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野草非草?——乡土植物与人工草皮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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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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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非草?——乡土植物与人工草皮之争

2013年4月27日,环保组织“自然大学”的发起人冯永锋,发布了一条微博:

“北京园林部门,请停止拔野草。这两天北京园林系统的人又开始发疯了,他们在每个封闭式公园、开放式公园、城市公园、郊野公园,都雇佣了大量人力去拔生机勃勃的野花野草。而恰恰是这些草,给了城市以生命力。”这条微博一发出,就激起网友的热烈讨论,很多人都对拔除野草的行为表示反对。

这位光明日报的资深环保记者近乎痛斥京城园林部门 “野草非草”的处理方式。事实上,拔除本土野草来铺设人工草皮、并将其大规模用于城市绿化建设的做法,一直遭到各方的质疑和反对。

“舶来草”与“化妆运动”

人工草皮并非“人工假草”,而是指“人工合成”的草皮,按专家配方人为地将不同的自然草皮合成在一起。其中大约有70%是圆锥花序状的草,大约有30%是牧草。目前,人工草皮被广泛用于足球场、高尔夫球场等专业体育场地,同时也大量用于城市绿化建设中,公园、小区、广场,随处可见其踪影。

我国使用的人工草皮,多为“舶来草”,是从欧美引进的冷季型草,主要品种有黑麦草、早熟禾、高羊茅等。这些原产于欧美的冷季型草有着耐寒性强、绿色期长、建植速度快、覆盖效果佳等优点。远远看去,人工草皮有如一片绿油油、整齐划一的绿色地毯,相较于秋冬季节易枯萎的自然草地,人工草皮似乎为城市披上了一件“四季如春”的外衣。

正是由于人工草皮有着这样显著的视觉优势,它被广泛用于城市的绿化建设中。以北京市为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奔着“向国际化大城市迈进”的目标,北京市开始大规模铺设人工草皮,到1984年初,已铺设草坪303万平方米。90年代开始,随着申办奥运,北京市每年大约新建草坪150万平方米,这种势头同时向北京的街区景观和机关大院以及郊区城镇扩展。而上海市截至2008年,已铺设超过6000万平方米的草坪。

早在2004年,新华网就发布了标题为“北京城市‘化妆运动’:造林还是毁绿”的文章,文章针对“近几年,北京的天坛、颐和园、北海、北京大学燕园等古典园林,纷纷毁掉自然植被,引种‘舶来草’”的现象提出质疑,古典园林毁掉原始植被引种“舶来草”的做法不仅引起市民的反感、更遭到环境、生态方面专家的反对。

2005 年两会期间,农工党北京市委提出了一份《关于加强首都城市绿化建设的几点建议》。这份提案中明确指出,北京市存在城市绿化效益过低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量铺设人工草皮。草坪的绿化效果远不及灌木、大树等植物,过量铺设草坪,不符合北京的气候、水资源贫乏等市情,致使城市绿化效益降低。

一场关于绿化效益的争执到今日仍在延续。环保组织自然大学在“人工草皮几宗罪”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了人工草皮存在的几点隐患和弊端,主要包括:破坏城市的生物多样性、大量消耗地下水,加重缺水危机、易使城市在雨季出现洪灾、破坏和污染环境、造成扬尘问题多发、净化空气的作用微乎其微。

自然大学发起人冯永锋认为 ,以乡土植物为主体的天然生态系统可以适度容忍外来物种,但绝对不能允许其泛滥:在路边铺设一些人工草皮可以理解,但出于“生态安全”的考虑,他建议离开人行道一米开外,应该让乡土植物自由生长。乡土植物不仅仅指野草,也包括灌木和乔木、藤本和苔藓,这样,植物生态系统才可能起到保水、净气的作用,也才可能支撑当地动物生态系统的健康。

图1 北京市天坛公园内的人工草皮铺设的景观大道

北京市天坛公园。这里有大片用人工草皮铺设的景观大道(上图左)。公园里可以看到用围栏围起来的人工草皮(上图右),这些“建议不要踩踏”的植物类型单一。

人工草皮的“荒漠”效益

人工草皮多是引自欧洲和北美的冷季型草,来到中国后,由于气候条件的差异,需要人工补水来维持它的生长。据统计,人工草皮一平方米一年耗水量约10吨左右,而一个人一年饮用的水量约1吨,也就说,养活一平方米的人工草皮需要消耗一个人10年的饮用水。从消耗水资源的角度来看,单一草皮存不住水,水分蒸发较快,需要随时浇灌,而城市里大多用的是地下水,不可再生,大量的水资源消耗会导致地下水位的下降。尤其对于北京等严重缺水的城市,人工草皮对水资源的消耗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加剧用水紧张的同时,人工草皮会在暴雨季节带来另一种麻烦。由于人工草皮的根系深度一致,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致使土壤保水、保肥能力及通透性降低,从而易造成土壤板结。瞬时、大量的雨水积留在水泥地面,易造成洪灾。

过多铺设人工草皮也会导致原本的生态系统受损。由于人工草皮是建立在清除原有自然植被的基础上,这会直接破坏原本的生物链,影响生物多样性,进而造成蜜蜂、蝴蝶、蚯蚓、蟋蟀等昆虫消失。此外,地域环境的转换,使得人工草皮草种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大大降低,需要喷洒杀虫剂来维持其生命,这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污染。早在上世纪60年代,蕾切尔·卡逊就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写到:以化学杀虫剂为主的农药及其在自然环境中的降解产物,会污染大气、水体和土壤,更严重地会引起人和动植物的急性或慢性中毒。这些化学药剂一旦残留在土壤中,就会破坏土壤及其周边环境。

最后,单一草皮易退化,裸露的地方在大风天漫天扬尘,并且,这些修剪得很浅的草皮对空气中悬浮颗粒物的吸收能力也很差,很难起到净化空气的作用。

人工草皮给城市带来的表面光鲜背后却是“荒漠”的代价。相较于人工草皮,自然草地是自然发育、雨养,不仅自身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强,而且其根系参差不齐可以起到疏壤蓄水的作用。加拿大曾有研究分析过草种对环境的适应性与维护成本的关系,实验结果表明,草种对环境的适应力越好,其消耗的维护成本就会越低。能更好适应当地环境的草种,相较于大面积的单一常规草皮,每年能节省50%的维护时间、85%的维护费用、85%的化肥、100%的水和100%的杀虫剂。

新田园城市,我们还有多远

北京市园林局规划发展处负责人表示,他们也早都意识到“洋草坪”的诸多弊端。他坦言,对于人工草皮的种植,我国走过一段弯路。“刚开始为了完成美化城市的目的,一味去效仿欧美国家,种植大面积的人工草皮,到现在北京还可以在301医院、五棵松体育馆附近看到大面积的洋草坪。”在意识到人工草皮的缺陷后,北京市也尝试过改善,比如在草坪上种树。“树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遮阳的作用,限制草皮的生长从而使其自生自灭。”负责人表示,在欧美国家,草坪原本就是一个适宜活动、可踩踏的场地,仅仅是因为“洋草坪”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气候,一旦踩踏就很难养护,所以一般公园都不鼓励这样的行为。

到现在,市政部门已经形成共识,“人工草皮未来不可能再大规模地投入城市绿化建设中”。同时负责人坦言,暂时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去约束铺设“洋草坪”的行为,但作为规划部门,他们提倡“适地适处”的设计,即多使用本地树种,并且对乔灌草三者的比例也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事实上,尽管还未出台明确规定,但在各方的倡导和建议下,近年来北京市人工草皮的面积已经有所减少。

但园林局规划发展处负责人也指出,从目前的情况看来,野草还很难真正挑起城市绿化的大梁。“一个原因是野草本身的一些属性,例如形态及生长期限制了它的使用,另一个原因则是在城市园林建设中,针对不同的功能区,应当选择适当的植物种类。对于观赏性要求较高的城市公园,野草还远远不够,需要种植更有层次更有特色的乡土植物。”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园林绿化行业专家俞孔坚教授 有一个“新田园城市”的构想:雨水不再通过市政管道排出,而是被留到城市的鱼塘中或补充地下水;街道上的绿地里长满庄稼和果树,不再是只开花不结果的园林花木;稻谷和高粱在社区和学校的绿地中生长、成熟,在成熟的季节里,鸟兽和人类共同在哪里收货并欢庆丰收;建筑是会光合作用的表皮构成,屋顶是养育池,不但保温节能,而且能生产食物。

在这个城市里,野草不再是根除的对象,而是生机勃勃地告诉人们一种新的生态环境伦理:茂盛生长的乡土物种,就是最好的绿化。

图2 北京市天坛公园外街道上自然生长的乡土植物

(走出天坛公园,野草、灌木等乡土植物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地生长在道路两旁,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深度传媒新闻中心北京记者站记者 张雅文 发自北京

(头图来自:百度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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