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昆明笔记:刀光后的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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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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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笔记:刀光后的春城

云南昆明火车站——熙熙攘攘人群在明亮的路灯下缓慢移动,肩上或背上扛着的大包行李述说着旅途的艰辛,他们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走去,像是星星一样散落在不为人周知的逼仄处;轿车、公交车、出租车在环形通道中排成了长龙,广场周围的喇叭声此起彼伏,不停地催促着车道上正在发愣的司机——它们孱缓而有序地向前挪动;等待第二天一早列车的旅客在巨大的铜牛下面席地而坐,在中国南方早春温润宜人的空气中和卖菠萝、西瓜的小贩讨价还价。如果不是看到零星散落在昆明火车站售票大厅里的行李箱和火车站广场上一个由志愿者用蜡烛摆放的心形图案,谁也不曾想在不到24小时以前,一场梦魇般突如其来的灾祸毫残忍地降临在这里,无情地夺去了29个鲜活的生命。

 

30多岁的石杰靠坐在昆明市医院十楼重症监护室外面的走廊上,红肿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地面。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抽了半截的香烟,烟已经灭了。在他身旁蹲着的是他的妹妹,一边用勺子吃着一杯速食的八宝粥,不时地偏过头望向病房,呆呆地看着那两扇紧闭的门。

他们等待的是母亲石克香。

为了补贴家用以及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今年57岁的农民石克香放弃了闲适的农家生活,而选择了外出打工。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她应该已经抵达了位于天津的工地。她本来该二月就去打工的,不过因为北方的雾霾,她特地向工头请了几个星期的假。

石杰告诉我,他们一家五口人是在得知石克香遭遇暴徒袭击后,立马从楚雄市一个叫做“亚湾”的地方赶到昆明的。初来乍到的他们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母亲送到医院后一直处在昏迷状态,唯一能够稍微平复一些焦急心情的办法,就只有守在母亲的病房外。但是自从早上5点到达昆明第一人民医院之后,等了整整一天,他们依旧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我在他身边蹲下来,试图找出一些可以安慰他的语言,但是我突然发现,在巨大的灾祸面前,悲哀可以让一切语言失去意义。

在我们身旁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戴着金丝框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安慰一个瘫坐在墙边的女人。

“你放心,你家人一定不会有事的!”他伸出手去,不过那个女人似乎没有看到他的示意,继续无神地看着前方。中年男子见状只好拍拍她的肩膀,说:“政府一定会管你们的。”他向她保证,换来的却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突然,女人好像回过神来。她一把抱住旁边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嗓子眼里吃力地发出几声混杂了忧伤、愤怒、无措、迷茫的悲鸣。哭喊声划破了深夜走廊里的沉寂。

等女人的心情稍稍平复一些,中年男子又一次俯下身去轻轻地问:“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女人低下头,擦了擦已经哭到泪水干涸的眼睛,以虚弱的声音喃喃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

伤员太多,而医院的病床数量又极为有限,所以很多伤势较轻的伤员被直接安排在走廊上休息。刚刚这一幕吵醒了几位正在熟睡的病人。一位头上还打着绷带,绷带上还渗着血的伤员挣扎着想要起来安慰这个女人,虽然被他的家人劝阻了,他却坚持让他的家人给这个女人送去纸巾,还要陪她坐一会儿。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躲藏在莫大悲哀后的宝贵人性。

不过石杰自始至终不为所动,刚才女人声嘶力竭的号哭也没能让他侧目半分。慢慢地,他抬起手把那颗熄灭的半截香烟放到两唇之间,轻轻地吸了一口,又放下去。

我问他:“你们今晚有地方住吗?”

石杰回答说:“有,政府给安排了。”稍稍愣了一下,他继续说:“但是妈妈还没有脱离危险,我哪都不想去。”

 

大树营是昆明市内的一片基础设施老旧但房租较低的区域,被当地人称作“城中村”。许多前来昆明打工的维族人就聚居在此。据说在凶案发生后,这里夜里来了好几拨警察,挨家挨户地搜查,除了收缴一些刀具、棍棒以外,并没有其他的动作。

家乡在喀什的28岁青年艾力·道提三年前来到昆明打工,先后换了几份工作,目前在大树营的一家维吾尔族饭店里帮工。

走进他的餐馆,他正在忙着做他最拿手的羊肉小笼包。还有一个小时,餐厅就该开张迎客了。在艾力的餐馆的街对面,十几个荷枪实弹的特警正警惕地看着过往的行人,红蓝色的警灯哪怕在白昼里刺眼的闪耀着。

对于我的造访,艾力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讶。

“我知道你是来问火车站的事情的。”还没来得及表明来意,艾力已经猜出一二。他的汉语并不熟练——他说得很慢,但很清晰。

我点了点头,还没来得及问问题,艾力又开口说话了,好像他压根就没有感到我的存在,而只是终于找到一个人可以倾吐这两天来心中酝酿的一切。

“我很难受,很难受。我也很震惊,死了这么多人。我没有想到我们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没想到。”艾力眉头紧锁,还沾着些许面粉的双手攥得死死的。“昨天,我上街去买菜,别人都这样看我,都这样指我,都离我远远的。我很难受。这是不对的,杀人、砍人。那些人和我们不是一样的。”

“街上的人们都怎么看你?”

“他们的眼睛里充满了仇恨。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艾力的手攥得更紧了。

“以前大家对你们都很友好?”

“这里是昆明,是一个文化的熔炉。大家都是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也都属于不同的民族。以前大家都很友好,我和汉人、其他民族的人都是朋友”,艾力说,“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去广州,而来昆明的原因。”

我相信艾力这么说一定是有道理的,因为艾力本人就娶了一个汉族姑娘。

“我媳妇就是本地人,现在她怀小孩了,在她爸爸家休息。还有二十多天,我就要当爸爸了。” 说到这儿,艾力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微笑。但是快乐似乎只存在了一秒钟。“你看看那些人做的事,现在让别人怎么看我们。”他说,刚舒展的眉头又拧了起来。

就在我们说话的这当儿,院子里进来几个包着头巾的维族妇女。她们警惕地看着我和艾力,用维语低声地交流着什么。艾力用维语和她们说了两句,并点了点头。

“她们是店的老板,不太喜欢我跟你说话,跟我来。”

艾力领着我假装往外走去。刚走出大门,艾力敏捷地一转身,上了一段隐蔽的楼梯间,他用手示意我跟着他。登上四楼的平台后,他又把我拉到一个面向大街的角落里。从这个角度我可以看到小小的街道上停了三辆特警警车,身着制服的或便装的警察比路上的居民或小贩还要多。剑拔弩张的气氛充斥了这个平静的春日。

艾力点燃一支烟,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昆明的有些维族人不好。他们打架、偷窃、抢劫,甚至还贩毒。当地政府对我们很宽容了。如果一个维族人偷东西被抓住了,警察关他几个小时,最多一、两天,就放出来了。如果一个汉族人偷东西被抓住了,就要坐牢。而且你看看下面的那些我们的(维族)小贩,城管都不会管的。汉族人要是在那里摆摊,城管是会把他们赶走的。”

艾力狠狠地吸了一口烟。

“当地政府对我们真的是一直忍!忍!忍!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为什么还会做出这样的事。”

对一个外族人吐露对本族人的批评实在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艾力决定告诉我他的这些想法,但是我能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一种复杂的感情——汉族人投来的仇恨的眼神让他感到耻辱;某些维族人为人不齿的行为又让他愤怒。作为一个汉族女人的丈夫,和一个维族母亲的儿子,艾力的个人身份在这一刻经历着剧烈的矛盾和冲突。他深陷的眼眶里全是无助。

 

就在采访艾力的时候,旁边一家家庭式招待所的王姓父子偷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在我们对话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来打断我们的采访,但是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小王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膀,邀请我们去他经营的一家小招待所里去坐坐。

店里十分简陋,如果不看墙上挂着的挂历和一台电脑,室内的老旧的陈设,尤其是墙上还挂着的一副毛泽东像,很容易让人以为回到了70年代。

“我听见了你们刚才和那个维族小伙子说话。你相信他说的不?”老王冷不丁地向我抛出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你们不信?”我反问道。

老王重重地摇了摇头,把光秃秃的头顶上仅剩的几根头发摇散了形,他赶忙用手把头发朝一边拨弄整齐。小王虽然盯着电脑屏幕,手指也在飞快地敲击着键盘,但是狡黠地笑了一下,充满了嘲讽的意味。

老王一家来自重庆,三年前从前任老板手中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了这间招待所用来经营。但是老王说直到他付了钱以后,前任老板才告诉他,这里居住的多是新疆的维族人。

“我们平时都害怕啊!”老王坐在朝向门口的沙发上,眼睛看着门外几个在路边向摊贩询问菜价的维族女人。“前任老板后来才告诉我们,他就是因为受不了了这里维族人的欺负,才决定把这个生意转手的。”

“欺负?”我很是疑惑。

“尤其是那些新来的年轻人,三天两头就来家里找他的麻烦。有时候连他老婆都一起欺负。”

“为什么呢?”

“没有为什么,这些人看你不顺眼就来生事。而且经常不交房租,赶还赶不走。他们总是说下个月有钱就还给你,你好心等吧,欠几个月之后,他就搬走了。昆明这么大,根本找不到。过两个月,他又回来了,你也没办法找他收钱,因为他走的时候也没有留给你收据,怎么收?”

老王说他当时在这个招待所上投资了40万人民币,现在三年了,连本都还没有赚回来。他说长期住在他招待所里的有几户维族人,已经拖欠了他将近4万元的房租,但是囿于前任老板的遭遇,他始终没能鼓起勇气去索要。

小王把目光从电脑屏幕上收回,扭着身子说:“这些年轻人很多都没有正儿八经的工作,他们一般要睡到中午或下午才会起床,然后就懒懒散散地开张磨洋工,一天也接待不了几个客人。然后晚上就喝酒,喝高兴了就喜欢闹事,不到深夜凌晨是不会罢休的。”

“别看他们不好好工作,但是这些维族人都是穿金戴银。没有人知道他们的钱怎么来的。”老王脸冲着门外的那几个买菜的维族女人嘟囔道:“你说国家对他们的政策还这么优惠呢?”

 

在大树营的另一端,有一家“新疆西域快餐厅”,我们选了一个靠窗的地方坐下来。

餐厅墙角的电视机里正在播放3月1日事件的新闻,所有的顾客——也就七、八个,有汉族人,也有维族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报道。一个跑堂的维族小伙手上还端着一碗热腾腾的手抓饭,也站在大堂中间,侧着头看着。

一声响亮的叹息把所有人的思绪拉了回来。餐厅老板阿尼瓦尔·乌普尔用维语和几个维族食客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接着都摇了摇头。

我问:“您刚刚说的什么呢?”

乌普尔说:“我说:‘这些暴徒都是哪里来的啊?’这些人肯定不是昆明的新疆人。”

今年45岁的乌普尔汉语十分流利,据他说他已经离开家乡伊利到内地工作有八年时间了。

“我去过江苏、广东,最后还是觉得昆明好,所以就在这里开餐厅。这些伙计、厨师都是伊利来的,他们都很喜欢这里。”乌普尔说,嘴唇稍稍有些紧绷,新疆人特有的深邃的眼神里满是焦虑,“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啊。我们现在都抬不起头了。”

“有影响到你吗?”我问。

“当然了。你看看这个餐厅,要是前天之前肯定是坐满的,但是现在,连一半都不到。”乌普尔懊恼地说。“而且我住了五年的房子的房东今天早上告诉我让我搬出去。”

“他为什么要你搬出去?”

“我不知道啊。今天早上就跑来跟我讲希望我在一个礼拜之内搬出去,也没说什么理由,就说他决定不租了。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呢?”

我和乌普尔的此番谈话引来了坐在内堂吃饭的两个人的注意。其中一个人插话道:“哎,就是,现在宾馆都住不了咯!”

说话的这个人叫刘绍绿,是一个来自河南的水果商贩。他皮肤黝黑、身材矮小,但十分健硕。

暴力恐怖事件之前,他正和他对面坐着的维族同伴麦提克日木·麦提尼亚孜准备前往缅甸去收购早熟的西瓜。但是3月2日,就在他们开着自己的货车从昆明继续南下到达云南省芒市收费站时,警察把他们拦了下来,并建议他们就此返回。

“警察说是为了麦提的安全,因为现在全国对他们维族人的情绪很大。”刘绍绿的语气有些激动,但也很无奈。“我和麦提一起做了快十年的生意了,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知道?”

他拍了拍麦提克日木的肩膀,露出大白牙对我笑笑。

“那你们是打算在昆明待一段时间还是怎么办?”我问。

“没法待了。现在麦提在昆明宾馆都不能住。昨天一早,宾馆就来敲门,告诉我们说宾馆被什么旅行团包了,没有房子了,请我们离开。一开始我还相信了他们,结果今天早上我们换了一家宾馆,麦提去停车了,我去办手续,很快就办好了。结果等麦提进来的时候,宾馆又来通知我们说对不起,刚才出了点问题,这间房是别人订了的。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你们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今年的生意是黄了。我已经给他买了一张机票,明天就送麦提回伊利。一起干了这么久,我和他就是兄弟。”

最后两字刘绍绿说得特别用力。

 

深度新闻网新闻中心 责任编辑 叶凡非 (发自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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