞事件说,“CCTV与微博的舆论战反映的是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犬儒主义价值观的对立,因此CCTV的曝光要基本人权,聚焦于性产业而非嫖客小姐,要挖掘东莞事件背后深层次的权力机制。”

尽管央视关于东莞的报道存在争议,社交媒体在这次的舆论浪潮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的意见领袖也是鱼龙混杂,盲目从众者、批判性知识分子者皆有,前者是无主见的牢骚散布,后者是出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批判央视,这二者的出现令社交媒体多元化。其中对央视忽视碰的敏感话题也进行了讨论,也表现出言论自由的进步。但舆论自由不能等同于反主流舆论,一味和主流唱反调,就容易沦落到社会的边缘,甚至产生反社会的倾向,成为新闻自由的绊脚石。像此次央视曝光东莞色情业并引出广东省的强力整治,虽然在报道上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扫黄打非,始终是符合现有法律的;揭丑黜恶,也始终是媒体职责所在。

近年来,以央视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和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争锋不断。网民对春晚的吐槽、星巴克报道的不满以及对东莞的力挺揭示了一种逆主流的舆论现象。一方面,微博大V存在哗众取宠的心态,这种滥用言论自由的行为埋下了潜在舆论与政府管制危机的种子;另一方面,许多网友不辨是非、盲目跟风,无意中就为“反主流”言论帮腔作势。正如环球时报总结的那样“骂央视,反主流,这种乐子莫成瘾”。若想迎来真正的新闻自由和有秩序的舆论环境,不仅央视要突破新闻报道的更多桎梏,坚守新闻道德的底线,网民们也要增强自我判断,合理合法在社交平台上发声。

 

深度新闻网新闻中心 北京记者站 见习生 刘书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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