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关停背后:打工子弟学校生存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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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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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停背后:打工子弟学校生存迷局

(头图:某打工子弟学校。周六中午,一个住校生奔跑在校长室与教室之间的走廊。图片来源:欧阳方子)

 

阳光炙烤着北京郊区这处宽阔的水泥地,短小的树影扣在道两旁树木的躯干上,向东蔓延。

“打工子弟学校的事,我都知道。”潘大爷坐在一家私人幼儿园旁的凉棚里,他黝黑的皮肤上涔涔的冒着汗,挂着几道彩漆的黑色橡胶长裤将两腿包裹。

老潘顿了顿,抽出一支烟,点火,一团烟雾自新漆的墙画前徐徐飘过。

 

即将消失的“育星园”

“有个学校叫育星园,校长范保成,你可以去找他。”潘大爷曾给诸多学校漆墙画,几乎跑过全北京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也因此与很多校长们私下交谈过。他能清晰讲出这些学校的创办过程、搬迁地址,甚至办学者的经历。

校长范保成从河南来北京打工的时候是“香港回归那一年”。他本科历史专业毕业,在创办小学前做过高中老师。

“中华民族几千年下来,从没有哪个朝代会把办教育的地方关停!”

朝阳区的政府通牒早在2013年1月下达——因“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及“教学质量差”,至2014年,朝阳区将关停所有打工子弟学校[1]。范校长有一张即将要被关停学校的名单,共有十八个,育星园是其中之一。

范保成回忆,自己刚来北京那会儿,亲戚的几个孩子没人带、没处上学,他就拍胸脯说:“行,我来教吧。”范保成创办学校之初招收到九个孩子。最初的校址在太阳宫,到2002年达到一千来学生的规模。零三年非典,学校被关停,范保成带着五六个学生来到现在的育星园。“刚到这里的时候可是很荒凉!很荒凉的!”

育星园有一横一竖两幢教学楼,中间逼仄间夹着一处矮小的锅炉房,另两边是办公室和教师宿舍——范保成的妻子、儿子也住在这里。院子中间是一小片天井,孩子们经常在这里打闹嬉戏;残破的楼梯下边,有一套积了灰尘的儿童游乐设施,在城里孩子看来这可能是废弃不用的一堆塑料而已。

(图一:育星园楼梯旁的废弃游乐设施。水泥坑位的厕所就在楼梯下方小房子里。图片来源:郑萃颖)

粗算财务,学校并非缺钱改善环境。按500名学生算,每生每学期学费800,除掉拖欠减免的,平均700,书本费学杂费计入其中,整学年收入70万元;租房合约签的早,每年只六万,教师工资平均每月每人2000,现有教师18人,一学年8个月,不算水电、人际等开支,每学年支出约35万。学校并没有公开的财务审计来解释这三十万左右盈利的去向。而当与范保成提及办学收入时,他略显羞涩,只说,“肯定有盈利,没有盈利也活不下去啊”。他还有两个孩子,在老家读初中和高中。

事实上,这个数字乘上物价上涨水平,其结果大致与2001年《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2]相符,规模越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其收入也越可观。育星园的学费在打工子弟学校中已算便宜,而工资水平却在中上[3]。调查报告认为这些学校的收入不全用于改善教学的原因,部分在于政府的态度。因为没有合法地位,常常面临拆迁、取缔,办学者总要给自己留有后路。

如果说私人办学盈利还有待商榷,那民办公助的学校收益不透明,就欠一个说法了。从2010年开始,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儿女教育问题实施了新的政策,这其中以朝阳区教委推行的“委托办学”为典型:政府在关停部分无证打工子弟学校的同时,另外设立定向接收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委托校长为办学人。

让许多范保成这样即将失去学校的校长不明白的是,这些“委托办学”的学校理应获得了财政补贴,但有的委托办学学校仍收取高额费用。此外,因学校办学者的任命权、审批权都在区教委,他们十分怀疑这其中是否存在权利与金钱的不正当勾结。

“为什么要让被关停学校的孩子跑很远去一个环境差不多的地方上学?”范保成说。他曾经和沙子营学校(朝阳区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邹树成一同跑去朝阳区农村工作委员会讲道理,希望不要关停学校。他们指着北京市地图,拼命地比划孩子要多走的路程,相关领导看着两位苦心的校长,说:“回去吧,给你们再办一年。”

眼下一年期限将至,已然等不到2014年了,学校危在旦夕。范保成觉得,自己已经离不开教育这行,如果关停,就是失业。“就算教委让我去委托办学的学校教书,我也不会去”,他说,“人活着没点志气怎么行。把你的关了,然后让你去别的地方,你想想这是什么滋味。”

每每在北京的深冬,范校长总是五点起床给早早来到学校的孩子开门。“这些孩子在家也没有人陪,即便条件好的能看看电视,其实也很孤独”范校长摇头叹息。育星园小学的这些学生们是否还能在这里等到下一个冬天?

 

向阳学校的“刺头”校长

“去年乡里面派人堵在他学校门口不让他出去。”范保成提到向阳学校的罗校长的时候,摇着头笑。“我想他是最有感受的。”潘大爷说罗校长左手只有半截胳膊,原来在崔各庄当校长时面临拆迁,竟抱着煤气罐跑到了房顶上。现在他在大兴,但还是个校长。

颇有名气的罗校长现在是大兴向阳希望学校的投资人。他一瘸一拐走进办公室——脚伤就是上屋顶那次留的。

罗校长在崔各庄的学校2004年成立。“我们租了6亩地,中间房子拆掉,又铺了草坪。都是平房,我们都漆干墙面、做好配套的东西,又往上接了一层。当时投资花多了,开始八九十万,后来挣的钱又投入,滚雪球似的有一百多万。”2009年,学校被拆迁前已接到通知关停。4月29日,不在学校的罗校长接到电话通知,说拆迁办已与北京房东谈妥拆迁款项,会给罗校长等投资方一部分,暂时交由房东。第二天早上,看门人突然打电话给罗校长:“推土机和大锤子都来了。”偏偏在这时,房东的电话却打不通。罗校长开车赶去现场,村委、拆迁办也都不接电话。

于是他抱着煤气罐就爬上楼。“从那时起,亲戚们给我打电话,打到12点多。”罗校长笑说。后来当地政府官员来了、媒体来了。政府说要“好好谈”,罗校长应允了。只是没想到他下来的时候踩塌了,从二楼房顶掉到一楼楼顶。

摔断了腿,罗校长被送去医院,村长垫付了4000元医药费。出院后,拆迁办、房东、投资方马上进行三方谈判,投资方拿到108万。“崔各庄后面的一所学校,也被拆,校长姓彭,拆了三年,还没有赔款。”罗校长回忆。

“关停与拆迁,是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两个危机。”深谙办学生态的社会活动者评价,“关停就是关学校,拆迁往往是整个村子,都因为政府规划。”

(图二: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镇。城中村的拆迁与城市高楼的扩张日夜不停息。图片来源:郑萃颖)

随着学生的扩增及北京城市的扩建、改造、拆迁,流动人口逐渐向四环路外迁徙,接收流动人口儿童的打工子弟学校也在一次次关停与拆迁中外移[2]。因为接近生源、租金相对便宜,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建在城中村、城郊以及机场、铁路边等暂未开发的土地。而城市建设、土地利用,成为端掉打工子弟学校无法撼动的理由。公立学校难进,旧学校关停,因此失学的孩子有的从此混迹社会,有的远离父母回家乡就读——成为留守儿童。

“其实背后有城市人口控制的目的,可以说它有地方保护色彩。这是现在北京大的政策导向。”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袁连生教授说。而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任星辉觉得,这种不公和基于户籍的歧视,必将埋下长久的社会隐患[5]。

2008年,崔各庄打工子弟学校的十来个校长,以上访的形式分别向乡政府、区政府、市政府反映学校被关停的情况。罗校长还记得,当时在天安门大街右边,北京市政府接待处, 2号接待员对他们说:“我们会向政府反映此事。如果是违法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存在这么多年,是政府的失职;如果是合法的,现在关了也没道理。”罗校长对此说:“我们干了十年,那也叫非法吗?”

大兴培新学校校长刘丽萍记得,政府开始对打工子弟学校进行监管大致始于2003年。“非典”之后,一些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搬迁、合并。当时还在朝阳区办学的刘丽萍发现,区教委下“社会力量办学管理科”设置的社管所,开始履行职能。去年开春朝阳区新华学校被停办,其校长谭先锋清楚地记得:“2004年11月13号,朝阳区刚上任的书记陈刚和乡里书记来学校调研,我们学校受到鼓励。” 2006年,朝阳区审批通过了14所打工子弟学校[3],而罗校长的学校列为待批、重点扶持对象。据他说,“那个时候村委对房东有意见,少一个证明没开成”。2006年后,打工子弟学校却再难获得审批。2008奥运年,大规模改造、建设在北京城铺展开来,投资引入,项目繁多。这一年后,关停潮势不可挡[2]。2010年,朝阳区重现关停潮的同时,“委托办学”模式投入实践[4]。

十七岁开始闯荡江湖的罗校长在三十多岁时找到了人生的新事业。“那个时候来北京打工,为了打工子弟有学上,开始做这行。我老家河南的,同一个县城的人过来办的学校就有一百多所。”

潘大爷回忆,在京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最开始是河北人;河南人做废品生意,后来看河北人因此有钱了,也办。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韩嘉玲调查发现,在现有教育体制无法解决与满足在京流动人口子女上学难的情况下,二十世纪末政府“不取缔、不承认”的放任态度使1993年以“自力救济”角色出现的打工子弟学校,在1997“遍地开花”[2]。

现在,校长们在每年的3月5日前会接到“不能接见媒体”的命令。2011年两会前半个月,崔各庄派出所不断来人到罗校长家门口。“一个村长陪着我玩了18天。”罗校长靠在椅背上说。

 

转轨中的多方博弈

事实上,放任自办学校弥补教育缺口,并非解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最佳选择。因为打工子弟学校在教学条件、教学质量上的缺陷,无论是袁连生教授还是任星辉研究员,都觉得这类学校的存在只应属于一个特殊历史阶段。教育本就是公共服务,理应由政府接手。不过这如何接手,值得深究。

在上海,政府对待打工子弟学校的政策一直很慷慨: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补贴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帮助改善教学设施,提高教学质量;2011年,全市基本已实现所有打工子弟接受免费义务教育[6]。相比而言,朝阳区的接手方式,不像是将这块巨大的教育市场转变为公共服务,倒像是强硬插手,争夺市场。

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简称社管所)是朝阳区教委社管科下设机构。综合可见资料与各位校长回忆,社管所大致于2003年着手管理朝阳区打工子弟学校的工作,有十几名工作人员,部分外聘。其职责范围令人惊奇:对民办学校、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审批;设立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所培训学校(公开资料显示:该学校法人为张连海,既现任社管所所长;注册资本十万,员工5—10人[7])免费培训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管理者;负责日常安全卫生检查、疫情通告、疫苗注射通知,每两三个学校配有一个协管员;为学校提供统一订书渠道,其中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报销书本费。“现在钱是从财务科拨到社管所再拨到学校账上,原来直接由财务科报销。”知情人告知。与之在同一地点办公的朝阳区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由社管所所长张连海担任[8]。据公开资料信息,协会主营法规宣传、理论研究、信息交流经济交流、业务培训、承办委托,注册资本3万元,在职员工7名[9]。曾被聘为协会法律顾问的王午(化名)习惯称自己为社管所职员,为校长提供法律咨询,也帮社管所做过教材订购统计的活。协会常有会议,会员(至2012年底)包括民办培训中心、双语学校、幼儿园、打工子弟学校等共24个单位[10],2009-2011、2013年(未找到2012年)一般单位会员会费500元年,常务理事单位2000元[11]。

区教委显然拥有更大的权力。委托办学方面,学校的设立、校长或办学者的任命、外界媒体及慈善活动的接洽、学校财务审计,都交由教委。之前有报道披露: 安民学校、博雅学校和星河双语学校成为政府委托办学的“委托”对象,既未经过招投标,亦没有经过内部竞争,而是“政府指定谁,就是谁”[15]。而对打工子弟学校,是否转正或何时关停,最终决定权也在教委。

为了办学“顺利”,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们没少找过上面的领导。潘大爷和校长们拉家常时总听他们抱怨这里那里的隐形花销。“表面上的送柴鸡蛋、茶叶这种土特产,有的办事花钱、请客,总共能有几万块。有的见面送个礼,有的悄悄到他家看看坐会儿,有的敢收有的不敢收的,有几种情况了。”

原新华学校的谭校长在学校被关前找过教委副主任。高主任告诉他,这事都已经内定,想办是不可能的。范保成也很不屑“搞关系”,“没有用的,他就是要关停你。”

能够在关停潮中生存下来的学校,自有其生存法则。2012年6月19日,曾通过历年安全检查的朝阳区同心实验学校因“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收到乡教育卫生科的关停告知书。工作人员告诉沈校长:“看看签字就行了。”[12]学校另一位创办人孙恒在捐钱建学校前先是工友之家创办人、新工人艺术团歌手,做事麻利,人脉甚广,他相信同心学校的关停风波远没那么简单。据他说,下达关停通知前,朝阳区教委在附近的黎各庄投资三千万建了一所新学校(应为“安民学校黎各庄分校”[13]),却发现没有生源。同时,学校所在地区地价的增值也让当地政府动心。这块地原是政府储备用地,到如今,附近的黎各庄、曹各庄,全被夷平重建。沈校长据理力争,三百名家长联名写信要求保住同心。当村里开来挖土机、将学校断水断电之时,同心找来媒体,家长、志愿者聚众抗议,名人声援,同心因此才活了下来。

“社会是很复杂的。”潘大爷的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校长们跟他说,传言现在某所规模大、拿到办学许可证的打工子弟学校,其办学者是有亲戚在政府高层的。该校投资者在2004年进入打工子弟学校市场时一次性投入就在百万以上。

如此复杂的竞争与博弈,恐怕是那些还在旷地捡拾废品、在集市帮忙叫卖的孩子们无法理解的。

无论如何,那些办学顺利的学校校长,无不站在政府一边。他们大多数已经“转正”,收费较高但教学条件较好,或者在家长中有不错的声誉。自强实验学校的韩海学校长觉得,政府委托办学总有他的道理,在各项管理上,政府都给学校提供了帮助和指导。可以算作打工子弟学校中“贵族学校”的金地实验学校2005年获得办学许可,学费经朝阳区发改委审批定到2000元/学期,教学设施完备,有塑胶跑道、游乐设施,甚至还有播音室,政府常有捐赠物资,还从朝阳区老教育工作者协会调来两个退休教师当助教。校长陈良敏觉得,学校获得政府支持得益于自己的办学理念,她是真正为孩子着想,学校建设至今,还欠着四百多万的外债。

(图三:金地实验学校一角。右边的小楼是教职工宿舍。左边楼内有广播室。图片来源:欧阳方子)

失衡的天平,不仅仅在外地孩子与本地孩子的教育资源分配上,也逐渐转向随迁子女的教育市场内部。

前社管所职员王午不希望媒体仅站在学校立场看问题,他说自己接触到的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文化程度不高,学校也存在诸多问题。他了解到的情况是,委托办学学校的财务都“向教委透明”。而他在社管所两年多,所接触的领导给他的感觉也“非常正直”。

 

委托办学的风暴中心

安民学校成立于2003年,是朝阳区教委审批的第一所接收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现在也是朝阳区委托办学的学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共有十个校区,学生5000多人,总校在朝阳区和平街[14]。

2011年的打工子弟学校关停潮下,教委宣布新成立6所安民学校接收分流学生。曾经质疑“委托一个人办五六所学校是否恰当”[15]的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朝阳区民工子弟学校协会会长张歌真,夹在校长们与政府官员之间。张歌真是较早开办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之一,他的多所学校也已被关停。

杨校长说学校不缺什么,教委会拨给办公经费、办公用品,但也希望志愿者能给老师带来福利。

校长办公室里,张校长从气派的办公桌边走到漆木档案柜前存放文件,一边说,他们是个“办学集团”,媒体关系或者捐助行为都由总校说了算(负责处理),她不敢擅自决定。“执行校长以执行命令为天职。真正的校长在和平街坐着呢。”张校长有些不耐烦:“这种捐助的事,找那些私立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高兴着呢。”朝阳区这十八所无证打工子弟学校,倏忽淹没在“正规学校”光芒之下。而戒备森严的委托办学学校,犹如这场博弈的风暴中心,看似一切井井有条,实则翻搅起一轮接一轮的舆论质疑。比如说:政府给委托办学学校的钱,最终到哪里去了?

据过往报道,朝阳区教委对委托办学的举办者不仅免费提供校舍,还给予专项经费支持,如提供公用经费定额补助、负担校舍的采暖费、负担教师保险费用的50%、为学校提供必要的教育教学设备等,每名学生每年补贴1100元[15]。外界的疑问是,如此高补贴、低成本,学生为何还要缴纳高额费用呢?

安民学校张校长回答:“我们不收学费!”

放学铃声打响,孩子们陆续从一排排军营似的平房里欢跑出来。等待孩子放学的付妈妈说,孩子刚来这儿上学时还没有借读证,要交八九百元学费,;一两年后和北京孩子交等量的钱,每学期四五百。刚接到孩子的王女士也弄不清楚学费的算法,只知道刚入学时交了900,第二学期700,学校跟她说,以后就不交学费了,只交书本钱、饭钱,每学期580。做横向比较,每学期五六百的伙食费合乎常理,可最开始为何多收?政府补贴了多少、用去何处,始终无从知晓。

(图四:东八间房小学改建后的安民学校校舍。监控设备完善,门卫不许外人随意进入。学校最里面是塑胶操场。图片来源:李玮琳)

另一所委托办学的博雅学校,校长李玉英说,每学期三百五的学费是用来付教师工资的。“教师工资不是财政拨款,不是全额拨款。老师还要上五险。”

按照袁连生教授的说法,这种民办公助的教育产业化模式,因为经费透明度低,很容易产生腐败[16]。“原本是个不错的转型方式,但如果中间管理规则不公平、公共资金转移到利益关键人手里,那就是有问题的。”若是根据社管所原职员王午所说,学校财务对教委透明,而这种对内透明对外封口的信息管理显然不能消除质疑。

李玉英从公立学校退休后还去打工子弟学校做过志愿者,直到2010年做了博雅学校校长。她一直抱怨民办学校条件如何简陋,说这些学校虽然起过作用,但现在教育要“均衡化、优质化、国际化”。

博雅学校在教委关停无证学校期间对分流来的学生一概接收,有残疾的、有五证不全的,可现在情况有了变化。

一对外来务工的夫妇牵着小女儿来办公室找李玉英,希望尽快让女儿入学。

“首先要有暂住证、务工证、居住证、无人监护证,还要一个全家户口本。拿这五证去开借读证明,看到证明才可以收她入学。每学期六百。”李校长一口气说下来,没有余地。

“别人家怎么说他们交了三百块钱什么证都没有。”母亲牵着穿小黄裙子的女儿,站在宽敞整洁的办公室里,停留在脸上的笑容略显局促。

“历史在前进。刚开始是政府分流的学生,规定就收三百五,您现在属于自主招生,得五证齐全。”

远赴北京务工的父母们没有想到,这些曾经只属于公立学校的高门槛,如今却出现在这所戴官帽的打工子弟学校里,新的“‘优质’教育资源”享用权被严密的把守。

父亲收回撑在校长办公桌上的胳膊,盯着校长,面色略显尴尬。另一旁,他年幼的女儿正抬头望着母亲,不时扥扥她的手,却得不到往常的回应。小女孩只得默默抱住母亲,视线投向门外那不曾见过的大塑胶操场……

(图五:朝阳区驹子房博雅学校。学校周围有大片荒芜的空地,远处是在建的高楼。图片来源:李玮琳)

深度传媒新闻中心主管 郑萃颖 发自北京

感谢豆花纽成员与深度新闻助理对此稿所做贡献。感谢第四方团队的信息。

[1]饶沛,2013.1,《北京朝阳区将关停全部打工子弟学校》,新京报

[2]韩嘉玲,2001,《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青年研究

[3]张铁嵘、郭政、黄晓婷等志愿者(包括记者)采集的“第四方”人人小站信息

[4]郭超,2010.11,《让农民工的孩子上好学—走进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力量委托办学学校》,中国扶贫期刊

[5]任星辉,杨子立,2011,《流动与留守之间—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传知行“教育平权”报告

[6]马晖,2011.8,《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背后:财政体系之困》,21世纪经济报道

[7] http://company.ch.gongchang.com/info/53636898_d41e/

[8]2009,《斯坦福英语协办〈多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整合〉研讨会成功举行》,斯坦福英语

http://www.stanfordenglish.net/TeenagersEnglish/newsview_88.html

[9] http://bj.city8.com/canyinfuwu/2085775_H95ZG.html

[10] 2012.12,《朝阳区民办教育协会二届十次理事会会议通知》,附件2:朝阳区民办教育协会理事会参会名单,朝阳社会力量办学所官网

http://www.chymedu.cn/notice/2012-12-28/20121228093159.html

[11] 历年关于收取朝阳区民办教育协会费的通知,http://www.chymedu.cn/html/201011011677.html;http://www.chymedu.cn/people-education/2011-07-04/20110704115442.html;http://wenku.baidu.com/view/b41c3dc1bb4cf7ec4afed030.html;http://www.chymedu.cn/notice/2012-11-23/20121123154238.html;

[12]刘金松,2012.7,《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关停通知又来了》,经济观察报

[13]2012.10,《朝阳区准备充足学位确保不让一个孩子失学》,社办科

http://www.bjchyedu.cn/zwgk/mbjy/201210/t20121017_141514.html

[14]宣教中心,2013.5,《庆“六一” 安民学校素质教育展风采》,朝阳社会力量办学所官网

http://www.chymedu.cn/huodong/2013-05-30/20130530094012.html

[15]王峰,2011.8,《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分流调查》,21世纪经济报道

[16]1999.10,《袁连生博士答网友问》,人民日报网络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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