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 22, 2017

Archive for 深度调查

饥饿的信阳

饥饿的信阳

Posted On: November 29, 2014

“那时候根本就不是社会,人吃人、人打人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甘从秀老人显得有些激动,脸上微红,脖子上的青筋愈发分明,“那时候看到围殴‘犯错’的人,一个人扑上去,抓起旁边的石头就是一砸。”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河南省信阳地区出现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现象,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事件,甘从秀当时就居住在信阳重灾区光山县。 正值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各地区浮夸成风、虚报粮产,为达到指标上缴全部口粮,各地饥荒不断。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其中信阳、南阳、许昌都是饥荒比较严重死亡人数较多的地区,由于信阳地区影响最大、饿死的人最多,史称“信阳事件”。 “越表扬,越遭殃” 1959年庐山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信阳地委让各县报秋季预计产量。在这种高压政策下,大家都不敢先报,因为谁先报谁倒霉。据光山县泼河乡吴忠志透露,“后报的永远比先报的多,于是产量越报越多。报少了就会挨批,被视为“右倾”,哪个县报多了就得表扬,但是征粮的时候百姓就得遭殃。 光山县槐店公社1959年秋灾导致全社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县里总产4610万斤,远远超过实际总产量。当时搞大生产,信阳地区当时在各个县评旗,依次为红旗、蓝旗、白旗、黑旗;其中光山争得红旗,罗山第二,而新县最后排的是黑旗。 未断粮前,粮食已经很是紧张,为了达到上缴数额,各个大队当地储存的粮仓就在下面放上稻草,上面撒上一面谷子,制造出大丰收的假象。一个地方越是因为丰收被表扬,上缴的粮食越多,那个地方的百姓越是遭殃。 光山县文殊乡青龙大队谢庆福饥荒期间从光山移居到新县,据他回忆,光山、罗山两个县上报的粮食产量最多,而死亡人数也是整个信阳最多的;新县当时从百姓手中征得粮食最少,公社食堂几乎没有断过粮,该县的王县长也因此被打为右派,屡受批评。 饥荒最严重的是1959年的腊月(阴历11、12月)信阳地区大部分公社食堂都断粮了,其中下辖乡镇卧龙台和仙竹早在十月份就已经断粮,槐店是光山县最严重的地区。断粮期间,白鹭屎、玉米杆、稻草等一系列能吃的东西村民们都试过。 1960年春刚发粮时,村民们普遍患上浮肿病(又称黄肿病,因饮食失调而使肾脾衰弱,体内水液泛滥皮肤),患者全身浮肿发黄,又死了一批人。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所作《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其中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 “公社每天就只有清汤,如果和炊事员熟一点,打饭的时候炊事员就会用勺子搅一搅多给你点儿米,如果和炊事员有过节的话,就只有面上的清汤了。”谢庆福说。 人人挨打,人人打人 光山县县委书记马龙山当时算是极左分子代表,委任县委副书记张福洪负责包产到户试点,后来庐山会议肃清,粮食上缴成为公理,马龙山把责任归咎于张福洪,张便被盖上“右倾”和“蜕化变质”分子两顶帽子遭到不断的批斗。 在肃清批判会上,马当众踢了张一脚,群众开始一哄而上,拳脚相加;两日后的斗争会马龙山又打了张两耳光,后来交由县委扩大会议、公社干部等轮流批斗,松针刷牙、炒盐豆、猪槽吃饭各种处罚都用过,张从不能走路到大小便失禁,最后死在囚禁的地方。 由此,打人的风气由上到下,开始蔓延。 现年94岁的汪祖凤,当时是槐店公社后汪店队长,公社实际能收6000斤谷子上面却报产一万四千多斤,粮食上缴目标是永远完不成的,不愿意交就打。作为队长,他也打过人。“不打不行啊,粮食交不上去,整个队的人都要遭殃。”老人叹了口气,望着前方。 1959年腊月,新华大队村民向玉环从槐店公社挑粮食回去。由于长期饥饿体力不支,跌跤摔倒后死在半路上。同乡陈方斌趁机去捡粮食,被大队干部发现活活打死。 [...]

子禁城—开学季,非京籍儿童学归何处?

子禁城—开学季,非京籍儿童学归何处?

Posted On: September 01, 2014

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年过四十的费碧玉还时不时地想起北京奥运会开幕那一天。在那个举国同庆的日子,当全国人民的目光都集中在位于朝阳区西北部的“鸟巢”时,她在朝阳区东南的一家妇产医院里顺利产下了一名男婴。 在当时主流媒体的报道中,出生于那一年的孩子都被冠以了“奥运宝宝”的称号,而费碧玉的孩子更是属于其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批,被寄予了好运、富贵、大吉大利。 然而,六年之后的2014年8月8日,费碧玉却一脸愁容地度过了儿子六周岁的生日。此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些的她,早已没有了六年前那一天的欣慰与喜悦,黝黑的脸庞上挂着已经无力再诉说的心事:眼见着开学的日期即将来临,而作为一名适龄儿童,她的那位“奥运宝宝”却面临着要么失学、要么成为留守儿童的命运。 “当时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们呀,可是现在连学都上不了。”费碧玉说。她的这句话代表着无数非京籍适龄儿童与家长的心声:生于2008年前后的他们,曾经承载着北京的光荣与梦想,却在渐渐懂事的时候,发现自己快要被北京抛弃了。 “史上最严”入学令 从2014年的4月份开始,费碧玉就和今年无数适龄儿童的母亲一样,时刻关注着北京市教委的幼升小政策。 她频繁地到乡政府去问、去观望,但工作人员说“上头正在开会研究”,让她继续等。三年前,为了能使自己的孩子顺利上小学,费碧玉将自己的孩子送进去了朝阳区石佛营地区的一所幼儿园,每月要缴1600元的费用。但因为对方“打包票说包上小学”,做着小本生意的她还是将孩子送了进去。 4月底,费碧玉等来的是一份刚发布、就被媒体称为“史上最严”的入学令。这份由北京市教委制定的2014年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务的条件的文件规定,非京籍家长若想让自己小孩儿在北京上小学,必须拥有“五证”:暂住证、在京实际居所证明、在京就业证明、原籍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薄等证件。 看似“五证”,但是在不少家长看来,其实是“证上加证”。以在京实际居所证明为例,租房子住的非京籍家长必须同时拥有规范的房屋租赁合同、房主房产证复印件、房主身份证复印件、租房完税证明、流动人口登记证明等五个证件,才能换得一张在京实际居所证明。 40岁的吕雨就差点因为租房完税证明没能让孩子上学。在南磨房乡政府第一次交材料的时候,她被告知需要缴纳“房费税”,即5%的租房费用。那个时候,来北京12年的她才第一次知道,原来租房也是要收税的。 除此之外,不同区县在执行“五证”政策的时候也会加上该地区的附加条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朝阳、东城、丰台等城区在“五证”基础上还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居住和工作都要必须在该区。其他城区则没有明确地提出类似要求。 北京的户口在幼升小政策中享有绝对的优先权早已不是新闻。即使是对于同一证件的要求,非京籍家长也会比京籍的家长受到更为严格的对待。十八里店乡的田晓薇在给孩子上户口的时候上在了孩子爷爷家的户口薄上,在交材料的时候被告知违规:孩子的名字只有出现在父母的户口薄上。当时她就纳闷,“为什么京籍的就行,外地的就不行?” 而拥有一套北京的、最好是本区的房子也会让外地的家长在起跑线上领先一个身位。朝阳等城区规定,拥有该区内房产的非京籍家长会享有一定的入学优先权。田晓薇和丈夫好不容易攒钱在石景山区买了一套住房,但因为不在朝阳区,所以还是不符合规定。她的岳父在朝阳区有一套房,为了能上学,曾经有人建议她让公公将房产过继给儿子,但她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一旦过户,其他的儿女子孙肯定就会不高兴了,认为我们有私心。其实我们只是想上个学而已”,她说,“再说了,现在就是过个户都还得要十几万呢。” 35岁的陈果与她有着大同小异的遭遇。2007年,因为工作原因,陈果举家从海淀迁到了朝阳。现今,当她回忆起那次从北京西北到东南的迁徙时,只有苦笑。“海淀的政策也比较严格”,陈萍这么觉得。不过另外的一些的家长看来,海淀已经是北京各城区中“相对宽松的了”。 “我这样的条件,无论是在海淀、大兴还是其他的城区,肯定早就过了。”陈果说完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唯独就朝阳不行。” 社保迷局 朝阳。这个地处北京市东边的城区,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在生生不息的人潮流转中迎接着每一天。夜夜笙歌的三里屯、灯火通明的CBD还有气势磅礴的鸟巢水立方都在无数的文字与影像中刻下了它的繁华与绚丽。 [...]

变形计之后:少年笑与痛

变形计之后:少年笑与痛

Posted On: June 24, 2014

张凯龙的父亲的打工环境非常艰苦,他早年在搬运重物时左腿被压坏。编导提出想去看看父亲的工作环境,父亲本来是同意的,但是在出发前发现节目组带上了自己的儿子,突然就改变了主意。 “我们农村人愚钝,有些事情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我也说不出来是什么原因,确实我也只能说声对不起,真的是,我不去。”他说完就止不住地抹眼泪。 接下来还有镜头,节目组继续试图去说服这位父亲。 “单纯地拍我在外面打工,必须我儿子不在现场。”他说。 节目组编导劝说:“那你想,你为他们吃了那么多苦,难道你就不想让儿子知道?” 这位西北汉子依旧坚持:“有些事情,到他知道的时候他就自然知道了,有些事情知道得过早没有好处。” 这是《变形计》第七季之《成长季 黄土地》中的一幕,网友称为是“乡村主人公的人格比城市主人公更坏”的一季。来自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宁夏西海固的少年张凯龙,在变形第二天,因为砸坏手机而要求同学们赔偿。第三天有人秋后算帐,令倔强的他彻底崩溃,砸伤劝架人的头。 一路高歌,收视飙红 2014年6月10日,首届中国优秀节目模式“世熙奖”在上海揭晓,湖南卫视《变形计》斩获“最佳真实娱乐节目模式”和“年度最佳模式”,成为最大赢家。 4月21日,湖南卫视播出的第八季《变形计》首集播出,其在微博综艺话题的排名迅速攀升至第一位,全国网收视率达到0.87,市场份额达到6.36,夺下全国同时段收视第一。本季《变形计》采用“双城市2换1模式”,由制作人梁书源与罗旭明负责,团队的工作人员中有原先谢涤葵带领的《变形计》制作人员。 节目组声称,我们要用最真实的记录,最有良心的初衷,最纯净的环境,最善良的主人公,认真对待每一个画面,尊重每一个文字。百家讲坛主讲人学者郦波给出了较高评价:“芒果台的《变形计》讲的是我们在别人的世界里终于找到了自己。《变形计》事关思想,《变形计》事关教育。” 对于今年《变形计》的突然走红,制片人罗旭明认为这是个积累的过程,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第七季的顶峰收视已接近《我是歌手》,拿下4个同时段上星卫视收视第一,而其余节目收视均位列全国同时段亚军。 2006年9月4日起开播的《变形计》是湖南卫视自主创新的一档生活类角色互换节目:寻找社会热点中的当局人物,安排他们体验互换人生,采取一对一的互换形式。参与节目的双方就在7天之中互换角色,体验对方的生活,全程24小时跟拍,粗加剪辑后播出,号称“新生态纪录片”,并获得2007年亚洲电视节“最佳真实电视节目奖”。6年之后,第五季《变形计》重新开启,定位于大型青春励志生活类角色互换,城市叛逆青年与乡村向上少年的组合大受欢迎,例如易虎臣与吴宗宏、李耐阅与罗珍等。演播室单元,即主持人和心理专家的谈话则被取消。 2005年,湖南卫视派出了约50人的精英团队前往英国学习,大部队回国后只研发出《变形计》这一个节目模式。2006年6月,湖南卫视在午间资讯栏目《播报多看点》播出了父亲节特辑《我是我儿子的儿子》,在小摊卖衣服的父亲和正读初一的儿子进行7天的互换,不但在娱乐性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而且创造了极高的收视率——之后红遍大江南北的《变形计》就是这个节目的延伸和拓展。 早在2003年,湖南卫视就邀请了专业媒介咨询公司进行了市场调研,提出“锁定全国、锁定娱乐、锁定年轻”的战略定位。湖南电视台副台长梁瑞平认为《变形计》在湖南卫视品牌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湖南卫视不仅在面向市场推出娱乐选秀节目拥有成功的经验,在制作高端节目上,也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变形计》就是欧阳常林台长提到的“从娱乐崛起到高端崛起”的具体体现。原节目制作人李鸿荔回忆:“我三年前萌动这个创意,始于对中国近年来社会阶层分化的惊奇感受。这不是从偶然性里捡回来的世界,而是真真切切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秘密社会……它比现实社会更裸露逼真,更尖刻冷峻,它更多地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因为很多底层的面孔黯淡而生动。” 节目名称并非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而是计划的“计”。节目组解释道,之所以用“计”,是因为更愿意把这次变形看做是一个契机、一次机会,希望节目能具有功能性。希望在这个不同阶层、不同群体越来越相对独立的社会,给观众提供一个看到不同层面人的沟通、看到另外一种生活的窗口。更重要的是给参加的人,不只是孩子,还包括孩子家长一个机会。 变形前后,千面人生 [...]

戒毒营生

戒毒营生

Posted On: April 09, 2014

日渐泛滥的新型毒品,不断扩大的吸毒人群,社会的哪些部门和机构在承载他们的戒毒之痛?本是引导迷途之人回归生活,却因为利益肥厚,一些自愿戒毒机构在管理混乱的土壤中茁壮生长。灰色地带的利益链条,攫取的是戒毒者回归的希望。 [...]

昆明笔记:刀光后的春城

昆明笔记:刀光后的春城

Posted On: March 11, 2014

云南昆明火车站——熙熙攘攘人群在明亮的路灯下缓慢移动,肩上或背上扛着的大包行李述说着旅途的艰辛,他们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走去,像是星星一样散落在不为人周知的逼仄处;轿车、公交车、出租车在环形通道中排成了长龙,广场周围的喇叭声此起彼伏,不停地催促着车道上正在发愣的司机——它们孱缓而有序地向前挪动;等待第二天一早列车的旅客在巨大的铜牛下面席地而坐,在中国南方早春温润宜人的空气中和卖菠萝、西瓜的小贩讨价还价。如果不是看到零星散落在昆明火车站售票大厅里的行李箱和火车站广场上一个由志愿者用蜡烛摆放的心形图案,谁也不曾想在不到24小时以前,一场梦魇般突如其来的灾祸毫残忍地降临在这里,无情地夺去了29个鲜活的生命。   一 30多岁的石杰靠坐在昆明市医院十楼重症监护室外面的走廊上,红肿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地面。他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根抽了半截的香烟,烟已经灭了。在他身旁蹲着的是他的妹妹,一边用勺子吃着一杯速食的八宝粥,不时地偏过头望向病房,呆呆地看着那两扇紧闭的门。 他们等待的是母亲石克香。 为了补贴家用以及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今年57岁的农民石克香放弃了闲适的农家生活,而选择了外出打工。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她应该已经抵达了位于天津的工地。她本来该二月就去打工的,不过因为北方的雾霾,她特地向工头请了几个星期的假。 石杰告诉我,他们一家五口人是在得知石克香遭遇暴徒袭击后,立马从楚雄市一个叫做“亚湾”的地方赶到昆明的。初来乍到的他们人生地不熟,再加上母亲送到医院后一直处在昏迷状态,唯一能够稍微平复一些焦急心情的办法,就只有守在母亲的病房外。但是自从早上5点到达昆明第一人民医院之后,等了整整一天,他们依旧没能见上母亲一面。 我在他身边蹲下来,试图找出一些可以安慰他的语言,但是我突然发现,在巨大的灾祸面前,悲哀可以让一切语言失去意义。 在我们身旁不远的地方,一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戴着金丝框眼镜的中年男子正在安慰一个瘫坐在墙边的女人。 “你放心,你家人一定不会有事的!”他伸出手去,不过那个女人似乎没有看到他的示意,继续无神地看着前方。中年男子见状只好拍拍她的肩膀,说:“政府一定会管你们的。”他向她保证,换来的却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突然,女人好像回过神来。她一把抱住旁边一个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嗓子眼里吃力地发出几声混杂了忧伤、愤怒、无措、迷茫的悲鸣。哭喊声划破了深夜走廊里的沉寂。 等女人的心情稍稍平复一些,中年男子又一次俯下身去轻轻地问:“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女人低下头,擦了擦已经哭到泪水干涸的眼睛,以虚弱的声音喃喃道:“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不知道。” 伤员太多,而医院的病床数量又极为有限,所以很多伤势较轻的伤员被直接安排在走廊上休息。刚刚这一幕吵醒了几位正在熟睡的病人。一位头上还打着绷带,绷带上还渗着血的伤员挣扎着想要起来安慰这个女人,虽然被他的家人劝阻了,他却坚持让他的家人给这个女人送去纸巾,还要陪她坐一会儿。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躲藏在莫大悲哀后的宝贵人性。 不过石杰自始至终不为所动,刚才女人声嘶力竭的号哭也没能让他侧目半分。慢慢地,他抬起手把那颗熄灭的半截香烟放到两唇之间,轻轻地吸了一口,又放下去。 我问他:“你们今晚有地方住吗?” 石杰回答说:“有,政府给安排了。”稍稍愣了一下,他继续说:“但是妈妈还没有脱离危险,我哪都不想去。”   [...]

广西钦州高考听力故障再调查

广西钦州高考听力故障再调查

Posted On: September 11, 2013

2013年6月8日下午3点,广西省高考英语科目听力部分正式开始。而在钦州二中考点76考场的考生陈飞龙已然满头大汗,坐立不安。这个已经22岁且有着丰富考试经验的男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英语听力完全听不清楚。 然而在考试过程中,监考员们始终没有做出恰当的应急处理;考试结束后,经过专家组鉴定,给出的最终意见是“该考场英语听力播放内容正常,不影响考生作答”;招考院采信专家组意见,认定本次考试有效:这一切让陈飞龙感到寒心。   6月9号凌晨,陈飞龙发布在自己的QQ空间上发表了一则日志《记让我失去理智的高考》中的描述。其中说到,他在试音阶段就发现听力设备有问题,并立刻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请其向领导反映。发试卷的时候,他再次强调听力设备问题。而监考员告诉他,已经上级通报,需要等待答复。 陈飞龙写道,前五道题“一个单词都听不出”,甚至分不清楚“讲的是中文还是英文”。他心乱如麻,汗如雨下(他患有甲亢),不断举手去厕所。其间还经常向监考员问上级是否回复,而他得到的答复一直是“没有”。 出问题的不只是76考场。事实上,小陈所在的整栋高一教学楼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 吴玉芳是钦州二中的复读考生。她向深度记者说,学校里听力出问题的只有这座刚刚开放的实验教学楼,共24个考场,有720名来自钦州一中、二中和其他乡镇学校的考生在这里参加了高考。而根据经过深度记者的样本采集、统计后,这些考场的大部分考生都认可了陈飞龙的说法,认为听力设备确实出了问题。 吴描述当时的情况说:“音量正常,也不是受到手机信号干扰时出现的‘滋滋声’,而是像一个得了重感冒的人,音质非常含糊。录音不清晰到连话都听不清,只能听清楚yes和no。当时大家的反应都很剧烈,但是最后都被压下去了。” 从76考场回放的监控录像中不难察觉,陈飞龙在考试期间确实不断举手示意监考老师,这后来也被学校和招考院当作他自己心理素质差和扰乱考场秩序的证据。 当考试的时间终止,监考官紧接着进行了收卷程序。本以为学校会重新放一遍听力的同学们惊呆了。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了隐隐约约的哭泣声。 从慌张不安逐渐转为愤怒的陈飞龙,站起来,猛地抡起椅子,砸在了面前的桌子上,咆哮着质问监考老师“这样的听力为什么不重听”,而后又向姗姗来迟的校领导们怒吼。陈飞龙参加过两次高考,并被华南理工大学和湖南大学录取,前者放弃,后者读了两年后退学。这个22岁年轻人,为了考上一个更好的大学,又重新回到高中复读了一年。陈飞龙说:“30分的听力全部选了B,涂答题卡的时候心都碎了。” 正确答案中,B选项只有7个。也就是说,在钦州一中尖子班读了一年,几次模拟基本考年级第一,在高考中英语至少能得140分的陈飞龙,在听力部分已经被扣掉了23分——他整套高考英语卷子的估分为105分。   自下午五点考完试,在陈坚持不懈的鼓舞下,第76考场的全体考生们一直坐在考场里,没有离开,等待校方的说法。 “大概晚上八点多的时候,校领导们进了考场,大约有10人。他们放的就是高考听力录音带。前一次完全听不出,第二次(效果)没有太差,能听出一半。然后他们就去‘商量’了。我看到有一个老师抱着一个大箱子出去了。后来才知道,那个东西是信号屏蔽器。再然后的结果就是‘大家回去吧’。” ,陈飞龙回忆说。 吴玉芳也向记者提到过信号屏蔽器的问题。她说,很有可能就是今年第一次使用的信号屏蔽器干扰了实验楼的广播系统,所以大家才听不清楚。 6月9日上午,广西省招考院在广西招生考试网给出了正式回应: [...]

关停背后:打工子弟学校生存迷局

关停背后:打工子弟学校生存迷局

Posted On: July 23, 2013

(头图:某打工子弟学校。周六中午,一个住校生奔跑在校长室与教室之间的走廊。图片来源:欧阳方子)   阳光炙烤着北京郊区这处宽阔的水泥地,短小的树影扣在道两旁树木的躯干上,向东蔓延。 “打工子弟学校的事,我都知道。”潘大爷坐在一家私人幼儿园旁的凉棚里,他黝黑的皮肤上涔涔的冒着汗,挂着几道彩漆的黑色橡胶长裤将两腿包裹。 老潘顿了顿,抽出一支烟,点火,一团烟雾自新漆的墙画前徐徐飘过。   即将消失的“育星园” “有个学校叫育星园,校长范保成,你可以去找他。”潘大爷曾给诸多学校漆墙画,几乎跑过全北京所有打工子弟学校,也因此与很多校长们私下交谈过。他能清晰讲出这些学校的创办过程、搬迁地址,甚至办学者的经历。 校长范保成从河南来北京打工的时候是“香港回归那一年”。他本科历史专业毕业,在创办小学前做过高中老师。 “中华民族几千年下来,从没有哪个朝代会把办教育的地方关停!” 朝阳区的政府通牒早在2013年1月下达——因“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隐患”及“教学质量差”,至2014年,朝阳区将关停所有打工子弟学校。范校长有一张即将要被关停学校的名单,共有十八个,育星园是其中之一。 范保成回忆,自己刚来北京那会儿,亲戚的几个孩子没人带、没处上学,他就拍胸脯说:“行,我来教吧。”范保成创办学校之初招收到九个孩子。最初的校址在太阳宫,到2002年达到一千来学生的规模。零三年非典,学校被关停,范保成带着五六个学生来到现在的育星园。“刚到这里的时候可是很荒凉!很荒凉的!” 育星园有一横一竖两幢教学楼,中间逼仄间夹着一处矮小的锅炉房,另两边是办公室和教师宿舍——范保成的妻子、儿子也住在这里。院子中间是一小片天井,孩子们经常在这里打闹嬉戏;残破的楼梯下边,有一套积了灰尘的儿童游乐设施,在城里孩子看来这可能是废弃不用的一堆塑料而已。 (图一:育星园楼梯旁的废弃游乐设施。水泥坑位的厕所就在楼梯下方小房子里。图片来源:郑萃颖) 粗算财务,学校并非缺钱改善环境。按500名学生算,每生每学期学费800,除掉拖欠减免的,平均700,书本费学杂费计入其中,整学年收入70万元;租房合约签的早,每年只六万,教师工资平均每月每人2000,现有教师18人,一学年8个月,不算水电、人际等开支,每学年支出约35万。学校并没有公开的财务审计来解释这三十万左右盈利的去向。而当与范保成提及办学收入时,他略显羞涩,只说,“肯定有盈利,没有盈利也活不下去啊”。他还有两个孩子,在老家读初中和高中。 事实上,这个数字乘上物价上涨水平,其结果大致与2001年《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相符,规模越大的打工子弟学校,其收入也越可观。育星园的学费在打工子弟学校中已算便宜,而工资水平却在中上。调查报告认为这些学校的收入不全用于改善教学的原因,部分在于政府的态度。因为没有合法地位,常常面临拆迁、取缔,办学者总要给自己留有后路。 如果说私人办学盈利还有待商榷,那民办公助的学校收益不透明,就欠一个说法了。从2010年开始,政府对外来务工人员儿女教育问题实施了新的政策,这其中以朝阳区教委推行的“委托办学”为典型:政府在关停部分无证打工子弟学校的同时,另外设立定向接收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委托校长为办学人。 让许多范保成这样即将失去学校的校长不明白的是,这些“委托办学”的学校理应获得了财政补贴,但有的委托办学学校仍收取高额费用。此外,因学校办学者的任命权、审批权都在区教委,他们十分怀疑这其中是否存在权利与金钱的不正当勾结。 [...]

等不到的房产证

等不到的房产证

Posted On: July 19, 2013

    图为该案件的法院判决书。 图/刘栋梁       在湖北省荆门市,有15位业主和普通购房者一样看房、签订协议、缴清房款。 然而,当他们拿到房产证时,却惊然发现上面写着其他人的名字。自此之后的十一年中,他们走上了寻找自己房产的“不归路”。他们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却亲身经历了一场长达9年,4次审判而仍未结束的官司 突如其来的官司     每天早上7点,住在土门巷的姚医生都会打开自家诊所的门,等待今天来看病的居民。在这些看似稀疏平常的日子里,姚医生却常常会深切地感到不安,他说:“这种感觉已经有九年了。”     和姚医生一样有这种不安感觉的,还有塔影路土门巷2号楼的另外14位业主及其家人——他们在这里住了11年,却依然没有自己的房产证。没有房产证——帮孩子办户口时要多开几道证明,贷款时没办法抵押,或者没办法卖房子、搬家……对于这15家住户来讲,关于他们房产所有权的纠纷所带来的烦恼远不止这些。     [...]

失焦的太阳

失焦的太阳

Posted On: June 29, 2013

太阳村内的宣传墙上,孩子们的照片已被雨水冲刷褪色。 图/王垚 2013年的儿童节,位于北京顺义区的太阳村格外热闹。村内大概能容下百余人的礼堂里满满当当全是观众。台上站着两排孩子,前排的都是或玩着衣角或互相打闹的三四岁小孩,后排则有七八岁。太阳村的创办人兼运营者张淑琴正举着话筒向台下的观众一一地介绍着这些孩子:“这个刚来的时候只有几个月大……这个刚来的时候有新生儿黄疸……” “去他的,自己干” “太阳村作为NGO组织,以无偿代养代教的形式,所针对扶助的对象,是一群特殊的弱势群体——中国监狱里正在服刑中的在押犯子女。”这是太阳村儿童教育咨询中心的官网介绍。在远离北京城区的顺义区赵全营阵板桥村,这个用最富暖意的事物命名的机构,收养着百余名服刑人员未成年的子女,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很大,从刚出生到即将成年的都有。 时光倒回到1993年,当时还是一名狱警的张淑琴,在那个“需要和犯人划清界限”的社会,听许多在押犯说起自己的家庭后,私下去看望他们孩子。 张淑琴探望的家庭中,有一个夫妻俩都在监狱,共有五个孩子,“结果我只见到四个,最大的死了,刚割完麦子的麦地里,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带着剩下四个孩子,特别惨。” 张淑琴受到了震动。她开始向监狱局、民政部门、人民代表大会反映,要求解决罪犯家庭问题,都遭到了拒绝。她决定自己来帮助这些孩子:“政府部门太冷漠了,我当时想:去他妈的,自己干。” 1996年,身为狱警的张淑琴在陕西省三原县创办成立了第一所太阳村,开始收养服刑人员子女。2000年,当时还叫做北京市示范儿童村的北京太阳村在中国慈善总会的支持下成立。从建立至今的十八年中,张淑琴在河南、青海、江西、辽宁共创建了九个太阳村。官网上介绍到:“(太阳村现在)代养代教了超过500名中国各地服刑人员的子女。迄今为止,太阳村团队共同救助了超过5000名孩子。” 但在太阳村做了两个月的志愿者的井婷选择了辞职,她说:“来捐的人太多了,这里的孩子们吃穿上不缺什么,但缺乏心理上的教育。” 被观看的童年 这些小至零岁、大至成年的孩子被“分成不同的小组,住在不同的小屋里,组成各自的小家庭”。太阳村一共有九间小屋和一间住着学龄前儿童的“宝宝屋”,小屋都是以出资修建的单位或个人的名字命名的。 这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场所,参观者不需要任何预约,在身份上也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参观太阳村,包括孩子们的住处、食堂。每逢节假日,许多前来捐款捐物或者承担志愿工作的人都会聚集到这儿。整个村子显得热闹非凡,挂着工作牌的人员忙碌地向参观者介绍着太阳村,不断有物资从卡车上被卸下,放在村子中心的空地上被举着横幅的游客和爱心人士当做拍照留念的背景。 在太阳村的儿童管理部的前面,有两个义卖的摊点,一个卖蔬菜,一个卖孩子自己的画,由相框裱起来出售,都由孩子看管的。看守蔬菜瓜果摊的小奇熟络地向参观者介绍价钱:“草莓二十块一盒,芹菜十块钱三根……”碰到讲价也很机灵地讨价还价。这些农产品都是太阳村自产的,看守摊子是他分配到的双休日的工作,被质疑起管理钱物的能力时,他很不满地说:“我算钱算得可准了。” 太阳村的每个孩子都肩负着工作,有的需要为来客准备伙食,有的负责卖商品,学龄前孩子则需要上台为参观者表演些小节目。在食堂里,几个志愿者和十几岁的大孩子正在为参观者们准备饺子、包子、面饼之类简单的食物,他们都只是沉默地做着手头上的事情,并没有特别多的交流。 这些十几岁的少年常常低着头,在擦肩而过时平静地瞟一眼迎面而来的脸庞,或者没有任何反应。 张淑琴介绍的那两排年幼的孩子们正在舞台上表演着走秀,他们略显拙劣的台步和姿势引来了台下善意的哄笑。但在一二年级的男孩们脸上有些不易察觉的麻木和窘迫。 在张淑琴看来,举办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劳作是为了孩子们心理的健康:“有人指责我让孩子干活、卖菜,我认为这些孩子是苦孩子,就要对他们的自立意识进行培养,让他们有吃苦精神。来人多热闹,干活热闹,演出热闹,唱歌热闹,孩子们就会有了笑容,心情就会轻松起来。” [...]

占领中环:一个法学教授的公民逻辑

占领中环:一个法学教授的公民逻辑

Posted On: May 31, 2013

2013年1月16日,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发表文章《公民抗命的最大杀伤力武器》,号召一万人占领中环,争取一人一票的普选权利。文中提到“以非暴力的公民抗命方式,由示威者违法地长期占领中环要道瘫痪香港政经中心,迫使北京改变立场。” 普选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1980年代就开始的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席位最终达至由普选产生,并在附件中限定于2007年之后执行。但在香港现今所处的政治瓶颈期,香港社会对于双普选(普选特首与立法会)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做出承诺,2017年香港的行政长官可由普选产生,不过普选执行时间表一拖再拖。戴耀廷认为,如游行示威、苦行、五区公投和占领政府总部、绝食等已经无法让中央政府兑现承诺,唯有占领中环,以马丁路德金式的“公民抗命”理念争取普选香港特首及立法会。 走向衰亡的城市 走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港人开始用昔日港剧中的经典台词形容今日的香港——“This city is dying, you know?”2012年,呼吁反对“国民教育”的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引用这一台词呼吁香港市民:“当世界末日没有来临,我们就决心改变香港一次!” 追求改变的急迫生发于自由港的焦虑:香港新闻自由排名在2011-2012年无国界记者的全球排名中较上一年大跌20位至第54位,香港记者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政府收紧资讯及阻碍采访”及“政治干预与财团施压”均是受访者认为香港新闻自由倒退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香港历史上的4次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人大释法)均被民主派及法律界人士不同程度上质疑有损香港司法独立。此外,全港仅有24万人有资格做选民的功能组别将选出香港立法会的一半席位,选举制度被传媒批评背离普及而平等的选举原则。关于特首选举,曾有香港市民嘲讽仅689人投票选举出的梁振英成为了700万人的特首。 由英国《经济学人》编制的全球民主指数排名中,香港排名63,只属非民选政府的“部分民主”一类。从2003年50万香港人上街反对危害新闻自由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立法到2012年12万人占领香港政府总部反对国民教育,香港市民对于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大部分香港市民将民主失守归咎为最基本的选举制度的失守——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非普选产生。 公民抗命瘫痪中环 3月27日,戴耀廷联同支联会常委朱耀明牧师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健民召开记者会发布《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信念书》,称“占领中环运动的起点是对香港的关爱,只有公义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构真正和谐的社会”,通过签署誓约、商讨日、公民授权和公民抗命四个步骤的公民运动争取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的目标。 根据戴耀廷的构想,占领中环运动将收集逾万人签名的誓约书,公民将通过数个商讨日(Deliberation Day)讨论政改及占中方案,预计明年3、4月份便能商议出真普选方案,方案经由全民电子公投和公民授权后便是与中央谈判的成熟之际。 但是政改谈判一旦破裂,占领行动随即开始。戴预计明年7月1日占领中环一旦开始,将有1万人参与堵路、瘫痪中环。他对“主场新闻”说“能有一万人的话,警察不可能四个抬走一个(目前警队人数约2.8万),那么出催泪弹吗?出防暴队?”而且“相信警方会清场,占领者要主动自首。自首除了显示参与者愿意承担罪责,还可以瘫痪警署”。 瘫痪中环的同时还瘫痪警署,他称“公民抗命”是一颗“核弹”,将“引爆中环”,也是“最大杀伤力武器”。 以法达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