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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死”曾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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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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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处死”曾成杰

曾成杰,2011年5月20日被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2012年2月8日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未通知辩护律师的情况下二审判决维持死刑,2013年6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复核其死刑,7月12日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对其“秘密”执行死刑。但是在这死刑决议的背后我们却看不到曾成杰必死的逻辑。

首先是罪名问题,曾成杰是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刑的。根据1995年6月30日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的第八条和1996年12月2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提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的,构成集资诈骗罪。而其中关键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解释如下:携带集资款逃跑;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无法偿还;使用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致使集资款无法偿还或者具有其他欺诈行为,拒不返还集资款或致使集资款无法返还。但是事实是,曾成杰既没有携款潜逃,也没有挥霍集资款,更加没有使用这些集资款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且曾成杰的三馆公司曾经尝试要偿还本金和利息,但却被当地政府认为违反了相关政策而遭到阻止。由此可见曾成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从而进行集资诈骗并不能成立,尤其是不能构成诈骗的事实。

其次在对三馆公司进行负债与资产的评估中也存在争议。在公司负债方面,根据湖南省华信司法机关的会计鉴定结果是17.7亿元,而根据吉首市专案组登记组统计的结果显示融资本金约有12.5亿元,两者相差5.2亿元。这样矛盾的数据却同时出现在二审判决书中(21页与91页),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曾以此向高院反应,但诡谲地是,高院并没有重视这个矛盾,反而核准了死刑。

公司的资产在评估中也遭到严重地低估。在案发前,吉首市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三馆公司的的资产价值评估大约为23.8亿元,而案发之后,吉首市委托的开元公司给出的估值是8.29亿元,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华信司法会计鉴定的报告,认为三馆公司的总资产只有7.7亿元。在该案审理还未结束之前,三馆公司资产却以3.3亿元的低价被“贱卖”给了湖南省财政厅所有的独资企业财信公司。

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开元公司采用成本法进行估值,即只评估建筑材料的价值,忽略地段,区位等附加价值。而且评估报告中还注明受委托方要求,本报告没有包括部分房产和矿业资产评估价值。这种行为不仅仅低估了三馆公司的总资产,更加造成了三馆公司资不抵债的现象。若按照案发前的资产评估,三馆公司完全有能力偿还无论是17.7亿还是12.5亿的负债。

国务院在《处置非法集资工作操作流程(实行)》中曾说明,资产和负债评估是处理“非法集资”案件的必要程序。而曾成杰案中这两项重要的评估都存在多方的争议,理应进行重新调查和评估,高院却直接核准死刑,如此“仓促”,实在不合情理。

抛开司法程序上的种种争议,若说曾成杰实在是罪大恶极,必须判死,这也说不过去。在湘西非法融资诈骗系列案件涉及的四大房企老板中,民间融资时间最长的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民间融资额最高,累计额达37亿的,判处无期徒刑;将融资款用于开赌场的,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曾成杰既非融资最多,也没有用于挥霍,却是唯一一个死刑犯。

在行刑前长沙中级人民法院更剥夺了曾成杰的临终告别权,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秘密地处决了他。是在掩藏什么还是在害怕什么?现在都不得而知了。我们在曾成杰必死的背后,似乎已经找不到一点法理的逻辑了。

司法的重要代言人法院,本应是坚守法制法理,为人民伸张正义的地方,本该是黑暗中那最后的曙光。但遗憾地是,从曾成杰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错漏的证据,不遵循程序的审判,还有一个不该如此仓促被处决的灵魂。

曾成杰身后遭遇的多少构陷与阴谋,也许再也无法得知。但我们或许应该更加担心那些现在尚“安好”的民营企业家们,在一个经济环境与不公义的政治线条纠缠不清的社会,如何能够找到一条安全的出路?

深度传媒研究中心 副研究员 李修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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