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 27, 2017

春风中的官员财产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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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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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中的官员财产公示

“中国这是法律社会么?你这是在给习总抹黑!”侯欣被带进警车时对几名警察叫嚷到。

2013年3月31日下午,袁冬在西单图书大厦西侧露天演讲,内容主要是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他振臂高呼:“中国是全民的中国,有你份有我份,要坚决杜绝裸官和贪官!”不久,西单派出所民警前来清场,袁冬、侯欣、张宝成、马新立四人被车牌号是“京A6996”的警车带到派出所。一开始称是被“传唤”,而这一“传唤”已持续了一周有余。

在此次公开演讲前,投入到官员财产公示运动中的“公民”们已经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开展了类似的行动,但受到的阻碍远不如此次激烈。《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建议书》的起草者孙含会对深度说:“这次为什么被带走。从地缘政治上看,他们宣讲的地方是西单民主墙不远处,那个地方比较敏感。广泛的意义上,那个地方离天安门很近,再往东走一站路就是中南海,再走半站路就是人民广场。”

西单事件

2012年12月9日,公民孙含会起草、68名发起人公开发表《官员财产公示公民建议书》,要求“中国最有权力的205名部级以上官员公开财产”。即希望公开2010年7月中纪委、中组委、监察部联合发布文件《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所涉及的内容,其中规定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个人、配偶及共同生活子女应报告其收入、房产和投资等事项。

袁冬是这个公民项目的响应者之一。北京三月的最后一天,他和几个朋友带着红色横幅走向了西单广场。袁冬在广场上说:“习近平同志说了,要实现中国梦,那第一个要做的事就是当官的公开国籍和财产。” 与此同时,他们分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宣传册给围观群众,希望围观者建议书上签名,成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队伍中的一员。在公开讲演中,他引用被查出贪污16亿的广东茂名前市委书记罗荫国的话:“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大约有五六十名群众观看袁冬的演讲,他们中有的拿起手机拍照、录像、发微博。五六位穿警服的警察伺于他右侧十米左右的地方说着什么。

这一百人好似凝滞在早春料峭的寒风中。

突然,警察径直走向他们,要求收起条幅。众人挣扎一段时间后最终选择妥协,正当张宝成等人将条幅依次折起,惶然听见袁冬呼喊“杜绝贪官、杜绝裸官”。警察上前干预,气氛一下又紧张起来,在接下来的两方交锋中,袁冬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警察继而试图把他带走。侯欣对着围观人群喊:“说的挺好的,凭什么抓人啊!”但对方置之不理,两名警察架起袁冬迅速往警车走去。侯欣紧紧跟着他们,不断地用手机拍照,另一边用手戳着警察的肩膀。在拖拽中,侯欣发现袁冬的鞋子掉了,她招呼警察把鞋给他穿上,吼着:“你们凭什么抓人啊!把人放开!”。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他们注视着眼前发生的一举一动。一名警察朝人多的地方大声说:“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法》对他们进行依法传唤,具体的会到派出所解释。”参与活动的四人被拉扯着上了路边的警车。几辆警车周遭,人们拿起手机拍照录像,有人照下了警车的车牌。“现场至少有三辆警车。”

很多围观的人力图不让警察把四人被带走,但没有这些反抗没有奏效。后来,几十名群众跟着警车到了派出所门口,在门口等消息,依然无果。第二天又有很多人到派出所,他们听到消息说是只拘留三天,因“扰乱社会治安”。然而,四人的家属不久接到公安电话,四人已正式转为刑事拘留。

后来有在场人士把31日现场的视频传到了优酷网,题名“0331XD”。但这个视频页面很快就显示:“已被屏蔽”。

31日当晚,袁冬妻子获知丈夫被带往西单派出所。4月1日,她接到警方对袁冬因“非法集会”而进行刑事拘留的电话通知。但公安局迟迟未发出正式的拘捕函。据袁冬妻子介绍,袁冬此前也曾参与“官员财产公示”活动,就在同一个月,他曾在中关村家乐福超市门口打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现场并没有发生太多不愉快。后来,有警察上门警告,他们家也遭搜查。

公民颜伯钧的腾讯微博消息称,4月2日至今,袁冬、张宝成、马新立被刑事拘留在北京市第三看守所,侯欣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4月3日晚,有警察到侯欣家中取走了她的电脑和一台摄像机。

“这是公民自发的活动。”孙含会一开始对这个事件并不知情,他是通过网络才得以知晓全貌。“逮捕他们的不是北京市公安局,应该是更上面一层的。”

至今,袁冬等人已被限制人身自由看守所十余天,关押在北京第三看守所。在三看,曾有一位女性工作人员问他们怎么为什么不在之前向公安提出集会申请。根据《集会游行示威法》,集会,是指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非法集会是指举行集会未依照法律规定申请或者申请未获许可,或者未按照主管机关许可的起止时间、地点、路线进行,又拒不服从解散命令,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如果按此进行推定,犯法也不无可能。

但许志永认为即便是中国语境的法律上,这也不算非法集会,仅仅是一次言论表达的行为。

四名优秀的律师已经接管了这个案件。孙含会向记者透露,下周四人律师团会公开发表意见,从法律的角度详细论证袁冬等人行为的合法性。“律师意见的结论肯定是他们的行为完全合法的”他强调说。

“公民”与官员财产公示

袁冬等人是“公民”的志愿者。按照“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的定位,“公民”是自由、公义、爱的集体,是一个以民主自由推动社会发展的团队。他的前身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公民的联盟”——公盟,这个以十万元注册资金合法登记的公司在2009年7月因税务问题被“依法取缔”。

许志永1990年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 1995年,再入兰州大学法律系,获法学硕士学位;199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现在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任讲师。但他说:“学校已经不再让我讲课了。我本来是教宪法的。”

许志永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便积极投身到了公共事务中,家乡——河南民权县发生了一起土地纠纷,造成了村民的伤亡。最后这个事情在他的努力下得以妥善解决,“我算是做了一点工作”。

“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要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在“公盟”被取缔后,许凭借其影响力推广了“公民”理念,很快得到了许多人的响应。每个月,公民们都会有一次聚餐,大家会选一个社会热点作为主题进行讨论。“去年九月份,我们确定了官员公示财产这个主题。关于这个问题社会上的讨论很多,但是没有把它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很多学者都参与到了这个话题里,证明这是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孙含会说。

“我们依据《宪法》第四十一条,‘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机构都有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依法向国家提出建议。”

今年1月27日,“官员财产公示”另两位发起人阮云华、张昆从珠海出发,经由长沙、上海、南京、洛阳、开封等十几个城市公开征集签名并到达北京。他们和北京的公民在北京朝阳公园正门门口开始了第一次“官员财产公示”活动。当孙还在车上的时候,相关部门已经给他打电话勒令取消这次活动。提前到现场的人也告诉还没到达的伙伴,“现场已经有四五辆警车,很危险,你们就别过来了。取消!”但孙和车上的几个人合计了一下,还是毅然前行。“我们想要试探一下风险到底有多大,已经做好了被拘留的准备。”

和孙含会同去的还有他的妻儿,她们在一旁观看。当公民们想把准备好的条幅拉开,警察便冲上前按住了他们。“他们只是抢走了条幅。中间想要强行把人带走,但现场的人阻止,不让他带走。就没事了。”

而后一次是在中关村海淀黄庄地铁站口。那是北京很冷的一天。一位证券投资人,一位艺术家,两个企业家脱光上衣,身上黑字写着与打出的红色条幅一样的内容。“财产公开是实干,拒绝公开是空谈”“财产公开是正路,拒绝公开是邪路”。孙含会说:“他们宁愿身体受到伤害也要把民间的呼声表达出来。为什么要写上字呢?因为在北京的大街上拉条幅是个非常敏感的事情。万一条幅没拉开就被警察按住了,身上的字还可以传递信息。”

许志永和孙含会都认为官员财产公示有助于惩治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孙说:“解决目前影响中国最严重的问题——腐败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目前所有的问题里面共识最高。无论是在高层,还是在民间。”而许则悲观一些:“对于实施的结果我们也不乐观,但是这是一个正确的实施方向,我们就去努力。一个清廉的政府存在于这个一元化的权力体系下,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必须要有现代民主,必须有独立的思考,离开这些条件,真正的反腐败不太可能。”

孙含会抬起右手,向上挥了挥。“新总理上任后说对反贪反腐要有断臂的决心。实际上,谁会这么做呢?除非是不断臂,就要了你的命的时候你才会去这么做。谁会来推动你呢?肯定是外界的力量。直至民间压力足够大的时候,这个制度才会推出。我们这个公民的活动也就是要凝聚公民的力量,要让他们认识到必须这样做,不这样做他们更危险,做了他们更安全。到那个时候才能成功。”而上街演讲的要旨是为了给有关势力压力,从而敦促这样的进程发展。

除了官员财产公示项目,对于“新公民运动”,一位不愿具名的公民对我们说:“我们中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经历过一些不公平,站起来反抗的;一种是为了公民的理念做事情的人。”而前者往往趋于站在政府的对立面,试图摧毁现有的制度,具有很强的情绪和目的性。而像许这样隶属于后者的公民的则更愿意重建一个新的民主法治的社会秩序,把自由、公益、爱的融入到里面去。“我希望不断地把我的理念和大家分享。我倡导的就是服务,有担当,放下自我,不追求什么权利,只追求理想,理想至上。”许志永笑着说。

守望“配套制度”

今年的两会期间,“公民”通过EMS邮政快递,将带有着7033名公民签名的《公民建议书》与致总书记公开信邮寄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上访办。从3月3日至今,孙含会尚未收到来自政府的任何有关回复。他也邮件联系了从2006年到2012年连续七年提交“官员财产申报公示”立法议案的韩德云等全国人大代表,同样没有收到回复。“韩今年人大连任。” 2012年3月华商报报道,韩德云曾以新疆阿勒泰和江西黎川等地试点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为例,说如果没有中央授权,只是地方自己突破,时间久了很有可能会流于形式甚至失败。只有中央统一立法、授权地方实施,这样才既能保障合法性、维护统一性,又有利于各地兼顾各种情形。他曾说:“当前全面铺开官员财产申报困难很大,他建议从相对容易的角度入手。比如从高危岗位、新任官员启动。”

“从1987年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在国内由原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首次提出算起,已经过去了26年,政府每隔几年会有更完善的申报制度出台,但一直没有涉及高层官员财产公开。”孙含会说:“一个又一个的‘财产公示’试点仅仅在基层开展,官员是没有公开财产的实质性压力的,这样的试点必然失败。”早在2009年,新疆阿勒泰地区就已在地区廉政信息网进行财产公示试点。但在区纪委书记吴伟平因病去世后,财产公示不了了之,该地区廉政信息网也很长时间打不开页面。“他的早逝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吴伟平承担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来自上下级、家庭、同事等等。”事实证明,由下至上的官员财产公开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官员财产公示,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因为“配套制度”还不完善,暂时是不可行的。

北京学者蒋树立说,当前反对尽快立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开办法》)主要考虑到两方面:一是金融实名制等配套制度不够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可能成为空中楼阁,应先建立配套制度;二是,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可能侵犯官员的隐私权。

中央党校经济学教授徐祥临也曾撰文说,在目前财经纪律松松垮垮及一些财务规定很不合理的情况下贸然公开官员财产,要么是虚假公开,要么是造成官员队伍内部的极度混乱,是不合时宜的。他建议,按照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调整涉及领导干部工资收入及工作经费开支标准以切断腐败源头,同时严格执行所有单位财务制度的公开。

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所谓的配套制度只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久拖不决的一种借口。

许志永表示,财产公示制度做起来也就是电子信息统计并充分公开,让官员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现在就是怕大家挑出问题。”

“人们经常问我,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民主啊?我总是告诉他们,你问问你自己。你问问自己为民主做了什么,你也就回答了自己。”孙含会说:“许志永、滕彪就像是中国的昂山素季,从2003年孙志刚案对收容遣送条例废止所做的努力到现在的‘公民’行动。”

孙认为整个公民的理念是理性、合法地推动社会进步,而不喜欢暴力和血腥。“我们通过不断地表达自己的意愿,积聚更多的公民参与度。只有公民社会逐渐地壮大,社会才能真正平稳。”对于签名的征集,他表示还会坚持,直到立法成功。原有的7033个签名中,有一个是来自一名高中生。孙特别回复了这封邮件:“你比很多成年人都勇敢。”

 

许志永的妻子是财新传媒的记者,但她不参与到丈夫的事务上来。孙含会的妻子是他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法学硕士时的同学,亦如许的妻子,她从不加入孙的公民运动。而在丈夫接受采访时,她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翻着公民活动的图片资料,攒着A4纸的手偶有微微的颤抖。她打量着四周,眼光踱向爱人,然后深深地埋下头去。

 

深度传媒 北京记者站 新闻助理 王聪

深度传媒 总监 叶凝

见习生 程楚瑜 顾玥 王垚 李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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