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Sep. 21, 2017

失焦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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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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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焦的太阳

太阳村内的宣传墙上,孩子们的照片已被雨水冲刷褪色。 图/王垚

2013年的儿童节,位于北京顺义区的太阳村格外热闹。村内大概能容下百余人的礼堂里满满当当全是观众。台上站着两排孩子,前排的都是或玩着衣角或互相打闹的三四岁小孩,后排则有七八岁。太阳村的创办人兼运营者张淑琴正举着话筒向台下的观众一一地介绍着这些孩子:“这个刚来的时候只有几个月大……这个刚来的时候有新生儿黄疸……”

“去他的,自己干”

“太阳村作为NGO组织,以无偿代养代教的形式,所针对扶助的对象,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中国监狱里正在服刑中的在押犯子女。”这是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官网介绍。在远离北京城区的顺义区赵全营阵板桥村,这个用最富暖意的事物命名的机构,收养着百余名服刑人员未成年的子女,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很大,从刚出生到即将成年的都有。

时光倒回到1993年,当时还是一名狱警的张淑琴,在那个“需要和犯人划清界限”的社会,听许多在押犯说起自己的家庭后,私下去看望他们孩子。

张淑琴探望的家庭中,有一个夫妻俩都在监狱,共有五个孩子,“结果我只见到四个,最大的死了,刚割完麦子的麦地里,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带着剩下四个孩子,特别惨。”

张淑琴受到了震动。她开始向监狱局、民政部门、人民代表大会反映,要求解决罪犯家庭问题,都遭到了拒绝。她决定自己来帮助这些孩子:“政府部门太冷漠了,我当时想:去他妈的,自己干。”

1996年,身为狱警的张淑琴在陕西省三原县创办成立了第一所太阳村,开始收养服刑人员子女。2000年,当时还叫做北京市示范儿童村的北京太阳村在中国慈善总会的支持下成立。从建立至今的十八年中,张淑琴在河南、青海、江西、辽宁共创建了九个太阳村。官网上介绍到:“(太阳村现在)代养代教了超过500名中国各地服刑人员的子女。迄今为止,太阳村团队共同救助了超过5000名孩子。”

但在太阳村做了两个月的志愿者的井婷选择了辞职,她说:“来捐的人太多了,这里的孩子们吃穿上不缺什么,但缺乏心理上的教育。”

被观看的童年

这些小至零岁、大至成年的孩子被“分成不同的小组,住在不同的小屋里,组成各自的小家庭”。太阳村一共有九间小屋和一间住着学龄前儿童的“宝宝屋”,小屋都是以出资修建的单位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

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场所,参观者不需要任何预约,在身份上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参观太阳村,包括孩子们的住处、食堂。每逢节假日,许多前来捐款捐物或者承担志愿工作的人都会聚集到这儿。整个村子显得热闹非凡,挂着工作牌的人员忙碌地向参观者介绍着太阳村,不断有物资从卡车上被卸下,放在村子中心的空地上被举着横幅的游客和爱心人士当做拍照留念的背景。

在太阳村的儿童管理部的前面,有两个义卖的摊点,一个卖蔬菜,一个卖孩子自己的画,由相框裱起来出售,都由孩子看管的。看守蔬菜瓜果摊的小奇熟络地向参观者介绍价钱:“草莓二十块一盒,芹菜十块钱三根……”碰到讲价也很机灵地讨价还价。这些农产品都是太阳村自产的,看守摊子是他分配到的双休日的工作,被质疑起管理钱物的能力时,他很不满地说:“我算钱算得可准了。”

太阳村的每个孩子都肩负着工作,有的需要为来客准备伙食,有的负责卖商品,学龄前孩子则需要上台为参观者表演些小节目。在食堂里,几个志愿者和十几岁的大孩子正在为参观者们准备饺子、包子、面饼之类简单的食物,他们都只是沉默地做着手头上的事情,并没有特别多的交流。

这些十几岁的少年常常低着头,在擦肩而过时平静地瞟一眼迎面而来的脸庞,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张淑琴介绍的那两排年幼的孩子们正在舞台上表演着走秀,他们略显拙劣的台步和姿势引来了台下善意的哄笑。但在一二年级的男孩们脸上有些不易察觉的麻木和窘迫。

在张淑琴看来,举办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劳作是为了孩子们心理的健康:“有人指责我让孩子干活、卖菜,我认为这些孩子是苦孩子,就要对他们的自立意识进行培养,让他们有吃苦精神。来人多热闹,干活热闹,演出热闹,唱歌热闹,孩子们就会有了笑容,心情就会轻松起来。”

有几个孩子告诉井婷不喜欢上台表演,为了安慰他们,她每次都会鼓励道“真棒”。“可他们都躲,不愿意被表扬,”井婷鼓励过孩子们向张淑琴反映自己不喜欢表演,“我就提议‘那去给张奶奶说’,他们都不愿意说的。”

参观者几乎都会在太阳村内摄影留念,他们常常会向小奇借用蔬菜瓜果作为道具,举着太阳村自产的农作物,摆好姿势,对着镜头露出笑容。

但是孩子们不一定会愿意在镜头面前暴露自己。人民大学的志愿者李若谷说:“孩子们都不喜欢拍照,尽量不要拍照,特别是对比较敏感的孩子,我也是去了三四次之后他们才会让我拍的。”

在小奇看守摊子前,有两名参观者要求和孩子们拍照,相机举起的那瞬间,一个孩子突然转过身,固执地不愿面对镜头,任凭参观者疑惑地询问:“照相了!你怎么不看镜头啊?”

在太阳村做过一年志愿者后离开的许飞燕说:“孩子们不喜欢被参观,但是没有办拒绝,为了维持太阳村的运作、各种生活开销,这似乎不可避免。应该节制活动、保护孩子的自尊,这需要村长和参观者双方的努力。”

然而,太阳村的开放,一直是令张淑琴感到自豪的事情:“不像有些国家福利院不让进,我们放开接待。”她认为,开放才能让孩子避免“封闭起来、不敢见人”,开放也会吸引更多的爱心人士帮助太阳村,“善事要大家做”。

曾就读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儿童心理学专家齐常才告诉深度记者:“孩子过了八岁就开始有一些对社会的认知,机构也没有筛选过这些信息,没有筛选说来什么样的人,这些参观者可能无形之中带来了信息压力。”他介绍自己参观的由一个外国基督教人士设立的帮助先天性心脏病儿童的慈善机构说:“进门之前就规定不能带相机,不能和孩子照相,不能宣传自己,而且严格限制人数。”

太阳村的官网、宣传册、展板、日历上,都有孩子欢笑着的照片。人民大学心理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赵颖说:“《精神卫生法》去年颁布,从今年5月1日开始实施,按照这部法律,宣传册上这种孩子的照片是不合法的。《精神卫生法》是要我们在精神层面考虑孩子们不再心理层面受伤害。未成年人在法律上是无或半行为能力人,他们的权益在18岁之前无能力自己做主的情况下是要受法律保护的。法律是在社会伦理、心理健康之下的更基础的东西,连法律都不允许的东西,更别说伦理和从心理健康考虑了。”

有参观者正把小雨圈在怀里亲密地拍照,他仰起头对着镜头挤出一个笑容,在快门声响后,他低下头,没有笑。

房间里的大象

前来参观的游客深知这群孩子的特殊,但都很少询问孩子们服刑的父母的情况。这天来自人大的志愿者正在宝宝屋探望三岁半的小江江,他对着这群大哥哥姐姐们开心的说喜欢巧克力。但没一会,他稚嫩的的脸上表情突然变得很严肃,小声但清楚地说:“我妈妈被警察抓走了。但是他们给我钱,我可以买巧克力。”

父母的遭遇就像西方谚语中“房间里的大象”——那些被有意或无意忽视的巨大而明显的真相——来到太阳村的人都避免提及。

每年,太阳村都会组织孩子探望服刑的父母,这是一方面是为了孩子们不要断了和父母的感情,让父母在狱中好好改造,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醒孩子们的身份。张淑琴说:“让他们探望父母,是要一直提醒他们‘你是谁’、‘这是什么地方’、‘你将来要做什么’:你就是一个爸爸妈妈在监狱服刑的孩子,不是个宠儿;这是太阳村,不可能是你的家,不可能有爸爸妈妈惯着你;在将来起码要走一条和父母不同的路。”

许飞燕说:“孩子们对父母的感情大都是想念的,也有少数不愿去探监的。”

可井婷发现总是有孩子不愿意主动回复父母的来信,也并没有任何人来敦促他们。

女孩小薇的父亲给她寄了一封信,读信的时候她哭了。她将信件给井婷看,井婷与她各自写了一封回信,但过后小薇就不再理睬父亲的信件,而是把它随手扔在了某处。小奇的父亲多次来信,全都被他撕掉了,井婷猜测到:“可能觉得父亲做的事儿对不住他吧。”

这些浮萍般的孩子脱离了家庭,在太阳村的管理者奉行的“太阳村不是家”的理念下生活着。

在赵颖教授看来,家庭是最基础的,亲情是无法替代的:“应该首先评估这些孩子成长的、本身熟悉的环境有没有人能够把他们监护起来,双亲如果有一方没有服刑,那他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这样的话使孩子不至于脱离于一个家庭,实在不行再将孩子集中到这种机构来管理”。

“在父母健全的家庭中,孩子会模仿父母,而他们没有模仿的环境。”齐常才指出,“没有强壮的人去支撑或者引领他们,而且他们如何一步步融入社会的问题可能都没有人去考虑。

太阳村同样会接纳刑满释放的人员,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宝宝屋的一名女性老师就属于这种情况。午饭时,她扯开嗓门高声喊着孩子们的名字围坐到餐桌旁,拉扯着那些还沉浸在玩具中的孩子。

赵颖教授认为,必须要有幼儿师范教师资格证,或者教育背景的人才有资格承担这项工作:“0到11岁是人格的形成期,是很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大脑输入信息,存储记忆,这些记忆有关于情绪、知识、还有他人对自己的态度的记忆。12到18岁是是定型期,刚好也是人的青春期,是自我意识形成的时期,是以0到11岁的这些记忆材料为基础的,0到11岁就像起一个高楼搭的基础一样。如果没有相关的训练和教育的背景,那肯定是不会管理,或者说教育的。”

如果被问起“你叫什么名字”,一些小学年纪的孩子会直接回答:“我没有名字。”看到发问者略显窘迫的表情时,他们会得意地一笑。更多的时候,他们会对陌生人显得谨慎而礼貌,看见来人会齐声问好,但之后就沉默着不做声。

志愿者高露易丝曾提醒一同前往的几所北京高校学生:“有一些十几岁的大孩子,就算你跟他说话也会装作没听见的,这个时候不要在意就好。”

井婷在太阳村的时间里,一直尝试着能够和孩子们谈心,但是没有孩子愿意倾诉。

“这是一种自我防御,”赵颖教授解释道,“这是把自己包起来,是不信任,是不确定你可不可以信任。自己的爸爸妈妈,最可信任的人,但他们出问题了、或者说不管孩子了,这种信任被打破了。孩子是希望更多的信任、宽松的环境,加深之间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希望得到信任感的,但是这种信任却被破坏了,所以会有防御。”

太阳村的官网宣称:“每个在这里的孩子,都会不定期地接受心理医生的辅导。每年,太阳村还会聘请心理咨询师,对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心理辅助课程的培训。”

实际上,太阳村内并没有任何专业的有关心理健康部门。张淑琴称,太阳村曾经先后培养过两名心理咨询师,但两人都辞职了:“辞职的原因一个可能是工资低,再一个可能理念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又要保证孩子们的生活,又要教育他们,双重的担子压在我们身上,不可能做得很好。”

齐常才提出,应该有教育方向的专业的人去帮助这些孩子。“心理的成长也需要一批人,包括医疗上的。实际任何一个机构,都应该有这些,配备是完善的再去帮助别人。”

失踪的守护

太阳村的入口旁就是一间标示着“来者登记处”的屋子。屋内偶尔会有一名工作人员,但并不会要求来者登记。孩子们居住的九间小屋都没有上锁。小雨所在的德国妈妈小屋内住着小学低年级男生,有人带着好奇的眼光将脚步迈进时,他们只是朝来人望一眼,礼貌地问一声好,之后转过头去继续干自己的事,任由陌生人打量自己生活的地方。不过如果有人想要进入最深处的隔间,就会有孩子连忙制止,那是“爱心哥哥”的住处。

没有任何成年工作人员管理这九个小屋,这个工作交给了小屋内年龄最大的孩子,他们被称为“爱心哥哥”或者“爱心姐姐”,这是张淑琴推崇的“自我管理”:“马上给这些孩子一个很规范的(环境),他们受不了,会逃跑,会一下子出问题。宿舍不设老师,设哥哥姐姐,他们会变得很放松,慢慢地把一些压抑释放出来。”

小奇说,每次决定看哪个电视频道的总是“爱心哥哥”,之所以不反对,是因为“不听话就会被他罚”。不听话,指的是“衣服没洗或者没洗干净,自己区域的卫生没做好”。说到怎么被罚时,小奇显得特别得意:“叫我们扎马步或者深蹲。深蹲时还得按照他数的节奏来做,本来做五百个,节奏跟不上就往上加,有次我被罚做一千个,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快吧?不过我偷懒少做了几个,他没注意。”

这种体罚的现象,并不是个例。

井婷曾亲眼看过包括小雨在内的四个德国妈妈小屋的男孩儿被一个爱心姐姐惩罚,把脚抵在墙上做俯卧撑。她形容说:“罚得他们在那个地方‘啊啊’地哭,之后我问他们为什么被罚,他们也不正面回答,就说‘不听话呗’。”

不只是年长的孩子对年幼的孩子有惩罚,井婷还回忆起一次工作人员对孩子的暴力:“一次早上集合,一个一年级的孩子用手摆弄自己的帽子,有个男老师夺过帽子就抽打孩子的脖子、脸颊十几下,孩子不敢哭,所以忍着没哭,那儿的孩子都特别能忍。”

“孩子们会模仿榜样,”赵颖教授说,“他会看,会对成功失败有个总结,这种方法奏效了就会用。这种效仿是一种行为——怎么说,怎么做。然后这种行为就会形成自己的一种理念。一旦形成理念、形成认知,那就很可怕,他的人格就形成了。”

一旦有人谈及他们受到的惩罚,孩子们会选择敷衍。

一对双胞胎因为没有听到一名男性工作人员的叫唤,被他领到招待处训斥了一番。之后,被问起为什么被责罚时,两张有着相同相貌的脸蛋不约而同地转向了旁边,回避着发问者的目光,一言不发。其中一个男孩抬头咧嘴嘿嘿一笑,迅速地低下了头。

赵颖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孩子很小就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了,他会意识到说了之后身边亲近的人会惩罚自己,他怕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所以他不愿意说。”

在所有孩子之中,有一个让井婷放不下的女孩小圆,十五岁的她辍学在“宝宝屋”照顾学龄前的孩子。“这个小女孩受到全太阳村人的歧视,没人喜欢她,因为她笨,因为她偷东西,主任不喜欢她,说她有偷盗的基因,”回忆起小圆,井婷的语气变得低沉起来,“我教她读拼音、写字,她要这么写(错别字)的时候,我说:‘哎哎哎,宝贝,不能这么写。’她都会打一个激灵,你想想对她多……”

据井婷说,就在今年,小圆同一个一起跟着井婷学了两天写字的男孩偷偷跑出了太阳村。之前她也尝试过离开,但都跑不远,最终被带回。这次,这两个孩子一起到了更远的地方,在街上随处睡下了,男孩早上醒来以后发现小圆不见了踪影,于是一个人到了救助站,而小圆至今都没有被找到。

对于小圆的失踪,深度记者也从张淑琴处得到了证实。面对记者对太阳村管理不善的质疑,张淑琴并未否认:“有!有个女孩跑了十几天了都没找到,十五岁了。我们就报警啊,微博打拐啊……”

争议焦点

日渐成长的太阳村收获了关注,也引起多方质疑。曾有媒体报道:“在知名度越来越大,捐献也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公布的数字反而越来越少了……更让人疑惑的是,这些数字也都是在没有任何监督机构的眼目下自行公布的,公信度可想而知。”

太阳村的经济来源一共有三方面:来自国内外各公司、团体以及个人的捐助;太阳村的自办产业;来自政府的专款扶持。

虽然自称是非盈利的慈善组织,太阳村2003年在工商部门注册成为集体所有制的股份合作公司,而且并未参加2011年、2012年的企业年度检验。《中国周刊》在其2009年对太阳村的报道中提到,根据北京工商局的记录,太阳村在2006年之后就没有接受过年检,正常的企业如果超过一年未年检应吊销执照。

现在,“无照经营”的太阳村已经发展起由绿色蔬菜园、桃树园、枣树园、蔬菜和草莓生态棚组成的农场项目。太阳村的果园占地五百余亩,有五万多棵枣树,三千多棵桃树,农场则占地两百六十亩。农产品除了零售之外,还会被运用到认养爱心菜园、爱心果树和温室大棚产品的项目中。

“我们就是要创办自己的经济实体,给来的客人提供服务,提供产品。”这是张淑琴推广太阳村的办法之一。太阳村的官方网站介绍:“所筹资金会用于建设我们自己的实体产业链,开发农场,种植蔬菜水果等,争取实现将来的某一天,我们不再依赖社会捐助,而真正实现自食其力。”

太阳村旧版官网上公布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是交由北京陆宇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只列出了各项支出的明细,并没有提供收据等证明。

因为不能接触到太阳村的财政信息,至今为止,没有媒体可以笃定地说太阳村公布的收支有误或者误差是多少。

“如果你捐了钱,”张淑琴说到这儿,使劲一拍桌,“你怀疑我没用好,你来查我的账;你从来不捐钱,你凭什么查我的帐。”

太阳村的工作人员王老师声称,太阳村财政拮据,工作人员都只是象征性拿一些报酬。

在太阳村的一个角落,有几间简陋平房,里面堆满了爱心人士捐献的衣物和玩具。首都医科大学红十字会的志愿者王雨峰时常会来到这里,挑选一些物品拿回学校义卖,收集的善款将交给太阳村,太阳村的负责人会定下价钱。这里的捐赠物也会卖给参观者。

面对“为什么把捐来的物品拿来卖”的疑问,王老师说:“有的人只是选择最容易买到的文具之类的拿来捐,真正需要的那些东西没人捐。”

井婷却说:“有一个周日搞拍卖,当时就收了四万多块钱。需要什么都在网上发布,就会有人过来捐,一件新衣服五块、十块就卖了。”

太阳村还设立了助养项目,助养一名孩子一年的费用大约为5000元,包括孩子的食宿费、学杂费、医疗保健费等。许飞燕告诉记者许多孩子被助养多次:“有的高达十次、八次,但张淑琴说,(孩子)见到助养人只允许说没被助养过。”

王老师说:“孩子上学学校以各种名目收钱,因为不是北京户口不减免借读费。”

“学校免掉借读费,其他费也没有多少,小学一年也就几百块钱,中学一千块钱,”张淑琴的介绍却与王老师所说的情况不同,“大学我们都给他们出学费,能筹到就让他们上大学。”

“你让她把读大学的学生的照片拿出来看看。”井婷质疑道。据了解,孩子们在九年义务制教育之后基本就不再继续学习。这之后或是选择上技校,或是选择在太阳村干活到成年。

在这场聚焦太阳村财政的争执中,村内的孩子们的生存实况从未进入公众的视野中心。

太阳村的官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在来到太阳村后,我们看到他们又学会笑了,看着他们重新学习如何快乐地生活;我们看着他们慢慢长大,慢慢认识到劳动的可贵,学习着对自己的未来负起应有的责任;然后我们又看到他们中的一些,或者能够自食其力,养活自己,或者进入大学深造;他们继续长大,继续去创建着各自多彩的人生。”

官网主页上的头图中,张淑琴站在排列整齐的孩子们面前,身影清晰。而孩子们的脸却是模糊的。

(文中未成年人及井婷、许飞燕均系化名)

 

深度中文网 北京记者站新闻助理 王垚

深度中文网 执行主编 李茜雯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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