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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剑桥大学历史学者方德汉:中国、中国人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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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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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剑桥大学历史学者方德汉:中国、中国人与国家

编者按: 深度传媒北京记者站记者牛牧歌近期采访了方德汉教授。他是中国近代史(19-20世纪)的权威,他在剑桥大学任中国近代史教授,亚洲与中东研究研究院院长,以及圣·凯瑟琳(St Catharine)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

 

深度传媒(以下简称深度):

您认为中国人何时开始视自己为民族国家(nation)的?战争在这一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

方德汉教授(以下简称教授):

它开始于19世纪的下半叶,大概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早萌生于官员和精英群体中。主要是两波人的推动:第一波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他们阅读了许多外国译著;另一波是年轻的中国团体,在19世纪晚期兴起。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留过洋的群体,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但都曾加入了处理外国事务的机构,他们还组织了俱乐部和社团。

近代的战争亦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成为一个合法的国家,这种强烈的意识在一战后有了更广泛地传播。顾维钧参加了巴黎和会,并对外国在华特权提出了严正抗议,其中有与英国在关于中国对西藏主权问题上的谈判。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在巴黎和会中产生了影响力,之后,在人民大众中也产生了影响力。 五四运动对中国人而是十分重要,之后的抗日战争也是如此。这其中也有文化的层面的影响。

深度:

民族国家的定义对1949前的中国是否适用?中华民族(Chinese nationalities)的定义是如何形成的?

教授: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与英国类似,但其他人说争辩说中国在当时是汉族占多数的民族国家(nation),而非称为“state”的国家。(译者注,英文中nation更强调民族性,state更强调由同一政府领导)

当我们讨论民族国家(nation)时,要注意文化层面和官僚政治层面的区别。在1949年前,虽然有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以及共产党政权,但是自1900革命至1949年之间却没有一个中央国家(state)的出现。因此,中国和中国性(Chineseness)都存在,但国家(state)是脆弱和支离破碎的。

深度:

三民主义是指“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生主义”,民族主义在这个语境中是什么含义?

教授:

对于孙中山而言,它意味着两件事:一是谈到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呼吁一种共有的身份认同,激发爱国热情,他认为中国人彼时不愿为国家做出牺牲;二是意味着人们应该掌控政府,国家应由人民管理,换句话说就是“天下为公”,这就是他眼中的民族主义。

深度:

“中华民族复兴”的概念是如何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这一概念又在构成中华民族意识中扮演何种角色?

教授:

这是十分重要的。中国的复兴源于“中国衰落论”的广泛传播,落后于美国。此观念可追溯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贫困,地主土地所有制,20世纪30年代的洪水,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彼时中华文化成为了实现现代化的阻碍力量。中国复兴的概念是指中国要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自己的领土以及用现代民族国家体制来取代王朝帝制。它在抵抗日本侵略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抵抗”这个词是关键,它被视为是提升中国现代性,恢复活力与雄风在战争中击败日本的机遇。1938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全国大会中,国家主义者通过了新宪法——《抗日建国大纲》。它的目标是实现国家主义以及解决所有历史遗留问题。

深度:

今日中国仍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在“中华民族”的概念下,却仍有许多矛盾和冲突。您如何理解这一问题?

教授:

“中华民族”的涵义轮不到我来置评,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什么是中国?这其实很难去界定。你可以说有许多关于中国身份认同的辩论,这也是事实。在80年代后期,辩论变得尤其艰难,因为像杜维明等人提出了何为中国人的议题,他本人给出了儒学的解答,但我却不同意他的看法。尽管我说中文,有的时候被叫做“中国人”,当然是恭维之词,我却不认为我是中国人。当然,这种辩论在台湾地区十分激烈,人们辩论着何为中国人,何为台湾人。然而这种辩论日益在中国大陆被反思,藏区的人们有较强地对“中国人”身份的不认同感。其实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定义,即大中华,其中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其他华语地区,此外还有“汉文化圈”的概念,这是一种文化定义。故而并没有一个中国的定义,它在不同语境下含义不同。

深度:

目前,有一些人被称作“五毛”,是指一个常持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群体。他们既可被赞为爱国也可被批评是不理智。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可以是理智的吗?

教授:

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同义词。爱国主义有时非常平凡,比如在国歌响起时起立,或者在自家的院子里摆上小国旗。爱国主义不是极端的,仅是文明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因而我认为理智和爱国的共存是必然可能的。但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可以是非常有力和不理智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但需十分小心谨慎:学生走上街头焚烧日本汽车、洗劫日本店铺等行为势必会给政府制造麻烦。另一方面,人民确实需要发泄情绪的方式,中日两国的历史是非常敏感又高度情绪化的。这也同样发生在欧洲,很多人到今天仍对德国人在历史上的罪行心存怨恨。

深度:

我们从1949年前的中国历史中学到什么?

教授:

我们只能从历史中学到东西,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但事实上,现在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我遇到了许多挑战。许多档案,尤其是地区档案是不公开的,即便是那些不敏感,甚至是很久远以前的档案也往往无法取得。事实上,不是我们不想从历史中学习,而是我们做不到。

 

翻译:余凌燕

深度国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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