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 22,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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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原总编辑2015新年致辞:中国从未如此需要好新闻

路透社原总编辑2015新年致辞:中国从未如此需要好新闻

Posted On: January 01, 2015

史进德 在中国,怯懦胆小的人是无法运营具有独立精神的新闻事业的。这关乎寻找间隙,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风险间准确定位。这往往需要替未阐明的东西下定义。这要求当我们面对禁制和规则——有时严厉,有时宽松;有时明确,有时隐含;有时清晰,有时模糊——就必须具有一些开创性。 新闻业正在世界各地、各种经济体中被重新定义,与此同时,作为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国本身正走在构筑自己在区域和世界上威望的路途上。因此,无论在中国人的现实生活,还是互联网世界上的虚拟世界中,言论表达、新闻调查、个体行为的界限划分都显得无一定向。 但在这样的不稳定中,仍然有许多空间。于其中,新的实践可以尝试,严肃的新闻调查可以存在,组织的独立性可以延续。 关键问题在于,这个中空地带不是一个整齐的几何学分布的,也很难用几句话来圈定,或者只是用几条直截的运算公式得计算出来。那些在周一看起来还可以接受的东西,一天之后,就可能带来麻烦,甚至在下个月引来巨大的灾祸。 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有时候十分精准的把握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它在十二月的一篇评论谈到,“用道德驱散‘新闻雾霾’”,在我看来,这真的是一条非常恳切的建议:只要我们还有对道德标准的基本常识,只要我们还知晓是什么擎起了遮盖腐朽新闻事业的保护伞,只要我们还没有放弃对称职新闻事业的承诺。 中国对于好的新闻产业的需要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迫切。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是一个明澈的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是近期,中国政府最高层以行动表示了对反腐的决心和支持,中国现今正从一个官僚系统腐败行为猖獗的国家,演变为对腐败行为强硬的地方。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会给正在法制化转型的中国一个愈加透明的社会。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是一个好政府最清晰的镜子,揭露真实的社会境况,并呈现那些被人漠视的社会现实。 健康、公平、客观的新闻业,也是社会压力的安全阀门,促使因问题所积蓄的紧张至恶化到不可收拾前得到宣泄。 对于掌权者,视新闻从业者为危险人物和带负面力量并非异常,但这种看法却是非常短浅。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站在问题的对立面,并不是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惹麻烦”。最好的记者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仅是希望通过他们微薄的努力来改善政府和社会。 然而,现实和理想之间的紧张状态,常常令官方媒体扮演新闻从业者真正的“角色”变得困难。也正因如此,发出勇敢无畏的独立声音就变得更加重要。 对于这些发声,坚守最严格的新闻专业主义要求仍然十分重要。正如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上的一些悲剧案例,新闻从业者一旦违反他们职业的标准,最后损害的不仅仅是他所附属的出版机构,而且可怕地影响了整个专业领域。更为重要的是,它毁坏了记者一直希望竭尽全力去推进社会的根本目的。 新闻伦理全然不是艰深难懂的东西,当中大部分都是人们生活中的基本常识。但就似生活中很多简单的规范,真正遵守它们还是很困难。 客观意味着,抛却个人偏见和有色眼镜,让读者清晰地观察一个事件的全貌。透明意味着,记者要把所有在实践中出现的矛盾和预想呈现给读者,也正缘于此,新闻人的客观性才可以被衡量和判断。公正意味着不遗余力地全面理解整个故事,并将理解反馈给读者。记者的感情投入有助理解事物发生的因果,这个说法异常重要——记者藉此才能更有效地表达事态微妙之处。 事实和观点必须隔离、标明,界线分明。新闻组织的经济来源:投资者、广告商或捐款者,应受感谢,但不能允许他们干扰和影响新闻的生产。最后,记者永远不能动摇他们对真相和读者利益的忠诚。 我向深度新闻网自创办以来一直坚持提供客观、公正、中立的新闻致敬。 [...]

深度总编2015新年致辞:理想闪耀

深度总编2015新年致辞:理想闪耀

Posted On: January 01, 2015

叶凝 12月20日,我看到“人人影视”的微博上说“需要我们的时代已经离去”,让人不禁联想起字幕网站“射手网”前些日子的境遇。这个时代的一切繁华,都是应这个时代而生的,它们顺应了一个季节的冷暖,只是有些没有熬过另一个更替。我常常想,深度大概也要在某个时候死去,或光荣的,或枯败的。 大约是半年前,我到北京大学去,看到了这所学校里许多像我们一样的独立组织——倚靠着这所百年名校的臂膀,迅速而茁壮地成长起来。它们大多数比我们做的要好的多。那次我大约是要介绍一点我对独立组织的看法,讲台左侧坐了两位已经退休的北大老教授奶奶,据说是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的,所在领域跟我说话的内容没有什么关系。但她们在我说话的过程中,一直紧张地做着笔记。这让我想起我的恩师们。 也是在今年,十一月,北京大学学生会记者写的一篇特稿红透了微信朋友圈,讲的是LGBT的校园生存现状,其水平业已超过了大多市场媒体,立意语言逻辑都堪称上乘。那真的是我再次质疑,深度新闻网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的时刻。 我年轻的时候深受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一心思考客观中立性,以至于对老一辈媒体人深埋于心底的怨怼缺乏理解。随着时间的增加,他们在制作新闻、甚至进行学术研究时所夹杂的愤怒,竟然逐渐被我感受。然而这个时代,最不缺少的大约就是这样的愤懑,各行各业,垂直的、横向的。历代年青人的使命大抵是,承担上一代或几代人的沉痛,然后在坎坷的道路上寻找一扇光芒。 这几年深度所办的活动,多少都受到了“境内势力”的庇护。一年半前,我孑然到清华寻求几位清华院长的支持,他们虽然表示了对“独立媒体”未来的担忧,但仍不吝在他的能力范围内给以了最大的襄助。后来清华、北大的校方也间接地、婉转地传达了一些“正能量”到我这里,在那些炎热和冷酷交替的时日,安慰了我的许多忐忑。今年,就在我离开人民日报社前,几位老师还予以特别指点,各种恩谢更是难以以我贫匮的词汇来表达。 中国的新闻业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技术革新给我们新闻界带来的震颤看起来远小于西方世界,那是因为我们的新闻界本质上还不是市场化的。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在干预意识形态建构的同时,也神一般的推动了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迈进的脚步。像澎湃这样的媒体,其实是把《东方早报》的固有队伍转移,借着北京强劲的朔风,换了一番滋味昂然前行。但这种幻象会在未来的十年内破灭,那些举着调查新闻旗帜的媒体将在此后的岁月中更加艰难:经济与政治问题交织的繁复程度必然日益加深,并且两者本身的环境都会更加复杂、难以估量。除了强大民间资本构筑的门户帝国在金钱问题上让位,或者理想世界的独立媒体异军突起外,实在很难想到有什么其他方法来规避这场灾难:而这一切都需要整个行业,甚至与其相关的根本行业,做出全面的、英雄式的牺牲。我们的许多新闻人由于对专业主义缺乏最基本的恪守,必然在前赴后继的大潮中低头跪拜。与此同时,妥协和无力感,将几乎亦步亦趋的大肆蔓延。对此,年轻的新闻人都需要做好准备。 有的新闻人寄希望于“境外势力”的解救,这是很荒唐的。这样的偏见源于我们对“新闻专业主义”根源性的差错认知——专业主义不是被定义的。而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说的,它是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的。美国、欧洲一些地方的新闻实践,本质上是和中国、亚洲的不可调和的。我们对这个定义的错估,直截导致了新闻学院和媒体圈里弥漫着“客观、中立”这样的词汇,却对如何实现全然不知。我们的新闻业必须从零开始,学习如何制造新闻,如何让新闻有效地传递到更多的地方,如何让这个产业本身健康的存在。 以产业为导向的教育,给刚刚通过高考进入大学——满怀期待的年轻人以悲怅和失望。前几年,这种绝望只是弥漫在新闻学大四学生的心里,但两三年过去,这样的气焰就充斥了大一新生的世界。这对于整个行业的专业教育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有的圈内学者把研究焦点全然转向技术,认为技术将取代传统的技艺,这显然也是错误的。那些基于语言的创作,只能通过技术来表达,而断不可能被技术所创造。实际上,技术本身是一种独立的艺术,但技术实现过程中的方法论和抉择策略,实质上也绝不只是一次唯物的活动。其折射出来的,无非是新闻制作者看清事实的角度、步骤和途径。 中国媒体生态已经步入一个娱乐闭环当中,但这不仅仅是媒体所造成的。那些色彩鲜明、言辞猛烈的文字被人追捧,而事实真相变得无人问津:这需要新闻人思考,到底是我们的内容出现了问题,还是方法论出现了偏差。新闻人要甘于寂寞、享受苦难。与其说面对诸多坎坷,生不逢时;不如说正是这样的时代,给予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新的一年,时不我与,踽踽前行,并依然拥抱时代! 2012 – 2015 © 深度新闻网 China Current Network [...]

汪玉凯:习近平的执政使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汪玉凯:习近平的执政使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Posted On: December 24, 2014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凤凰网大学问赐稿,解读了习近平执政的五大治国使命: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他认为习近平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具有系统性的改革。 作者: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央强力反腐、通过整顿官场转变作风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共的两次全会相继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按照习近平的话说,这是姊妹篇、上下篇。如何看待十八大后中国所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与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什么内在联系,习近平治国使命实现的关键节点在哪里?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一、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使命 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 在上述思维框架下,集中反映出他的四个特色鲜明的执政理念:这就是铁腕治国、俯首为民、公平正义和独行独立。 从铁腕治国来看,十八大后中央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铁腕反腐举措,不到两年拿下56位部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大老虎”、徐才厚这样的“军老虎”,使人们看到“零容忍”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辞;从俯首为民来看,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导向,诸如“只要人民追求的,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要让每一个司法审判案件能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公平公正“等,其思想深处的亲民为民的情怀溢于言表。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公平正义看,不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中,都把制度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从独行独立看,他反复强调“不照抄、不照办”,决心要走出一条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治国理念隐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方面: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第一,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中共领导地位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心里支持度。而这两者,并不等于中共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就能自然而然得到来的。这一点对中共未来的执政和领导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第二,重建中国的官场。无须讳言,近年来中国的官场确实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买官卖官、权线交易等,对社会风气起到了非常坏的破坏影响。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首先是因为中国官场风气败坏以后带坏的,要改变中国社会风气,首先必须矫正中国的官场风气。而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许是最好的重塑官场的“猛药”。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记得笔者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过未来中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即: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没想到在十年后的习近平重塑官场的新政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第三,重构秩序。应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重构中国秩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在重构秩序中把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权威放在了首位,这充分说明他对宪法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中共可以领导制定宪发和法律,但中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得到追究。 第四,重构价值。即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体系,不是说对过去的都要推翻重来,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荒漠化以及价值紊乱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真正的风险和危机,即信仰危机。习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大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所以他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后来他又还做了第二个大判断,即“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也许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而中共十八大后提出是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想以此为引领,重构中国的价值。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深远。 第五,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中国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大家也心知肚明。在胡温执政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框架下,新一届政府不断完善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使其尽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场决定论”,并按照这一思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和治国使命相对应的是他的治国策略:一是“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十八大后,中共不断采取重大举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贪腐采取高压举措绝不手软,重拳出击治理官场,在党内、军内、官场掀起巨浪。二是“法治、德治“并行”。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破天荒地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并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的实施。在选拔人才时,强调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出的全面改革路线图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的价值和理念。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信、智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国的实践之中。 二、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三十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确立上述治国使命,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笔者以为,这应该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触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些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从前者看,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时候中国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三十五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三十五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 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而习近平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问题导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大风险:即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要转方式还是要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大家看到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经济转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三十五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至少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其中显性约有二十万亿,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这两者内在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

香港的最后一刻: 方志信的中环夜晚

香港的最后一刻: 方志信的中环夜晚

Posted On: October 12, 2014

“全民抗命!抗命不认命!” 2014年9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学发出以“罢课不罢学”为主题的的集会。罢课周的那个星期五晚上,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和学民思潮突然冲击政府总部。第二天,10多个民间团体宣布组成联合阵线支持学生。9月28日凌晨1点40分左右,“占领中环”发起人戴耀廷便宣布占中行动正式展开。在“占领中环”运动进行的一周内,主战场已经延伸到了铜锣湾和旺角。越来越多的学生和民众自发参与进来,“民主之火”越燃越烈。 在中大学生会,有一群日以继夜,不停工作的学生。在他们中间,除了少数的学生会成员外,大部分学生都是自发参与工作的。面对“险峻”关头,他们之间也会产生分歧。 接下来,这艘抗命的大船将何去何从? 学生运动,学生领导 “现在很危险,我们每个人都当作在打仗”,Gary说。 Gary的中文名叫方志信,是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系的一名大四学生。6月4日出生的他似乎注定与民主运动有着微妙的联系。作为中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兼学联常委,他主要负责学联的行政和统筹工作。在“占领中环”的运动中,他和众多舵手一同把控着这艘大船在风浪中的航向。 2014年10月5日周日,占领运动进入第8天。在金钟现场,没有激进的冲突,只有来自民众的创意和温暖。地铁站设有自发的“充电站”,有学生负责看守着充电的手机。天桥底下随处可见讽刺政改的漫画和激励运动参与者的话语。马路跨栏边,有人用木板搭成台阶,一边扶着人们跨过,一边提醒他们“小心”。在集会中,不乏有派送自制三文治的外国人,用水彩记录占中的街头绘画家和搬运物资的年轻人。 在政府总部门口,方志信和几个学生匆匆地走过,他们要举行内部会议。 学联的工作保密性很高,开会时要收手机,防止窃听。他认为,即使收了手机,和立法会议员开会,提及政治敏感度高的话题时,也是“一件危险的事”。 自从上周日宣布无限期罢课后,他和学生会的同学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在学生会工作室躺几个小时后又继续工作。除了工作台和沙发,工作室内还有一台电视直播着现场的情况。 学生部的Ocean透露,“物资都是市民捐助的,并自发管理。”她平时的工作就是打电话联系各个区的物资站,确实了地点后对外公布。 自发参与工作的政治与行政系的Andy负责收集咨询。他在Facebook上看到科大的横幅被人扯了下来。“前几天中大的横幅也被人破坏”,他告诉深度记者。 “这里的人都很少回家。”Ocean说。其他的大部分同学有的在集会上维持秩序,有的去视察负责传信,还有昨夜通宵现在补觉的。 “辛苦得熬不住” 10月3日,在旺角地区的集会开始疲软,道路上只剩下小部分人坚守着大本营。下午1点多,几个政改关注组的同学找到了中大学生会,激动地希望学联着手引导,将行动升级。政改关注组是由中文大学八个学院的学生自发组成的,他们关注运动的进行并对学生会提出建议。 面对同学激进的看法,方志信认为大事要从组织角度去想,即使学联呼吁了,也不一定有人响应扰乱秩序的行为。 根据香港法规《公关条例》第17B条(1),任何人在为某事情而召开的公众聚集中作出扰乱秩序行为,或煽惑他人作出此种行为,即属犯罪。一经定罪,可处第2级罚款及监禁12个月。 [...]

占中现场

占中现场

Posted On: September 30, 2014

警方昨日(28日)施放多轮催泪弹,并出动防暴队驱散占据港岛行车线的市民。众多香港市民下午相继占据港岛的金钟、中环、铜锣湾以及九龙的旺角的行车线。占领中环昨日凌晨启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今日(29日)凌晨呼吁市民离开马路,占中发起人停止占中。 截至今早,港岛北及旺角主要道路封闭,200多条巴士线需停运或改线。港岛的湾仔和中西区所有中小学按教育局要求停课。17间银行的29个网点受影响暂停营业。 27名泛民主派议员要求立法会召开紧急大会,弹劾梁振英。 昨日下午六时左右,警方在金钟夏悫道施放第一轮催泪弹。催泪烟雾随即弥漫,市民四散。有市民吸入催泪气体后感到不适,用毛巾捂嘴,表情痛苦。警方行动并未见效,市民不久之后重新聚集。 过万市民昨日下午首先占据金钟政府总部对开的夏悫道。随后,有市民转至中环、铜锣湾集结。警方又分别于晚八时、晚十时及今日凌晨一时在不同地点施放催泪弹。今日凌晨,占领行动也蔓延至九龙旺角的主干道弥敦道。 梁振英今日一时发表电视讲话,澄清警方在行动中并无开枪,也没计划动用解放军介入事件。他亦呼吁,占中组织者“为整体利益着想”,停止占中。早前,梁振英在记者招待会上指,占中是违法行为,政府不会受此胁迫。占中主要人物陈健民回应说,梁振英应该下台,施放空间重启政改五步曲,“这样才能化解当前危机”。 香港学联、天主教香港枢机主教陈日君、陈健民等在深夜都呼吁示威者离开,香港多间大专院校也劝谕学生回家。陈健民称,要保持实力,持续抗争,但运动发展至今,已经是市民自发行动,“占中三子”和学联也无法平息。 昨日凌晨一时三十七分,占中发起人戴耀廷突然走上学联在政总外添美道搭建的舞台,宣布正式启动占领中环。他提出两项诉求,即要求全国人大常委撤回关于政改的“落闸”决定,以及要求梁振英政府重启政改,重新向中央提交一份“真实反映香港民意”的政改报告。 戴耀廷计划的占领中环,是通过佔领中环道路,并静坐等待警方拘捕的抗命行动。参加者需要签署《“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意向书》。戴耀廷在不同场合指,行动者自甘被捕,会有强大的道德感召。 在罢课完结之后,学联周六继续在添美道一带举行。学联常委方志信称,他们要留守至所有週五被捕学生获释,和政府正面回应他们的政改诉求为止。由于担心警方清场,学联周六傍晚便不停在Facebook呼吁市民前来增援。学生在集会场地四周用铁马设置路障,防止警方攻入,只留海富中心对开行人天桥一处出入口。 共有61名学生和市民因周五晚冲入政府总部前地公民广场遭拘捕,其中包括被捕时间超过24小时的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副秘书长岑敖辉及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周、岑、黄三人已于週日晚间获释。 据香港电台报导,周六晚的集会一度达到5万人。根据记者在现场观察,许多前来支援学联的学生、市民都直接一排排睡在地上,部分人士则带上潜水镜、穿上雨衣、手臂包裹保险纸在路障旁守候。 然而在戴耀廷宣布占中启动后,现场人数大幅减少。 市民郑女士对记者说,她是来支持学生的,而不是占领中环,“如果我的身份突然变成占中死士,我要回家再考虑如何参与进来。”有中大学生也冲到主舞台前,与学联常委、中大学生会主席张秀贤理论。“我们被占中骑劫了!”参与守候路障的城大学生在主舞台另一端对学联工作人员表达不满。 第二天周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周六晚睡满人的行车线和行人路已变空。十点许,警方曾限制海富中心对开行人天桥通行,只准出不准进,引起在场市民鼓噪。事件扰攘约十分钟后,警方让步。下午四时左右,警方又突然封锁天桥,引起大批市民不满,高喊要求警方开路。警方再无让步。随后,市民与在场警方发生推撞。推撞期间,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并用警棍阻止市民拉扯铁马。部分市民突破警方防线,拉大缺口,开始相继占据夏悫道西行及东行行车线,整条夏悫道交通瘫痪。市民一度让出一条道让受阻车辆驶过,但一直占据夏悫道,持续至今。 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批评,警方阻止市民进入添马公园,是“迫人上街”,现在占领行动遍地开花,警方要负责。 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今早在香港电台直播节目表示,如果警方的行动激发民愤,就应该对行会有交代。罗范在听众请求她为催警方施放泪弹祈祷时,一度用手巾拭泪。而另一位行会成员、曾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在另一档节目说,“警方有需要施放催泪弹,那些学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会推水马、推铁闸。” 深度中文网 [...]

学联发动罢课 过万人集会

学联发动罢课 过万人集会

Posted On: September 23, 2014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发起一连五日的大专院校罢课行动,并于昨日(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百万达到举行集会。 学联此次行动的口号为“抗殖反筛选,自主港人路”。在罢课宣言中,他们宣称要表达对“人大”对香港政改所定下的框架不满。学联宣布,共有25所大专院校成立关注组响应罢课,13000人出席罢课集会。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宣读宣言时指出,港人必须否决全国人大通过的政改方案,向北京明确宣告誓争真普选的诉求。他表示,罢课是学生展开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若政府不回应他们对政改的诉求,中央“不屈服跪低”,抗争行动将陆续有来。他质问,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170位人大代表、得票只有689票的梁振英能决定港人的命运。“逆转香港的命运,从来只靠我们自己绝地抗命”。他强调,香港未来的命运应该掌握在港人的手上,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发起一连五日的大专院校罢课行动,并于昨日(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百万大道举行集会。 学联此次行动的口号为“抗殖反筛选,自主港人路”。在罢课宣言中,他们宣称要表达对“人大”对香港政改所定下的框架不满。学联宣布,共有25所大专院校成立关注组响应罢课,13000人出席罢课集会。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宣读宣言时指出,港人必须否决全国人大通过的政改方案,向北京明确宣告誓争真普选的诉求。他表示,罢课是学生展开不合作运动的第一步,若政府不回应他们对政改的诉求,中央“不屈服跪低”,抗争行动将陆续有来。他质问,为何全国人大常委会170位人大代表、得票只有689票的梁振英能决定港人的命运。“逆转香港的命运,从来只靠我们自己绝地抗命”。他强调,香港未来的命运应该掌握在港人的手上,尤其是香港的年轻人。 集会还邀请支持罢课学生的大专院校老师、组织罢课的关注组学生代表、前学联干事等人士上舞台发言。多位讲者鼓动台下同学举出拳头,呐喊口号。 一位中大历史系的大三学生向深度中文网表示,她所在班级中,“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缺席,但不知缺席者是否罢课”。港大戴耀廷的班级,21日的政治与法学课堂上只有10多人上课,近半数缺席。另一位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硕士生透露,她的导师曾在罢课前发问卷调查,询问学生罢课意向及是否需要补课。 昨日,中大校园从火车站“大学”至百万大道的一路上,贴满黄字黑底的“罢”字标语。现场可见,不少同学响应学联呼吁,穿白衣为参与行动的记号。校园内亦有学生派发黄丝带,象征声援罢课行动。 一众中大社工系关注组学生则从早上开始,于火车站、百万大道等地用纸张收集学生及市民对政改、罢课的意见,并张贴在科学馆外墙。负责同学之一、中大社工系大二学生刘同学表示,只要校方没有清理,这些意见纸会一直张贴。 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集会后的记者招待会表示,他们在考虑以后罢工罢课的可能性。他期望港人有更多自我组织的行动,去社区内发声。 根据学联Facebook专页公佈的资料,罢课期间的活动,除在政府总部前的添马公园举行“罢课不罢学”讲座、公民论坛及集会外,还有在香港各区摆街站宣传罢课理念、探访清洁工人等。 周永康同时代表学联向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和政府政改“三人组”发出通牒,要求他们出席学联在添马公园举行的集会,就人大对香港政改所做的决定,接受问责。 占中三子之一,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出席21日下午的罢课集会。在接受深度中文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支持学生自发的争取民主的行为,学生是成熟理性的,他们能考虑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这次的罢课行为清楚的向中央表示香港未来一代学生的态度,中央应该重视。对于佔中的相关事宜,戴耀廷表示:“不出计划,十一会有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学生考虑清楚自己的行程后,最好去支援。” 今早(23日),梁振英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自己十分认同学生争取普选和民主的诉求,也“充分聆听”学生们的意见。而学联数十位代表今早(23日)在梁振英踏出政府总部接受另一团体的请愿信时,学生一度冲出示威区的防线。   深度中文网 港澳记者站(发自香港) [...]

“拆迁”故事

“拆迁”故事

Posted On: September 16, 201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有法律制度下,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宅基地和自留地属于集体所有,实质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土地的所有者和管理者。政府通过转让土地的使用权获得巨大的预算外收入,地方政府仅将土地挂牌转让即可获得收入,无须征得土地使用权人(即被拆迁人)的同意。而《物权法》规定对公民的房屋所有权及相应土地使用权,必须‘先征收补偿,后拆迁”。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屋拆迁问题在中国愈演愈烈。拆迁本应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加快城市建设的“利民工程”,然而各个环节下秘而不宣的利益纠缠,法律法规的不尽完善,公权力和私权利的激烈对抗都驱使它逐渐偏离透明、健康的轨道,使它逐渐异变为一项难以撼动的“扰民工程”。  进退维谷的拆迁户被置于法律与政策的模糊地带,他们曾为多立户头而“假离婚”,他们曾走到天安门以火焚身,他们曾在《中国青年报》门口吞下农药……身体摧残,感情纠葛,以自伤护体,以违法求全。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规范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的征收、拆迁、补偿行为,区分商业拆迁和公益拆迁,根除暴力执法,健全对话机制和谈判机制,畅通司法救济途径,是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的重大课题。 “当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保持沉默——我不是犹太人。当他们要追杀我,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 本期专题,跟随深度,让我们一同,走近“拆迁”。   【帝都“危改”】被遗弃的危房 在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社区,十多年前朝阳区政府和京棉集团签订协议立为区“最大的危房改造项目”一直杳无音信,伴随着日益破败的管道和房子,一同老去的,还有居民的努力和期待。京棉集团三个厂之间的几代人的隔阂在危房改造、推进拆迁的过程中逐渐淡化,其旗下的方晟公司与棉纺厂危改居民冲突不断。2010年5月,一位居民在给北京市长的信里写到:“请市长不要被开发商蒙蔽!不要让京棉危改彻底的失败!更不要让京棉二厂的百姓成为这场失败的恶果的唯一承担者。”   【老城何处】历史的沉降:神都洛阳拆迁纪实 2013年12月举办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城镇化,要让市民记得住乡愁。”城镇化要强调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尽量让农村那些古树、庙宇、古典建筑等风貌存活下来,而不是沉淀为一种记忆,“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而不是狂飙突进,让历史消散在推土机的漫天烟尘中。洛阳老城筑于金兴定元年(1217年),八百年未毁。2012年洛阳老城区政府与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协议,要对东、西南隅进行拆迁和整改。   【江城博弈】拆迁进行时:矛盾中的利益角逐 在水域面积约达四分之一的“大武汉”,土地收入将近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根据《武汉市“城建攻坚”五年行动计划》,到2016年,共投入4217.66亿元,建成中部第一、国内一流的城建基础设施。为了实现目标,一万余个建设工地在武汉大地上遍地开花。在武汉市硚口区城中村的改造中,每天清早能准时听到拆迁办鼓励拆迁的广播喇叭,还有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给住户锁芯里灌注胶水、瓦解居委会,甚至派砸手半夜砸房。拆迁办、派出所、拆迁户的三方博弈,正在江城各处上演。   [...]

拆迁进行时:矛盾中的利益角逐

拆迁进行时:矛盾中的利益角逐

Posted On: September 16, 2014

2014年8月8日河南新郑张红伟全家强行被拖到墓地,房屋被清拆; 2013年5月28日,山东临沐的崔社梅夫妇被强行绑架,家里夷为平地。 拆迁问题是一种顽疾,尤其是在武汉,这座连接着古老与现代的城市。在武汉“城中村改造”的转型中,矛盾不断上演,愈演愈烈。 拆迁管理部门&拆迁办:黑脸角色 在武汉市硚口区城中村的改造中,每天清早能准时听到拆迁办清晰的广播喇叭,内容大多是鼓励居民配合拆迁,奖励积极分子。巷子里,每隔一段路程就有一段鲜艳的横幅,上面写着“征收有法政策严”。 墙面用红漆图画着“拆”的标志,社区里设施陈旧、电线交错,部分住户的玻璃、门窗出现破损的痕迹,但还有人居住。据拆迁户宋金堂解释,拆迁户因为协商不成功,就抵制搬迁,拆迁办想通过砸房来逼走他们。 在拆迁过程中,主管房屋拆迁工作的是市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参与制定各项补偿标准,而拆迁办与房屋管理部门性质不同,是代理拆迁人工作的办事机构和组织,参与的工作包括与被拆迁人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协商拆迁补偿具体价格等。 硚口区拆迁办是直接与居民接触的办事机构,据居民反映,拆迁过程中的价格冲突、协议签订都要找拆迁办,街道办事处旁边也临时建立了拆迁办公室。 在补偿标准固定、协商价格又无法上提的情况下,为了迫使居民搬迁、尽早完成拆迁建设项目,拆迁办也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给住户锁芯里灌注胶水、故意堆放社区垃圾、瓦解居委会,甚至派砸手半夜砸房。 “他们(拆迁办)目前只是白天带着挂牌在巷子里晃,到了夜晚就会砸拆迁户的门窗玻璃,大部分都是社会青年,砸的时候大家也不敢吭声。”宋金堂描述说。 拆迁办&派出所:尴尬境遇 住户房屋被砸,深夜派出所接到最多的就是此类报警电话。派出所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基层机构,必须维护居民财产安全,但拆迁办以这种形式给用户施加压力早已司空见惯,接到报警后如实记录,不深入调查,不追究责任,甚至成为派出所默认的规则。 2011年拆迁居民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李建华、王汉桥上访被关事件曝光,百姓生活湖北讯报道题为:湖北武汉现‘非法’学习班 关押上访人员。记者随后于8月19日到武汉市公安局政治处采访,工作人员称:“这件事情是政府行为,我们不接受采访。” 据硚口派出所一名人员透露,最近涉及拆迁办的行为,派出所也不好出面。如果干涉就违背了协助拆迁工作的任务,妨碍政府改造城中村的计划。而这种拆迁方式,确实对派出所的职责有所冒犯,但也无可奈何,其实这些手段在派出所已经默认为常事了;如果强加管制,街道办那边会以不配合拆迁的名义,找相关人员谈话,给派出所施加压力。 该人透露:“我们还是尽力地维护好自己的职责,拆迁办也曾多次到派出所索要拆迁居民信息,我们可以不妨碍他们拆迁工作进行,但是也没有理由泄露公民隐私去无条件配合他们。” 硚口区拆迁双方僵持不下,虽然很少有居民敢于集结起来上访抗议,但是堵马路等较轻微的抗议举动却时有发生。每天仍然可以看到派出所出警去疏通道路,协调矛盾。 拆迁办&拆迁户:僵持拉锯 [...]

历史的沉降:神都洛阳拆迁纪实

历史的沉降:神都洛阳拆迁纪实

Posted On: September 14, 2014

洛阳以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而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夏代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等13个王朝在洛阳建都,建城史长达4000年。洛阳老城筑于金兴定元年(1217年),历经端平入洛、蒙军入侵、明军北伐、顺军攻城、清军入关、日寇占领,八百年未毁。1948年洛阳解放前,老城的城区基本保留了公元1217年金在洛阳设“金昌府”时的建筑格局,“老城”之名由此而来。 2012年洛阳老城区政府与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达成协议,要对东、西南隅进行拆迁和整改。 曾载入城市规划教科书的“洛阳模式”  洛阳一直以来非常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在城市发展方向和总体布局上把名城保护放在首位。 一五期间,洛阳工业选址采取了避开遗址,保护老城的做法,为我国名城保护与城市发展树立了榜样。在20世纪50年代编制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时,洛阳即提出要在距老城8公里的涧西区规划建设工业区,被中国规划界和文物界誉为“洛阳模式”载入了我国城市规划教科书。2008年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方针;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不提倡重建。 2012年获批的《洛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为保护古都文化特色,在城市规划上优先考虑名城保护。就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而言,建筑高度控制在18米及以下,保护历史道路走向和名称,建筑色彩应为青灰色系列,建筑形式可为简洁现代建筑或中式传统建筑形式,屋顶形式为坡屋顶。恢复北城门、南城门、东城门,拆除阻碍视廊通视的建筑。 老城区拆迁惹争议 洛阳老城(老城区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整治项目是洛阳市国有土地拆迁面积最大、搬迁人口最多的古城保护与整治项目。 2012年10月26日,洛阳市政府与上海升龙投资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确定升龙集团是东西南隅地块的唯一开发商,享受洛阳市旧城改造的所有优惠政策。双方按照3:7的股权比例成立项目公司,东西南隅920亩建设用地按每亩20万元的价格转让。老城区九千户近三万民众在没有回迁安置的情况下被责令搬迁。 2012年是洛阳市提出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战略、推动名城重点建设项目建设的第二个年头。按照此前规划,洛阳市力争到2015年年底,实现旅游“百千亿”目标:年入境游客达到1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000亿元,游客总人数达到1亿人次。 《洛阳市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老城区)详细规划》(2012-2020)公示的总体布局结构为“一环、两轴、三片、八节点”。建成后,洛阳古城将形成以明清建筑风格为基调,集文化、旅游、商业、休闲为一体的经济发展带。 《洛阳古城保护和整治征收赔偿方案》征收金业路以东、新街以西、中州东路以南、南护城河以北范围内的所有民居、学校和厂房,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东、西南隅的核心区和部分控制区,面积达1000多亩。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三彩艺”创始人郭爱和是地地道道的洛阳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洛阳三彩”平面艺术的研究和设计,他的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坐落于洛阳老城古色古香的丽景门内。他认为古城开发也是好事,但要做到边开发、边考古、边保护。整治开发一定要有长远规划,要有上百年的前瞻,如果拆拆建建,没有规划好,群众折腾不起,文化遗产也折腾不起。  2013年12月12号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要求:城镇化,要让市民记得住乡愁。“这些年我们身边多少村落不见了?有多少亲朋好友分散到不同的城镇里头去了?原来的社会关系、宗族关系都不见了,这难道是我们想要的城镇化吗?”曾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项目主任的管清友对这句话颇有感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立群说,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特别是要保护一些经历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的村庄,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中央提出的“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就体现了对这种传统“乡愁”文化的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在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新建、扩建活动。但是,新建、扩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除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保持和延续其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中国文物学会会员、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第一名个人会员曾一智认为,这里的“历史风貌”可以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中找到解读:“本规范指反映历史文化特征的城镇景观和自然、人文环境的整体面貌。”而“人文环境”就是指人房共存活态传承的历史文脉。因此将全部原住民赶走的项目本身就违反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这一法规。 此外,她指出2012年10月26日老城区政府与上海升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违反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旅游等开发建设活动中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发〔2012〕63号)中,关于“对于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整体出让给企业管理经营的,要予以纠正。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当由省级人民政府向国务院说明情况”的具体要求。这个协议还严重违反了土地招拍挂制度,即《土地法》及国土资源部相关的部门规章中对于经营性用地必须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等方式向社会公开出让国有土地的规定。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广汉曾为洛阳老城拿出过一个“慎用市场”的渐进式保护修缮方案。2013年3月21日,张广汉应邀参加了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在洛阳市组织召开的《洛阳市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老城区)保护规划》和《洛阳市东西南隅历史文化街区(老城区)保护修建性详细规划》专家评审会。他提出:“洛阳没有必要去打造一个什么国际名城,因为洛阳本身就是国家级和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提出的以院落为单位进行保护整治的方法值得肯定。这样可以逐步改善,避免大拆大建,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传统风貌和街区肌理,保护和延续原有邻里关系和社会结构。” [...]

占领中环:香港的未来在何处?

占领中环:香港的未来在何处?

Posted On: September 05, 2014

2014年8月31日是一个时空神奇交错的日子,位于中国南方的两个特别行政区的民主斗士都在为自己的特首选举哀嚎恸哭,香港澳门头顶上得乌云像北京的雾霭一样浓的化不开。 这边厢,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产生二至三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每名候选人均须获得提名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的支持。”香港泛民主派认为过高的提名门槛不符合民主精神,甚至2012年提名只要八分之一委员提名的选举框架相比是严重的倒退。 而相距香港不到1小时航程的另一边,60万澳门市民在电视机前“观看”作为被选举委员会提名的唯一特首选举候选人,崔世安当日以380票“高票”当选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任行政长官人选。不过,这个被400名合法选委投票选出的行政长官候选人,却在日前近9000澳门市民参与的民间公投中得到89%的不信任票。 部分民主派人士相信,如若香港立法会通过此次政治改革方案,是间接的承认有“筛选”的普选是真普选,任何妥协都等于背叛民主的普世价值。否则,民意与选举背道而驰,澳门的今天马上会成为香港的明天。所以,应不惜以回到2012年选举办法的代价否决现在的政治改革方案,以“占领中环”去换取一步到位的“真普选”。 接受现今政治改革方案与否,正是破除如今香港政治死局的关键。是不惜以“占领中环”为代价,甚至让政治改革原地踏步,也不让有筛选的普选通过?还是采取迂回路线,承认阶段性改革也能迎来最终无筛选的普选,让立法会通过2017特首选举办法? 其实,“占领中环”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水火不容的两大政治派别的分裂。回归十余年,社会矛盾频发,香港社会将矛盾的源头指向民主的不彻底,要求符合国际标准的普选。面对2012的特首选举,激进派采取“五区公投”的方式,意即香港五个立法会选区各一名立法会议员辞职,进而以补选引发的变相公投向中央施压。激进的方案招致极大的争议,收效甚微,温和改良的谈判也许奏效。民主党首次走进中联办谈判,结果果然有成效,立法会直选议席马上增加。不过,2012年最终的选举中却因为配票而赢了选票,输了议席。元气大伤的民主派,只勉强守住立法会三分之一议席的否决权。 至此,无论是视一切阶段性改革都是无效妥协的“激进民主派”,还是珍惜每一次“谈判”和战略性“改良”的“温和民主派”在尝试过包括游行、抗议、绝食、五区公投、谈判等一切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依然无法使中央兑现无筛选的普选承诺。民主党因入中联办谈判被扣上“卖港”的帽子,民主派内部严重分裂,再无可以凝聚全港的政党拥有足够的政治实力加快民主进程,温和的中间力量越来越弱,社会舆论走向两级对立。2004年中大陈健民在《明报》上的文章,一语成真,“香港建立民主制度的条件已具备……若不建立民主制度,就会出现政治滞差,即政治制度无法应付社会的政治诉求。香港已是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活跃的公民社会、批判性强的传媒和议会内外的政党政治令管治日趋困难。在这环境下必须建立民主,才能驾驭政治局势。若不建立民主制度,民众或者变得犬儒冷漠,或者就容易走向民粹主义,各方利用群众运动及情绪来支持其政治路线,社会会更不稳定。” 在大部分香港人看来,事实的确如此。新闻自由度持续下降、警民冲突不断加剧、法治环境受到威胁,甚至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受到威胁,香港政治制度已无法有效化解、回应社会复杂的政治诉求,社会变得越来越分裂,越来越不稳定。 表面上看起来,“占领中环”是2010年以来香港唯一一个令港人听来“眼前一亮”,震撼之后更可以实施的新型抗争方式。也的确做到了在社会两级对立,泛民主派内部分裂的情况下,“逼着大家去找到共识”,整个香港在“占领中环”的一系列活动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事实上,在历久经年的争普选之路上,经历过近1万人“全民商讨”制定普选方案、近80万人“全民公投”之后香港社会在实际中有酝酿出超越旧有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坚力量吗?如戴耀庭本人所说“占中是为了不占中”,占中只是为了让整个渐渐分裂的社会创造出“对话空间”,具体的争论细节其实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争普选之后的民主理念如何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公民,以及如何化解没有真普选带来的管治危机。 在逼迫中央让步的策略已经失败的情况下,“占领中环”已经无法有效防止社会继续分化。而当整个社会为“普选”或“占中”议题而争论到社会分裂时,比普选更大的管治危机将相继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占领中环”不是万众期待的终点,而是香港历史上一个难以抹去的“起点”。   原深度中文网港澳记者站新闻助理  潘泽威  (《占领中环:一个法学教授的公民逻辑》作者,现于英国继续深造) 返回专题页面《一个中国,一个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