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l. 27,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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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得主杨紫烨谈影像: 真实最重要
February 24, 2015 - Comments Off on 奥斯卡得主杨紫烨谈影像: 真实最重要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杨紫烨女士的新纪录片《争气》,前不久在香港上映,并成功获得百万港元的票房。纪录片市场少有可以盈亏平衡的作品出现,杨紫烨对此认为,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发行渠道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也很重要。 作为奥斯卡舞台上少见的华裔纪录片人面孔,2007年,她凭借《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后三年,她执导环保题材纪录片《仇岗卫士》,于2011年再次获金像奖提名。 深度新闻网总编辑叶凝,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争气》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公映,并就电影、纪录片和影像记录和杨紫烨进行了交流。   2014年10月16日,杨紫烨执导的纪录片《争气》在香港公映。片中记录几位香港“问题学生”,其中包括失明学生、学习成绩差、有盗窃行径和有情感问题的少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接受各种挑战,最终在舞台上成功表演音乐剧的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杨紫烨试图通过这部纪录片,表达她对社会评价机制不同的看法。   深度中文网(以下简称“深度”):为什么您的这个新纪录片取名叫“争气”?   杨紫烨:这个名字的确定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家提议了许多名字,后来选了一个比较符合故事的整体结构的,比较文雅的。而后,纪录片投资方,也就是基金会,觉得起的名字太平实了,就改成了“争气”。   深度:在拍摄,也就是准备音乐会的过程中,这群“问题学生”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杨紫烨: 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于不是很好的中学,甚至特殊学校。在香港,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学往往被认为是好的,比较难进入。它们的生源也比较好。但这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去这些好学校的学生就是不爱学习的,没有什么其它天分的孩子。 所以去年,有一个基金会,就到三个“低等级”的中学和一所盲人学校,召集一些学生,给他们编排一个音乐剧。希望藉此激起他们的信心。这些孩子大多对读书没有什么热情,对自己也有点自暴自弃、没有什么追求。音乐剧可以给他们一个“角色教育”的机会,通过几个月的训练,提升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未来社会角色的认知。 在这次音乐剧演出后,这些孩子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离音乐剧的准备、演出,又已经过了一年。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还很顽皮,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和约束,尤其是学业。经过半年的培训,他们已经可以在学校认真读书了。其中有一个比较调皮的女孩子,上个月还跟我说,她在做社区义工,这在刚认识她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深度:您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提到现在社会对好孩子和坏孩子的评价机制是有问题的。那什么样的评价机制才是比较健康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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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原总编辑2015新年致辞:中国从未如此需要好新闻
January 01, 2015 - Comments Off on 路透社原总编辑2015新年致辞:中国从未如此需要好新闻

史进德 在中国,怯懦胆小的人是无法运营具有独立精神的新闻事业的。这关乎寻找间隙,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险间准确定位。这往往需要替未阐明的东西下定义。这要求当我们面对禁制和规则——有时严厉,有时宽松;有时明确,有时隐含;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就必须具有一些开创性。 新闻业正在世界各地、各种经济体中被重新定义,与此同时,作为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本身正走在构筑自己在区域和世界上威望的路途上。因此,无论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还是互联网世界上的虚拟世界中,言论表达、新闻调查、个体行为的界限划分都显得无一定向。 但在这样的不稳定中,仍然有许多空间。于其中,新的实践可以尝试,严肃的新闻调查可以存在,组织的独立性可以延续。 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中空地带不是一个整齐的几何学分布的,也很难用几句话来圈定,或者只是用几条直截的运算公式得计算出来。那些在周一看起来还可以接受的东西,一天之后,就可能带来麻烦,甚至在下个月引来巨大的灾祸。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有时候十分精准的把握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它在十二月的一篇评论谈到,“用道德驱散‘新闻雾霾’”,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一条非常恳切的建议:只要我们还有对道德标准的基本常识,只要我们还知晓是什么擎起了遮盖腐朽新闻事业的保护伞,只要我们还没有放弃对称职新闻事业的承诺。 中国对于好的新闻产业的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迫切。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是一个明澈的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是近期,中国政府最高层以行动表示了对反腐的决心和支持,中国现今正从一个官僚系统腐败行为猖獗的国家,演变为对腐败行为强硬的地方。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会给正在法制化转型的中国一个愈加透明的社会。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是一个好政府最清晰的镜子,揭露真实的社会境况,并呈现那些被人漠视的社会现实。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也是社会压力的安全阀门,促使因问题所积蓄的紧张至恶化到不可收拾前得到宣泄。 对于掌权者,视新闻从业者为危险人物和带负面力量并非异常,但这种看法却是非常短浅。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站在问题的对立面,并不是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惹麻烦”。最好的记者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仅是希望通过他们微薄的努力来改善政府和社会。 然而,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紧张状态,常常令官方媒体扮演新闻从业者真正的“角色”变得困难。也正因如此,发出勇敢无畏的独立声音就变得更加重要。 对于这些发声,坚守最严格的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仍然十分重要。正如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上的一些悲剧案例,新闻从业者一旦违反他们职业的标准,最后损害的不仅仅是他所附属的出版机构,而且可怕地影响了整个专业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它毁坏了记者一直希望竭尽全力去推进社会的根本目的。 新闻伦理全然不是艰深难懂的东西,当中大部分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基本常识。但就似生活中很多简单的规范,真正遵守它们还是很困难。 客观意味着,抛却个人偏见和有色眼镜,让读者清晰地观察一个事件的全貌。透明意味着,记者要把所有在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预想呈现给读者,也正缘于此,新闻人的客观性才可以被衡量和判断。公正意味着不遗余力地全面理解整个故事,并将理解反馈给读者。记者的感情投入有助理解事物发生的因果,这个说法异常重要——记者藉此才能更有效地表达事态微妙之处。 事实和观点必须隔离、标明,界线分明。新闻组织的经济来源:投资者、广告商或捐款者,应受感谢,但不能允许他们干扰和影响新闻的生产。最后,记者永远不能动摇他们对真相和读者利益的忠诚。 我向深度新闻网自创办以来一直坚持提供客观、公正、中立的新闻致敬。 它的英文名: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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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麻风村
March 04, 2015 - Comments Off on 消失中的麻风村

佛山市高明区潭山麻风康复村建于1958年,用于收治上世纪50年代患麻风病并被迫隔离的居民,现均已康复。最近几年,土瓦房换成砖房,电路,电网和热水器入了户,新修公路足够一辆大货车来去自如。 村民们似乎忘了这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天还没亮,粤剧声先打破宁静,然后是扫地、狗吠声,和麻将声。年复一年,一切都没改变。事实上,村民们都有想诉说的衷肠,那多半是有关思乡、团圆和过去的自由。 一 当了30多年的村长邓文祥,对村中事务了如指掌。“村里的平均年龄都有70岁以上了,最小的49岁,最大的年满99岁,”他介绍说,刚建村一共有100多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康复出村,也有其他村合并的,现在这里有71人。 村长背有点弓,四指萎缩在一起,他用嘴叼起烟,用大拇指扶稳,另一只手打了几次火把烟点燃,吸了一口,眼睛眯成一条线地缓缓吞出来。他回忆之前在供销社做计数员,负责分配粮食,当时才十几岁,工作了两年后就开始发病。现在过节都会回村探望亲戚,但是一两天就回来了。 邓文祥说,政府给予每个人每月473元,外加养老金,残疾金等每人每月至少六百,“他们看病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由政府支付。”村里的部分收入还来自田地和鱼塘的租金。这里延绵不绝的山地和未经污染的泥土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每块地租给一些农业个体户一年几千到一万不等。 谭伯负责村庄的资金流转,包括村民每月搭饭堂的用度和出租土地的水电费。每顿饭3块5毛,每人每月搭食需支付178.8元。“还在饭堂吃饭的12人,多是行动不便,大部分人觉得饭堂不合口味。” 村里每天有医生和护士来值班,帮老人治感冒,开止痛药之类的,“有些久病成医,自己来拿药,”一名护士说,麻风病可导致皮肤溃疡和神经痛等后遗症,“我们只能开止痛药给他们。”一般老人摔伤或者头晕就送往合水医院,再严重一点的就要被送往县城。 村民住院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在政府支付的范围内,但如果程度严重得需要找人照顾就要自己掏钱。74岁的九哥因为腿伤住院,医生告诉他要住院两个月,动弹不了的他只能请护理照顾,但由于请不起医院的护工,他多次想出院回村子。一个珠海的大学生得知后动员给他筹钱,后来找了一个村民负责照顾,一天40块。 如果有人去世,村长会叫来火葬场,一响鞭炮送故人。死去一人,相当于腾出一个床位。原本四人一间的宿舍,现在只剩下一个或两个人了。 二 一到秋天,白菜长得更饱满,加上吹北风,若天气放晴不出三天就可以晒好,晒好的菜干最适合过年煲汤。但是,大多数村子里的人过年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多的只是一只鸡,一只鸭,而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是对家乡的思念。 旧时麻风村的人是不允许结婚生育的,怕传染给后代。三婆是为数不多的结婚后进村的,她生完女儿一年后发了病。一聊到女儿,三婆就合不拢嘴,“女儿常说要我开开心心的。”邻居甘伯喜欢跟来此探视的学生们聊天,以便拿学来的普通话调侃三婆。 见到陈婆婆时正在刮竹芋皮,三婆帮她将小镰刀绑在她手上,让她自己慢慢刮。她在村里是患病程度最为严重的其中之一,面部已经部分瘫痪,双手已经完全愈合在一起,只剩下圆鼓鼓向外突出的骨头,双脚也已经被义肢和拐杖取代。 发病时少不更事,被扔在县城医院,眼见自己的身体被侵蚀,陈婆婆进村后继续干着农活,上山砍柴,生活艰难。“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现在她除了需要杜伯煮饭给她吃外,生活可以自理。杜伯之前负责照顾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现在也随着年纪渐长,也就忙不过来了,偶尔还会义务帮一些婆婆整理电线。 兰姨今年59岁,1981年入村,家人曾给她盖了独立小房子。五年前她帮一个农场干活,老板支付的薪水明显少于别人。她现在村里做保洁员,日收入20元。“家人来探望时,围坐一起吃饭最开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喜欢这首送别诗,时常回想起自己离开家乡40年,这首诗表达了我的心声。”郑伯是鹤山人,来此不过5年,他或许再回不去故乡了。“虽然看上去正常,但是老一辈会有旧社会留下来的恐惧感。老人教小朋友远离自己,说村里没人患这病,为什么就你患上了,有人说是恶魔附身。”郑伯的户口不在家乡,田地也被征收了,“在潭山生活,起码还有政府管我吃住。” 张婆婆今年99岁,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喜欢到公共室看别人打麻将,天九(一种中国骨牌游戏)。年轻的时候她随母亲到广州打工,打仗就到石室教堂躲避了几天。由于发病较晚,她得以生儿育女。最大的曾孙已经16岁了,90岁那年,儿孙们在家乡摆了12席贺寿。“他们说接我回家,我年纪太大不想奔波了。” 也有精神不正常的老人,会被同村的人排斥。谭婆婆,89岁,室友陈婆婆说她经常自言自语,所以平时也不跟她说话;炎婆婆,患有严重的失忆症,出了房门就不认得路回去。虽然她有隔壁的阿伯服侍,但阿伯受不住她的行为时就破口大骂她疯子;皮肤病让秦伯丢了菜地,心里却念记着村长将他的菜地没收,用鼠药毒死他的母鸡,以至于他最后的消遣也没了。 三 80年代潭山被隔离,没有人敢前来探望。随着村子对外开放,社会各界也开始对麻风村投以关注。 圣诞节时教会组织附近的村民集中到江门吃大餐。到了过年,市政府过年来派米油,也有单位捐款。元旦有义工来舞狮,吃濑粉。 潭山村村民冯可腾,长期担任汉达康福机构的理事长。汉达康福协会(简称汉达) 成立于1996年,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家专门服务麻风康复者和患者的民间组织。 麻风病在全世界均有分布,每年新发现病人约有50万。我国目前仅有5000多现症病人,但治愈留有残疾的病人有12万之多,这些病人主要分布在云、贵、川和广东等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汉达即在前述地区开展服务,平时主要为康复村搞活动,和其他民间团体开会,筹集资金做假肢,轮椅等。 广东还剩数十个像潭山的村落,及2000多名残疾康复者。“我还到过广宁,那里没有医生,村里只剩下5人。”冯伯还自制养蜂蜜的板、凳子,编竹筐和篮子,喜欢看国际新闻。他希望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两个月前,辽宁的张女士由汉达介绍来到潭山村。93年成为基督教徒,在一场险些让她丧命的心脏病手术之后,她更加虔诚地信仰上帝,病好后决心将主的庇荫奉献于他人。张的女儿偶然认识了韩国的金先生,后者介绍她到韩国参观麻风病康复村。她决定加入金先生的团队,与来自美国,韩国等地的义工一起到东莞市安医院服务。得知潭山需要护工后,张女士偕同82岁高龄的母亲和19岁的女儿变卖家当,从辽宁赶到广东服务。 投入麻风康复村事业的家工作营志愿者协会在广州成立,由广州的大学生团队组织。广东商学院的学生一年组织三到四次活动到访潭山。探访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个志愿者服务,而且是营员间情感的联系。大学生静雅说,“为了大家更加亲近,我们二十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木板床上,有时会通宵聊天,就像一家人。” 志愿者挤在九哥家的小小“茶寮”里,这是九哥烧菜煮饭的柴房,三面透风,屋顶用木头搭成。茶寮边上有炉灶和黏糊糊的酱油瓶。大家围着一张小方桌吃九哥炒的花生,喝着热茶,主人则在一旁凳子吸水烟,竹筒里咕噜咕噜地响。这是他们在麻风村度过的温馨时刻。 天黑了,河塘边的萤火虫开始活动。听说,一只萤火虫成虫只有20天的存活期,持续的发光会耗尽它们的能量。在光污染严重的城市萤火虫近乎灭绝,只有在郊野阴暗的地方才发现这生命短暂而美丽的生灵。它们生于斯,亡于斯。再来寻找的时候,闪烁的灯尾越来越少,也许是老死,也许是离开,终将随着它们的家园消失。 采访手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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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恋合法化是否真的让LGBT团体步入春天?
January 25, 2015 - Comments Off on 同性恋合法化是否真的让LGBT团体步入春天?

近日,BBC Three两位男主播接到一位同性恋人士的电话投诉,说自己由于是同性恋被人歧视。于是,两位男主播尝试手牵手行走于繁忙的街道,测试路人对其行为的反应。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在不长的路程中,两位主播的行为确实引来了不少指指点点,有人在他们路过的时候悄声对自己的朋友说:“快看,他们在牵手。”甚至有一对看似情侣的年轻人路过时,其中的男士还发出“呃”的呕吐声响,当主播们追上去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时,他说:“我觉你们那样很恶心。”而主播询问女方看法时,她说道:“我并不反对同性恋,但是你们的行为让我感觉很不舒服。”两位主播最后表示非常惊讶和失望。 而不久前,素有英国同性恋之都的布莱顿(Brighton),由于当地一间大型Sainsbury超市的雇员阻止一对正在超市内接吻的女同性恋情侣进行亲吻,引来了当地萨塞克斯大学(Sussex University)LGBT社团的维权示威,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动员了许多对异性恋情侣、同性恋情侣或者双性恋情侣在约定的时间,到该超市内同时接吻,表达对该超市歧视行为的不满以及对LGBT群体的支持,而超市也最终道歉。 LGBT团体是女同性恋(Lesbians)、男同性恋(Gays)、双性恋者(Bisexual)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首字母缩略字所组成的代名词,由于同性恋社群无法完整体现相关群体特征,该词的出现便是旨在强调性倾向与性别认同的文化多样性,除了狭义的指同性恋、双性恋或跨性别族群,也可以广泛代表所有非异性恋者。如今,该词已成为英语系国家普遍采用的主流用法,而该词的主流化也是在相关团体的集聚状态之下加深的。 英国作为加入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俱乐部的新近成员,也是经历了近100年的波折——从20世纪晚期男同性行为除罪化、合法化,到承认民事配偶权(Civil partnership),最终到女王签署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文件为止。如今的英国社会已普遍接纳同性恋者,“腐国”的称号也享誉全球。 但无法忽视的是,婚姻合法化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却只是放大了该团体的权益声音,由于团体所占全国人口的极为少数,一般在2%左右,以及西方传统宗教的固有抵抗,LGBT群体的权益在增强的同时却依旧无法发声,从而改变一部分对其持有偏见或敌意似的对待。拒不完全统计,在布莱顿这个同性恋之城,宣称自己为同性恋个人大概有2300人左右,占整个城市3.1%的左右,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伦敦和曼切斯特作为另外两座同性恋大城,其所占比例理应更低,这其中的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同性恋或非异性恋的人士害怕承认自己的性向特征,恐惧来自世俗眼光的对待,从而使该群体处于生活的灰色状态。 由于课程需要,笔者曾有机会到一对居住在布莱顿的男同性恋家庭进行对话与课程纪实摄影,令我意外的是,原本也带有区别意识的我,在与他们交谈相处之后,却完全感受不到难以适应的困难。他们之间的相互扶持与相爱之情的表达,与异性情侣之前没有有何差异,反倒加入了更多的理性与冷静。交谈中,他们特别说:“婚姻其实就是两个人相爱了的结果,其它任何反对婚姻的声音都是毫无必要的,不论性别倾向。很多人歧视同性婚姻,只是传统礼制、道德、宗教、保守政治的武断干涉作祟,但相爱相恋的自然逻辑是任何人无法推翻的。”如今已获取民事配偶权整整二十五年的他们,在英国正式颁布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于上月举办了二十五年来同居生活的首个婚礼。而在他们二十五周年的聚会上,他们与亲人朋友之间的爱同样朴实,温馨,毫无扭曲之意。 同性婚姻合法化与其说是让LGBT群体跨入一个新的初春时节,不如说是一个打破寒意的暖冬。某一种符合自然本性的事物在增强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印证其本身是遵循自然法则进程的。如今中国国内对LGBT议题的讨论也不断兴起,首例同性恋起诉同性电击治疗为非正当的案件胜诉,也从另一个维度为LGBT群体的维权意识突破了些许固化的世俗边框,而对该议题的不断深入探讨,也是人类智化过程中的应有之义。   深度中文网 海外站 专栏作者 李昆烨 [...]

深度百家

杰弗里•亚历山大:重视新闻业的危机
April 22, 2014 - (0) comments

对于公民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成员,包括那些上流社会中的精英而言——新闻帮助他们了解其所引领的市民群体,明晰他们所设计的一系列行动之主旨和目的,洞察他们所精心建构的社会关系,以及设置他们可能在未来创办的机构组织之固有属性——唯一一手信息的来源。萦绕于客观事实周围的大众传媒相对于以拟造现实为需要的虚构媒介,在影响那些处于摇摆状态的社会决议——不仅仅在社会运动的构建,还有在国家事务的干预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新闻媒介表现和表达市民精神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它们的声望和信誉:这要求无论从机构组织,还是从其中从业者的维度来说,新闻实践者所能做的只是中立的描绘这个社会和世界,而不是重新建构它再用以表达;简单地说,这些专业机构和新闻从业者既不能掺杂个人情绪,同时又要避免浸入艺术或道德的体系来展示这个社会事实的存在。 我正准备与艾丽莎贝斯·伯瑞斯、玛利亚·伦哥出版一本关于西方新闻业危机的专著,来试图解读当下的危机。它被命名为《重视新闻业的危机:从技术到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将于 2015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中的一系列文章将通过全新且丰富视角来阐释知识界和新闻工作者在认识当代新闻业危机中的相似点:出版工程和新闻生产技术方面的数字化革命所带来的维系报业正常周转的挑战。正如我们所见,许多出类拔萃的西方新闻机构为了应对数字时代的冲击,经历了剧烈的财政动荡,譬如像裁员等一系列深刻的、根本性的组织重组。 但是,与其将技术的改革和经济摆浮视为引发现有恐慌的第一要素来分析这次危机,不如将目光投向新闻业在文化层面上的承诺本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我们因此将会把新闻专业的伦理和新闻工作者一直以来不曾间断的,为扩大社会领域范围所做的民主启蒙联系起来,而后检视新的技术是如何被型构成支撑这些契约价值的,而非如一般人所想——逐渐的侵蚀它们。 我们理应认识到,近期的技术改革和经济摆浮是又进一步被社会意群重新编码了的。对于相关新闻的职业和更广阔的社会群体,正是这样的特殊文化框架才将那些实际上是不偏不倚的变革带到危机境地。这些文化密码不仅仅引起了对于技术、经济情势改变的紧张惶恐,也同时提供了控制它们影响范围的方法,因此那些独立新闻业的民主尝试不但没有被破坏,反而还以新的形式被支援了。 民主社会往往依赖于大众媒介可阐释的独立性。籍于处于密集的等级制度权利和市民受众中间,新闻业对威权“说不”才成为可能。它还提供了收敛的逻辑框架,那些附随的事件因此被赋予含义。新闻报道为社会群众更深入的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提供了空间,而维系这些空间的力量又依赖于其专业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有通过——可以和国家与市场直接沟通的拥有自治权的专业组织——来规制他们自身的特别必要。只有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制造、策划新闻的标准得以完善的构建,新闻工作者才能够唤起透明、独立、平衡和精确的新闻专业精神。 正如我在《公民领域》 所说明的,这些专业伦理非常有必要和更广阔的民主的论述——保卫独立的公民领域的信仰集合——往复交叠。新闻业在由选举、议会、法律、社会运动和推进民主的宣传手段组成的、有秩序的和文明化的世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亦如公共市民领域的独立性一向被市场、国家、民族和宗教集团不断侵犯,新闻业的自治也面临着这些威胁。因此,新闻业的边界一直是令人担忧而且不断被浸透的,它们可阐释的独立性也从未是充分安全的。正在进行的完善无疑是不完整的、偏废的,专业人士和社会上的支持者需要坚持抗争才能保障它的继续维系。 显而易见,独裁统治者会不遗余力的阻止新闻工作者的可阐释的独立性的形成和发展。然而相较于露骨的独裁力量,民主社会集群内部的巨大隐忧和紧张却总被较少的感知和理解。尽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民主社会,在维系此自治权上都被认为是可圈可点的,但是这些努力常常导致新闻工作者在维护机构独立性的实践中感到无力和没有安全感。即便是他们可以成功的捍卫专业伦理,但在面对技术革新和经济情势转变时,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是易受伤害的,甚至是随时可以被消灭的。所以,那些自由的记者和支持他们的社会团体常常以为他们在争取自治权的道路上是失败的。 从新闻史上看,由于现代社会的社会突变越来越趋于地方化,新闻业不断卷入危机的情况也就不令人惊讶。像现在由计算机化和数字新闻触发的紧张一样,前些年科技的更替也曾导致危机,最后以新形式的经济组织产生而告终。那个时候,广播和电视均被忧心忡忡的看作是损害印刷媒介独立生产和客观评价能力的巨大威胁,但实际上,两者最后都并没有造成这些后果:不仅仅美国电视网向有线新闻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可怖的恐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公共电视台向私人电视台过渡期间也未曾衍生对私有化意料之外的失措。 通过观察历史上电视和电报带来的轰动,我们可以明晰蕴含复杂、重要意义的新闻业建筑是如何将新的技术和经济组织想象成对新闻整体性有恐怖威胁的。但是,这些焦虑反而通过全新的组织形式维持了原有的新闻独立性。 我们对当代报业危机的案例研究,例如新奥尔良州的《时代花絮》和其它一些美国大城市的都市报,将会启发我们:久经考验的文明结构体、当今快速更迭的技术、经济变动的剧烈融合,以及新形式的新闻业工作方式——是如何被推进和发展的。对于技术和经济中含有缺乏敬意的、暧昧的及暗含反民主效用的反对声音,我们仅仅把它们视作对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的抱怨是不合适的,它们其实是为了保护这种伦理而发出的神圣且有力的呐喊。 尽管欧洲报业不总是认同美国新闻业对于“自由中立性”的要求和规范,大西洋两岸的新闻工作者在“可阐释和组织化的独立性”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并纷纷将其视为辨识专业身份的一部分。然而数字化也引发了对欧美新闻业这些原有价值观的挑战,而我们因此得以获得机会去重新定义这些危机和危机背后的危机。 数字化的新闻制作创造了特色的组织改革和经济约束。成千上万个体的事业因此止步,产业中一部分脆弱的组织也就此消亡。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组织不得不直面全新的数字化制作程序,从而建立了革新的组织形式,以促使技术去支撑,而不是损坏民主文化和新闻生产机构。 如果以森彼得主义的“创造破坏论”来理解当下的危机,我们就得粒子化现今对发展新组织形式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在数字化再生产的前提下,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允许民主新闻业的文明承诺继续被维持?如何评估现在新闻组织在促进出版方式进化上所做出的努力,比如创建数字化的平台来补足原有纸质媒介的缺陷?社交媒介和数字媒介是怎样还击内容庞大的新闻产品的,尤其是在主流大报的大故事开始走下破路的背景下?新的慈善基金如何回应为传统媒介搭建了新平台——来适应 24×7 不间断网络营销策略,而产生的惴惴不安的危机感?如何看待数据和可视化新闻,例如以“事实即圣物”为座右铭的《卫报》数字博客,在持续深刻报道和加强信息可读性上的尝试?怎么评价像《赫芬顿邮报》这样单纯的数字新闻信息集成平台,未来自行雇佣专业记者的趋势?另外,怎么看待数字新闻的实验产品,像美国的《政客》和欧洲类似的试验?假如大型新闻产品网络愿意向数字时代崭新的新闻专业主义靠近,并维护新闻业的公民价值观,数字技术层面上的同步跟进是否也会接踵而至?非专业的“公民新闻”是如何反映民主价值和扩大公民讨论的?平衡报道和专业主义是怎样被掷弃而显露出流行文化的威胁的? 这些危机,和它们所带来的新契机,让新的新闻业的出现成为可能。受到中国传统媒介周遭与日俱增的不信任感的影响,深度新闻网决定开始它的征途。作为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运行的、纯洁的新闻生产单位,深度新闻网不断通过客观的新闻和对专业主义中“透明、独立、精确”的不懈恪守,重塑中国媒体的公信力。让我们来看看它会走向何处! (本文是杰弗里·亚历山大教授为《深度故事》特别撰写的序言,原文使用英文书写,经叶凝翻译成中文。)   杰弗里·亚历山大,当代核心的社会理论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一,剑桥大学皮特美国史与机构文化教授,耶鲁大学莉莉安社会学教授,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版权所有 © 深度新闻网 特别致谢:剑桥大学出版社(附属授权),牛津大学出版社(引用),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艾丽莎贝斯•伯瑞斯(个人,耶鲁大学社会文化研究中心初等研究员),玛利亚•伦哥(个人,美国西北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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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March 04, 2015 - Comments Off on 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编者按: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将大众的视线再一次聚集到了雾霾上。清华大学贺克斌说:“当基本上是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就会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技术性治理的层面。如果经济学家开始动脑筋了,我们的环境治理就有可能动到根子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就这个话题,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出发,于2015年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治理雾霾: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讲。凤凰大学问经主办方和作者授权独家编辑刊发,并经作者审定。现将演讲实录精编分享附下: 今天我们讲”治理雾霾:经济与金融政策的作用”。多数人,尤其是环境专家,在谈到治理雾霾时,想到的一般是脱硫脱硝、提高油品质量等末端治理手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与此非常不同的话题,即治理雾霾也一定要靠经济和金融手段。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来自我和李治国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完成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去年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张图是根据NASA从卫星上拍的照片,经过处理之后做的国际上雾霾程度的比较。这是多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比这个图上显示得更严重。这张图的PM2.5浓度的范围0-80微克/立方米,80是属于污染很严重的。但我国地区华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常年在一百以上,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印度等也是污染很严重的。在这个图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很低,大多在10-2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是蓝颜色的,加拿大非常蓝,还有更蓝的像澳大利亚。 关于雾霾经济成本,有很多的学者做了研究。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现在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几,按亚行的估计,仅仅是空气污染的成本就把一半的GDP增长率损失掉了。 (图为中国PM2.5能源占比估计) 雾霾与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最直接的联系就是我国的雾霾和污染性的经济结构有关。什么是污染性的经济结构?问题分为三类: 1.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在大国当中,我国的重工业占比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 2.污染性的能源结构。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中。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 3.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这里指的是清洁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出行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 用经济的手段治理雾霾不可或缺 关于雾霾治理,至少有几十件事情要做,已经规划的措施当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的控制、对VOC和其他工业粉尘与建筑扬尘的控制等。如果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们的研究估计,与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吨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辆汽车的单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单位产出的工业与建筑业排放可以下降80%。换句话说,末端治理可以讲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 这些降幅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但是,如果经济总量每年增长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会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因此,要将雾霾降低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从2013年的全国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须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而这些调整必须要靠经济和金融政策。 对于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一个PM2.5减排的数量模型,来定量估算各类末端治理措施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降低雾霾的作用。我的书中有这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这个模型定量估算的结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极致,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结构调整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将高达46,远超过30的目标。换句话说,从2013年到2030年,如果仅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达到PM2.5减排目标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靠结构调整。 所谓结构调整,具体的内容包括GDP当中的工业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运输结构中地铁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预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个百分点;从能源结构来看,清洁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个百分点;从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来看,轨道交通占比应该至少提高20多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结构变化的目标要求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而地铁的总里程则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预计在2013年–2020年间,地铁总里程应该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铁总里程要增长230%。 雾霾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前面讲到,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污染性的结构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动力、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大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第二是市场的失灵,第三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消费缺乏社会责任感。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我举三个例子。 1、工业用地价格过低。我国工业用地的价格是商业用地价格的1/8,这个比例是其他国家的1/2到1/3,非常的便宜。如果工业用地太便宜,自然会激励工业的过度发展。为什么这么便宜?这跟历史上地方政府的GDP导向有关系,GDP跟政绩、升迁都有关系,这种激励机制下,大量的土地被廉价提供给工业。 2、服务业税负过高。我们做了不同产业的服务业总税负和间接税负的比较,发现很多的服务业行业当中税负比工业高。如果税负太高,资源就不愿意流向低污染的服务业,而过多的留在高污染的工业行业。 3、服务业准入被过度管制。大家都能够感觉到,在教育、卫生、金融这些低污染的服务行业,你要成立一个新的民营机构非常困难的。前一段有人讨论放开民营医院等,看来这个进展也不如人意。 第二,市场失灵。市场失灵在所有的国家都会发生,在中国也不例外。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是一个燃煤的企业,会对周边的地区产生污染,导致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盈利的好处是企业自己得的,但污染则所有人一起承担,这是典型的外部性没有被内生化的例子。这种外部性会导致它过度燃煤,或者过度使用污染性的能源。驾车也是这样,你自己开车很舒适,但是你同时导致了对周边地区污染,降低了其它人的寿命,由于驾车者不考虑这种负面的外部性,他会过度买车、过度用车。 雾霾还有很强的跨区域的外部性。跨区域的外部性指的是不光对你的邻居产生影响,雾霾可以漂流到对两百里、三百里意外的地区。专家对北京做过一个分析,发行40%的雾霾来自于周边地区,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河北。由于雾霾所产生的负外部性的很大一部分是由外地居民来承受,本地燃煤者又不充分考虑这种跨区域的外部性,就会使得他在本地过度燃煤。 第三,企业和消费者缺乏社会责任感。这一点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当中是没有考虑的。在微观经济学中,企业唯一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对别人产生什么负面影响不在意,消费者唯一的目标是要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只要我吃得开心、玩得开心、消费的开心就可以了,对别人的负面影响不考虑。但是,一些国家的实践表明,他们正在逐步在改变这些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或目标函数),即企业是可以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考虑社会责任的,消费者也是可以多花一些钱来消费绿色产品的。企业和消费者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是可以培育的。 如果提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绿色偏好,或者说增加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我们用经济学可以证明,这相当于政府给了绿色产业一个补贴,从而通过发展绿色产业来帮助降低雾霾。关键在与怎么建立一套新的体制和机制,来解决政府对市场的扭曲、市场的失灵、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问题。 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九点建议 下面是我提出的经济与金融政策方面的九点建议,具体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详细展开了,然后花点时间多讲讲绿色金融政策。 前面两点针对政府扭曲市场所做的政策建议: 1、改革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过低的体制。要让土地供给中工业用地的占比降下来,让它工业用地变得更加的稀缺,稀缺之后工业用地价格会上去,会逐步弱化工业投资的冲动。相应地,如果商业用地、住宅用地比重上升的话,成本下降就可以刺激低污染的服务业行业较快的发展。 2、纠正间接税税负在行业间的扭曲。这主要指一些服务业行业税负过高的问题,在今后一段时间营改增当中应该得到一定的纠正。营改增还没有完成,一些服务业还在设计税率的过程当中,对税率的设计必须要考虑到推动经济向绿色转型的要求,即应该让服务业的税负下降,从而引导资源流出高污染的制造业行业,进入低污染服务业。 一下讲的第3至9点的大部分都是要为了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其中有一些,尤其是最后一点,也有助于解决企业和消费者的偏好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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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论 | 没有党组织,就没有中国梦
December 21, 2014 - Comments Off on 社论 | 没有党组织,就没有中国梦

四川蓉城老厂棚户区搬迁久搬未果,央企地方分部强加干涉四川地方决定是根本原因。此外,厂房还私自撤消了党支部,“致使当地四百多名离退休党员十多年没过党组织生活和开会”,其心昭昭。 四川成都市长与锦江区区委书记收悉民众的要求后,迅速到现场解决人民的困难,这彰显了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理念。但是厂属管理方——中国化工公司罔顾人民利益,罔顾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恶意干涉、“接管”政府的安排,从而又让地方人民继续水深火热的生活,令人匪夷所思。 年过八旬的李师傅在厂工作了三十余年,党龄有数十年之久,对我记者谈到“撤销党支部”时泣不成声。“年轻的时候是党员,为国家做贡献。到退休了,老了,你把支部取消了,没得人过问。” 再过七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悠久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生活。1943年,我党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根据地进行严重打击。八路军边区剧社派曹火星、丁凯、肖静雨——三人工作队,来到京西偏僻的歌谣之乡,唱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明白人可以一眼看出,我党即使在最艰难的阶段,都没有放弃建设新中国的“中国梦”,都没有放弃她的人民,没有放弃解救中华大地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决心。可是现在有一些个别事业改制单位,却要取消人民群众赖以依靠的党组织,其居心之叵测耐人寻味。 我们要清楚,没有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先进性。没有党组织,社会系统的运转就没有动力,人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群众的基本信仰就没有支持。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经济要适应“新常态”,千千万万个经济个体也需要适应“新常态”。但是正如《人民日报》所说,党和党组是正义的来源,是“新常态”的核心保障。对于地方势力的这种侥幸心理,必须给以破除,还人民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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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信阳
November 29, 2014 - 1 Comment

“那时候根本就不是社会,人吃人、人打人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甘从秀老人显得有些激动,脸上微红,脖子上的青筋愈发分明,“那时候看到围殴‘犯错’的人,一个人扑上去,抓起旁边的石头就是一砸。”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出现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现象,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事件,甘从秀当时就居住在信阳重灾区光山县。 正值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各地区浮夸成风、虚报粮产,为达到指标上缴全部口粮,各地饥荒不断。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其中信阳、南阳、许昌都是饥荒比较严重死亡人数较多的地区,由于信阳地区影响最大、饿死的人最多,史称“信阳事件”。 “越表扬,越遭殃” 1959年庐山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信阳地委让各县报秋季预计产量。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大家都不敢先报,因为谁先报谁倒霉。据光山县泼河乡吴忠志透露,“后报的永远比先报的多,于是产量越报越多。报少了就会挨批,被视为“右倾”,哪个县报多了就得表扬,但是征粮的时候百姓就得遭殃。 光山县槐店公社1959年秋灾导致全社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县里总产4610万斤,远远超过实际总产量。当时搞大生产,信阳地区当时在各个县评旗,依次为红旗、蓝旗、白旗、黑旗;其中光山争得红旗,罗山第二,而新县最后排的是黑旗。 未断粮前,粮食已经很是紧张,为了达到上缴数额,各个大队当地储存的粮仓就在下面放上稻草,上面撒上一面谷子,制造出大丰收的假象。一个地方越是因为丰收被表扬,上缴的粮食越多,那个地方的百姓越是遭殃。 光山县文殊乡青龙大队谢庆福饥荒期间从光山移居到新县,据他回忆,光山、罗山两个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最多,而死亡人数也是整个信阳最多的;新县当时从百姓手中征得粮食最少,公社食堂几乎没有断过粮,该县的王县长也因此被打为右派,屡受批评。 饥荒最严重的是1959年的腊月(阴历11、12月)信阳地区大部分公社食堂都断粮了,其中下辖乡镇卧龙台和仙竹早在十月份就已经断粮,槐店是光山县最严重的地区。断粮期间,白鹭屎、玉米杆、稻草等一系列能吃的东西村民们都试过。 1960年春刚发粮时,村民们普遍患上浮肿病(又称黄肿病,因饮食失调而使肾脾衰弱,体内水液泛滥皮肤),患者全身浮肿发黄,又死了一批人。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所作《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其中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 “公社每天就只有清汤,如果和炊事员熟一点,打饭的时候炊事员就会用勺子搅一搅多给你点儿米,如果和炊事员有过节的话,就只有面上的清汤了。”谢庆福说。 人人挨打,人人打人 光山县县委书记马龙山当时算是极左分子代表,委任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负责包产到户试点,后来庐山会议肃清,粮食上缴成为公理,马龙山把责任归咎于张福洪,张便被盖上“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遭到不断的批斗。 在肃清批判会上,马当众踢了张一脚,群众开始一哄而上,拳脚相加;两日后的斗争会马龙山又打了张两耳光,后来交由县委扩大会议、公社干部等轮流批斗,松针刷牙、炒盐豆、猪槽吃饭各种处罚都用过,张从不能走路到大小便失禁,最后死在囚禁的地方。 由此,打人的风气由上到下,开始蔓延。 现年94岁的汪祖凤,当时是槐店公社后汪店队长,公社实际能收6000斤谷子上面却报产一万四千多斤,粮食上缴目标是永远完不成的,不愿意交就打。作为队长,他也打过人。“不打不行啊,粮食交不上去,整个队的人都要遭殃。”老人叹了口气,望着前方。 1959年腊月,新华大队村民向玉环从槐店公社挑粮食回去。由于长期饥饿体力不支,跌跤摔倒后死在半路上。同乡陈方斌趁机去捡粮食,被大队干部发现活活打死。 当时的环境下不仅干部打村民(普通社员)、社员打社员,社员打党、团员、队干部的情况也普遍存在,几乎人人都参与过殴打。光山县李洼村民陈克金忍受不了饥饿,冬天跑到集体菜田里挖了几棵白菜,回去全家煮了菜汤吃,不料掉了点菜沫在地上。第二天被社员发现,公社一群社员涌上,不承认就一直打,承认了有罪就还要打。 当时只有12岁的新华大队村民汪恩泰,如今已成为家族里辈分最高的老人。他回忆说自己的姥姥当时被找去挖塘泥,姥姥挖不动就要被打,他只能站在旁边一声不吭地看着。 槐店乡李洼小队的陈克济也参与过几次打人,他坦言自己也不想,只是当时环境所迫。“你不打人就不是好人,就是右倾分子,马上就要被打。”他接着说,“思想正不正,就看自己的表现了。打得越狠,说明你的思想越正确、立场越坚定,就越得到提拔。” “队里有的人为了表现,直接在鞋里装秤砣,把人往死里打,那种气氛能带动大家的怨愤”,老人补充道,“就连我自己,最后参与进去也好像失去理智了。” 78岁的村支书 1936年出生的陈文久当时担任光山县新华大队村支书,新华大队是死亡状况较为严重的村落之一。妻子甘从秀1957年嫁到陈文久家乡,两人一起熬过了59年大饥荒,是全村唯一一对存活到现在的夫妻。 由于陈文久是村支书,每次能托人从社里偷偷弄到一袋大白菜,就靠这些大白菜,养活了家里人。老人说兄弟四人饿死三个,只剩下自己一家。 “我背着一岁多的娃上山挖荸荠,已经好几天没进米,我的腿也迈不动了。”孩子因为饿,一直不停地哭,让甘从秀更是心如刀绞。自己好不容易挖到一个小小的荸荠,外面沾满了泥巴,用衣服擦了擦,连忙送到大哭的孩子嘴里。 “每天吃白菜,尚且保住家里每天的伙食,但娃太小咽不下老菜叶,只能饿着肚子。一天吃饭的时候,只听见娃在摇篮里面喊:‘妈,我饿,我不吃菜’,哭了几声娃就没气了。”说到这里,她沉默了一会儿。 一天夜里,李杜湾村民李厚德跑到她家,扑通一声就给丈夫跪下,哭着喊着让陈文久帮帮自己。李厚德家里7个人都饿得不行了,在床上奄奄一息,他想把公社的一只小牛偷偷杀掉,希望村支书能为他保密。 陈文久算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村支书,心里斗争了好久。一旦被发现,自己的妻子孩子都要遭殃,而且组织上他的职责是去逮捕杀牛的,但现在却在庇护甚至是带头杀牛、违反纪律。 “可是我转念一想,人都死了还要牛做什么呢?”老人的声音哽咽了一些。 他最终还是同意了李厚德杀牛,也就意味着承担最大的责任和风险。连续几天,“杀牛,我让他杀牛…”,这句话一直在他脑子里回绕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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