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2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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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Posted On: March 04, 2015

编者按: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将大众的视线再一次聚集到了雾霾上。清华大学贺克斌说:“当基本上是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就会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技术性治理的层面。如果经济学家开始动脑筋了,我们的环境治理就有可能动到根子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就这个话题,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出发,于2015年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治理雾霾: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讲。凤凰大学问经主办方和作者授权独家编辑刊发,并经作者审定。现将演讲实录精编分享附下: 今天我们讲”治理雾霾:经济与金融政策的作用”。多数人,尤其是环境专家,在谈到治理雾霾时,想到的一般是脱硫脱硝、提高油品质量等末端治理手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与此非常不同的话题,即治理雾霾也一定要靠经济和金融手段。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来自我和李治国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完成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去年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张图是根据NASA从卫星上拍的照片,经过处理之后做的国际上雾霾程度的比较。这是多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比这个图上显示得更严重。这张图的PM2.5浓度的范围0-80微克/立方米,80是属于污染很严重的。但我国地区华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常年在一百以上,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印度等也是污染很严重的。在这个图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很低,大多在10-2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是蓝颜色的,加拿大非常蓝,还有更蓝的像澳大利亚。 关于雾霾经济成本,有很多的学者做了研究。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现在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几,按亚行的估计,仅仅是空气污染的成本就把一半的GDP增长率损失掉了。 (图为中国PM2.5能源占比估计) 雾霾与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最直接的联系就是我国的雾霾和污染性的经济结构有关。什么是污染性的经济结构?问题分为三类: 1.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在大国当中,我国的重工业占比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 2.污染性的能源结构。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中。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 3.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这里指的是清洁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出行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 用经济的手段治理雾霾不可或缺 关于雾霾治理,至少有几十件事情要做,已经规划的措施当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的控制、对VOC和其他工业粉尘与建筑扬尘的控制等。如果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们的研究估计,与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吨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辆汽车的单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单位产出的工业与建筑业排放可以下降80%。换句话说,末端治理可以讲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 这些降幅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但是,如果经济总量每年增长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会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因此,要将雾霾降低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从2013年的全国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须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而这些调整必须要靠经济和金融政策。 对于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一个PM2.5减排的数量模型,来定量估算各类末端治理措施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降低雾霾的作用。我的书中有这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这个模型定量估算的结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极致,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结构调整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将高达46,远超过30的目标。换句话说,从2013年到2030年,如果仅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达到PM2.5减排目标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靠结构调整。 所谓结构调整,具体的内容包括GDP当中的工业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运输结构中地铁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预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个百分点;从能源结构来看,清洁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个百分点;从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来看,轨道交通占比应该至少提高20多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结构变化的目标要求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而地铁的总里程则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预计在2013年–2020年间,地铁总里程应该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铁总里程要增长230%。 雾霾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前面讲到,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污染性的结构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动力、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大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第二是市场的失灵,第三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消费缺乏社会责任感。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我举三个例子。 [...]

李培根:当前中国科技奖励政策的问题与影响

李培根:当前中国科技奖励政策的问题与影响

Posted On: February 11, 2015

李培根,1948年生,湖北人。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03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14年3月31日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某座谈会上发言记录修改整理,原标题为《中国科技奖励之我见》,首发于《赛先生》公众号。现凤凰大学问获《赛先生》授权全文刊发: 客观地评价我国的科技奖励工作,我们应有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多年以来,国家的奖励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科技相对比较落后的时期,这个作用更为明显;二是我们评出来的奖励,绝大多数是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两点认识不能掩盖目前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更大的负面作用。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作为“中间承认”的官方奖励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对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奖励实际上是一种对科技成果的承认,评奖主体是国家和政府,这是官方的,属于官方的承认。对科技成果水平的“终极承认”应该是什么?不妨分析一下合理的终极承认。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不应该是官方的承认。属于技术的成果,最后的、终极的承认是市场的承认;属于科学的成果,终极承认不是市场,但也不是获得奖励,而是科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总之,对科学工作、科技活动的承认,政府给予奖励不是终极承认,只是一种“中间承认”。 对科技成果的承认,需要伴随一个利益的承认。假如说没有奖励,利益的承认是要与终极承认挂钩的。譬如做技术的,市场承认了,利益跟着就体现了;做科学的,得到科学界同行的共同认可,某种“利益”往往也跟着体现。 现在有一个中间的而且是官方的承认,即科技奖励。利益至少在相当层面上与中间承认(奖励承认)挂钩了。因为它不是终极承认,所以这个挂钩肯定会有一些扭曲的现象。有些本来不该有那么高的利益却给予了,或者是有些本来该得到的利益,因为未得到中间承认(奖励)而没有得到,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扭曲。 目前的奖励政策使科技人员更容易急功近利。科技人员做科技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理想的应该是兴趣,但现实情况中不可能完全凭兴趣,多数人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或者是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假定,如果没有中间承认的话,科技人员的驱动力是什么?譬如做技术的,希望成果未来得到市场的承认,做科学的希望得到学界的承认。把驱动力放在这个上面,即使主要不是兴趣,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因为直接与终极承认挂了钩。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和终极承认挂钩,而是和中间承认挂了钩。能否得奖成为了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大家眼睛都盯着奖,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作用。目前的奖励制度的确对科研人员的驱动力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奖励制度既破坏了本应有的模糊性,也破坏了本应有的清晰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通常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水平不是一秤就能称出来是几斤几两的,它有一定的模糊性。成果也是一样的,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称出几斤几两。但是,现在的奖励制度破坏了这种模糊性,本来社会中间这些东西存在一定模糊性是合理的,奖励制度破坏这个模糊性后,必然导致一些问题。假如我得到了一个国家奖,另外一个人的项目跟我项目的水平差不多,一起去参加评比,我评上了,他没有评上,我还真不敢讲没评上的一定比我的水平差。由于有名额限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是,评上和没有评上的差别就大了,因为很多东西与奖励挂钩了,讲水平的时候,似乎你有两个国家奖、三个国家奖,那个比你少,或者没有,“水平差距”就出来了。本来是模糊的,因为有了奖励,使得应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变清晰了。我们很多评价(如评重点实验室、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差不多都要看获奖数量,本来模糊性的东西因为奖励而清晰了,这是有问题的。当然,社会上存在该清晰的地方却变得模糊了的问题,譬如科技工作的社会价值。做技术的,最后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价值体现得比较清晰,但是因为奖励加在了中间,奖励成为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使得这个价值变得模糊了。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我们把它变清晰了,本来应该清晰的地方奖励又把它搅模糊了,这也是科技奖励带来的问题。 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社会大环境存在不诚信的种子,尽管模模糊糊,但的确是客观存在。实际上,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不诚信的种子很容易在这个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使不诚信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评审活动是非做不可的才去做,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做。由于我们的社会诚信不足,只要有评审,就会有问题,这一点,不能小视。 本文一开始就肯定了我国几十年来的科技奖励政策,认可评出来的奖励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下面不妨分析一下假如未来没有国家官方的科技奖励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设国家奖,我们有没有办法承认科技人员的贡献? 终极承认摆在那里,不管政府的科技奖励有还是没有,终极承认总是存在的。做技术的,市场会决定,即使不是普通市场决定的,例如国防的、国家战略资源方面的,也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的终极承认。此外,同行认可更真实。学术水平也好,工程技术水平也好,同行之间自然有一杆秤。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做的一些重要工作,虽然还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还没有鉴定,但是领域内的同行们都知道他们工作的水平。科学更是如此,科技期刊、科学文献、会议交流报告基本能反映他们的工作与成绩。因此,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无论是哪个领域,包括国防军工领域,没有官方的奖励也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或者终极承认,而且是更真实的承认。 奖励的作用随科技发展程度增大而降低,甚至变成负作用。我们总是强调国家科技奖励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要分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越是科技落后的时期奖励的作用越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作用会发生变化。科技发展的程度越高,奖励的作用就越低。早期因为中国科技太落后,通过奖励刺激科技人员,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这是有作用的。因此,不能否认以前科技奖励的作用。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科技地位的提高,科技奖励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到一定的时期会有一个无形的拐点,不仅仅起不到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或者消极作用将大于积极作用。官方科技奖励政策使奖励的驱动力成为很多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这就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本来应该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奖励使它清晰了,导致一批人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负面作用会更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没有官方科技奖励,受益最大的当是货真价实的科技成果的所有人。反对逐步取消官方科技奖励的人总是担心科技人员的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一些无所作为的人会因此而受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得到终极承认的成果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在有官方奖励政策的环境下,因为评审的存在,使成果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而产生某种扭曲。也就是说,某些不一定货真价实的成果可能得到本不该得到的承认,甚至有货真价实的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的情况。因此取消官方奖励只能使货真价实的成果得到更真实的承认。 基于这些认识,中国应该有一个计划,逐步做到取消政府的科技奖励。 完全不必担心民间科技奖励可能很滥的问题。我赞同民间设立科技奖励,有人又担心某些民间奖励可能会很滥。假如说民间的某些奖励会更滥,但是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学会,或者学会下面分会、专门委员会,乃至其它民间机构,自己做一个奖励,做得很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没有人承认它就是了。倘若民间的奖励做得含金量很高,自然会得到承认。民间奖如果有滥象,不用太担心。 加强同行评议等做法无法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问题。反对取消奖励的人也承认目前奖励政策的问题,但是主张改善操作方式而消除某些弊端,如加强同行评议。从操作的角度讲,如果不取消政府奖励,只是通过加强同行评议改进它,其实不太可能。如同行评议这个事情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机械行业的评奖,机械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其评委是大同行。有时候小同行之间也不熟悉。如果真正让完全熟悉情况的小同行去评审一个项目,这是很难操作的。退一步言,即使能如此,那么不是小同行之间的项目水平又如何比较呢?所以,指望通过同行评议而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弊端是枉然的。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真的要改得很合理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结论还是逐步取消政府奖励。大的可以保留,例如最高国家奖,数量很少,而且是针对个人的,可以保留一点,但是一般性的奖应该取消。当然取消可以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计划,逐步取消或者是逐步由民间奖励取代。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凤凰大学问”提供,责任编辑 孔德继 [...]

刘军宁:好的政治秩序需要尊天纪

刘军宁:好的政治秩序需要尊天纪

Posted On: January 16, 2015

近日,著名政治学者刘军宁在中国人民大学“治道变革”的研讨会上发表演讲,就保守主义在中国如何落地阐释了他的新理解。凤凰网大学问经授权发布。 保守主义反对彻底杂碎旧世界 比如中国古代的《道德经》、《论语》,有人能超过吗?《圣经》有人能超过吗?《尚书》有人能超过吗?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有人能超过吗?你可以在它的基础上细化,但是没法超过它,它的地位是不可逾越的。经济学也是,能保证以后写的经济学著作比以前更好吗?不可能。几乎在任何一个学科里面都不可能。所以保守主义认为好的东西是在过去而不是未来,未来是对过去的继承和发展,不是对过去的否定。 那么跟保守主义相反的以杜威他们为代表的,以法国精神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进步主义是相反的看法,进步主义认为过去的东西是坏的,以后的东西才是好的。未来的意义在于它否定过去。这个在中国的近代二十世纪当中也很明显,比如在1920年以后有一部分青年人被叫做“进步青年”,就是入党前的青年叫“进步青年”,入党以后他就完全进步了。所以共产主义的基础是一种进步主义的主张,共产主义的口号是“彻底杂碎旧世界”,这跟保守主义相反。共产主义过去的社会是最糟糕的。 但是中国古代人认为中国最好的时代在什么时候?是上三代。你以后再好大不了是重现一个曾经出现的上三代或者想象中的大同社会。人类以后做的是对过去的继承和拔高而不是否定和替代,不可能造出来比过去更好的东西。 保守主义是发财+守财,要累积自由不要轻易丢弃 跟这个有关的第二点,守传统。很多人问我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有什么区别。我先用伯克的经历来回答这个事,伯克它当初的政治立场是一个自由派的政治立场,他是一个辉格党人,但是他是一个自由派,但是法国大革命出现以后他却变成一个保守派,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保守派?变成一个保守自由的派,所以变成保守派,保守主义也是由此产生的。这种看法,假设人类的自由、财富、价值、精神是不断累积的,你要让它不累积的话它就中断了。我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我说物质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是财富,精神世界里面最重要的是价值,这两个东西最大的相似是它们可以累积而且可以失去,自由主义相当于发财,保守主义相当于发财+守财,以财富来比较,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发过很多的财,像那些中彩票的人最后又变成一个穷人,不仅把他挣的钱全部花掉,甚至变成更穷的人,甚至家破人亡,他现在是一个穷人,他只能说他以前的辉煌。但是这种财富你如果不去守它它就容易丢掉,让你回到甚至连发财之前更不如的状态,所以财富需要累积,不然你的财富就会丢失。 自由也是这样,自由是个容易得到但是更容易丢失的东西,假如把中国有的财富和自由一代代积累下来,那么中国今天自由和财富非常多。中国有24个朝代,24个朝代什么意思?24个朝代意味很大意义上服从归零。中国历史上财富被反复回零,所以中国到现在还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虽然是世界上连续文明史最长的国家,但是它财富被重置的次数,像计算机一样反复的加到快加不下就归零了。所以到北京任何一个方向你走几十公里就会看到除了灯以外,其他的生活方式跟100年前没什么区别。自由也是这样的。 这两天看过一篇文章,描述当时清庭快要垮台的时候突然颁布一个法律叫“解除党禁”。在北洋政府我们看到党禁接触了、报禁解除了,西方所有的政体在中国都实验过,甚至在汉朝我们就看到约法三章,尊重生命权、财产权与人身权。假如这些自由当你得到以后再也不失去它,那这些都有了。以清末为例,已经得到办报自由了,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又掉丢了,丢掉了意味着你今天还要争取,你今天还要争取的时候风险还是很大的,有可能失去你已有的自由。像最近发生的很多事件一样。 所以保守主义认为自由不仅要争取,而且跟财富一样要积累,不断叠加才能享受越来越多的财富跟自由,如果你的自由反复归零的话可能比以前的自由反而更少。 中国传统的自由很少,所以越要保守这些自由 第三,保自由。当我说失败主义是保守自由的,很多人第一反映是:在中国谈什么保守自由,中国有自由吗?中国有自由可以保守吗?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在历史上无数次中国人得到过自由,而且中国人证明中国人是要自由的。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讲过,我说监狱的存在是人们要自由的,要不然囚禁就不构成惩罚。暴君被人痛恨,因为暴君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人证,不然人们就不会用带有非常贬义的语言来形容暴君了。所以暴君和监狱在中国存在有多久,中国人争取自由的历史就有多久。 而且我们知道,对自由的向往,无论它今天有多少,是来自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人性当中,假如我们认为人性东西方没有区别的话,那么西方人要自由的话东方也要自由。穷人要财产权干什么?穷人更需要财产权,辛辛苦苦挣的一点钱,放在财产权这个口袋里面财富才能安全。自由也是,在越没有自由的地方保守自由才更重要,因为是从无到有一点点累积。所以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是在政治层面要保守自由,比如这个地方自由有多少,尤其在越少的地方越需要保守自由,因为这样的自由经不起乱花。 有不合理的法律,所以法律之上还有天道 最后一条,敬天道。这是保守主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立场,这个立场被很多研究保守主义的人所忽略了。保守主义认为在人的秩序之外有一套超越秩序的存在,这套超越秩序的存在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如果任何人试图改变这一套超越的规则的话,我们把它叫做“天道”,那么人类马上就会受到处罚。 举个例子,最近四中全会里面一再重申传统的红色关于法律经典的定义,法律是党的意志的体现,依法治国就是把党的意志转变成法律,然后依据这样的法律治理国家,依法治国是这么定义的吧?我们把这个政治领域抛到旁边看另外一个领域。假如明天交管局、公安部出了一个新的交通法规,说高速路上允许逆行,会发生什么?那肯定要么大家不敢上高速,要么高速作废,要么马上是无数的夺命的交通事故。那马上就会有人指责,大家会怎么形容这样的交规?最客气的会说这种交规不合理,你不能说交规不合法,交规是有立法权的人制定的,你不能说它不合法,你只能说它不合理。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理的。 可是当我们用理评判一套法律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心中默认有一套道理,这个道理超越任何成文法制上的。假如没有一套超越成文法制上的理、没有这个天道的话,那统治者把他的意志变成法律,那这样的东西就是合理的。但是在现实中我们很容易找到这种不合理。而且我刚才举的交规是最容易看到的特别明显的例子,但这样的荒谬、这样的不合理的事情在其他的领域里面大量的出现,尤其是在宪法中。如果一个宪法允许专政那这肯定是一个允许逆行的宪法,只是它的后果不像交规那么明显。所以中国的宪法不承认外在的有一套天道这样的东西,不再次党的意志之外有一个更高的理、有一个更高的天道。 再往下说一点,后来我发现共产党也讲一套保守主义的东西,但是它讲的太隐讳了。“神道社教”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我发现是一套普遍的政治原理,只是做得好与不好而已。说天道这个神自己能够把一切照顾得很好,甚至圣人圣贤发现这一套天道、神道之后把它变成教化和制度,然后按照这个教化和制度统治这个国家这样一个做法叫它“神道社教”,就是一些特殊才能的人发现天道,然后把它变成法律,然后按照这个法律治理国家。 [...]

汪玉凯:习近平的执政使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汪玉凯:习近平的执政使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Posted On: December 24, 2014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给凤凰网大学问赐稿,解读了习近平执政的五大治国使命: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他认为习近平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具有系统性的改革。 作者: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中央强力反腐、通过整顿官场转变作风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共的两次全会相继制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按照习近平的话说,这是姊妹篇、上下篇。如何看待十八大后中国所发生这些变化,这些变化与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治国使命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有什么内在联系,习近平治国使命实现的关键节点在哪里?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 一、习近平的治国理念与治国使命 如果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习近平上任后,在治国理政方面不是零敲碎打,也不是修修补补,而是体现出鲜明的“三整”特征,即:整体思维、整体谋划和整体战略。 在上述思维框架下,集中反映出他的四个特色鲜明的执政理念:这就是铁腕治国、俯首为民、公平正义和独行独立。 从铁腕治国来看,十八大后中央相继出台的一系列铁腕反腐举措,不到两年拿下56位部级及以上官员、包括周永康这样的正国级“大老虎”、徐才厚这样的“军老虎”,使人们看到“零容忍”决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辞;从俯首为民来看,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标准集中体现了习近平的以民为本的理念和价值导向,诸如“只要人民追求的,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要让每一个司法审判案件能使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公平公正“等,其思想深处的亲民为民的情怀溢于言表。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从公平正义看,不管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中,都把制度公平、机会公平以及规则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在他看来这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从独行独立看,他反复强调“不照抄、不照办”,决心要走出一条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治国理念隐含着宏大的治国使命,这种治国使命可以高度概括为“五个重塑、重建或重构”方面:即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建中国的官场、重构中国的秩序、重构中国的价值、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 第一,重塑中共的执政形象。重塑形象最核心的莫过于要提升老百姓对中共领导地位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对中共执政地位合法性的心里支持度。而这两者,并不等于中共有了领导权、有了程序上的合法就能自然而然得到来的。这一点对中共未来的执政和领导都至关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大大提高中共执政和领导的社会认同度和心理上的支持度,让民众心悦诚服,进一步改善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 第二,重建中国的官场。无须讳言,近年来中国的官场确实出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如买官卖官、权线交易等,对社会风气起到了非常坏的破坏影响。在习近平看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首先是因为中国官场风气败坏以后带坏的,要改变中国社会风气,首先必须矫正中国的官场风气。而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也许是最好的重塑官场的“猛药”。换句话说,只有我们的710多万党政公务人员每个人能够清正,才可能有政府清廉;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无疑又是政治清明的前提和条件。记得笔者早在2004年就曾提出过未来中国公共治理的“十四字方针”即:严治官、善待民,创新政体,稳定银根“,没想到在十年后的习近平重塑官场的新政上似乎得到了验证。 第三,重构秩序。应该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为重构中国秩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路线图。其内在逻辑是:通过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构建中国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笔者看来,习近平在重构秩序中把维护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权威放在了首位,这充分说明他对宪法敬畏和尊重。其核心是,中共可以领导制定宪发和法律,但中共也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要得到追究。 第四,重构价值。即重新构建中国的价值体系,不是说对过去的都要推翻重来,而是要解决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价值荒漠化以及价值紊乱的问题。这也许是中国真正的风险和危机,即信仰危机。习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个大判断是“腐败亡党亡国”,所以他强力反腐,既打老虎又打苍蝇。后来他又还做了第二个大判断,即“人心向背,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这也许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而中共十八大后提出是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试图想以此为引领,重构中国的价值。如果取得实质性进展,意义深远。 第五,重构中国的发展方式。中国的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传统的发展方式走到尽头大家也心知肚明。在胡温执政提出的转变发展方式的大框架下,新一届政府不断完善发展方式的战略部署,使其尽快取得成效。其中最令人鼓舞的,就是提出“市场决定论”,并按照这一思路重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与习近平治国理念和治国使命相对应的是他的治国策略:一是“严党、严军,反贪、治吏”并重。十八大后,中共不断采取重大举措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对贪腐采取高压举措绝不手软,重拳出击治理官场,在党内、军内、官场掀起巨浪。二是“法治、德治“并行”。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破天荒地专门研究依法治国的问题,并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路线图。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十分重视以德治国的实施。在选拔人才时,强调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三是“传统和现代融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制定出的全面改革路线图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二次改革的大目标,足以说明他所具有的现代治理的价值和理念。但同时,他又不断在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精华,使之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融合,如中国历史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信、智等,都被他高度推崇,并将之运用于治国的实践之中。 二、习近平治国使命的现实基础 习近平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三十多年后的“二次改革中“确立上述治国使命,同样值得我们回味和思考。笔者以为,这应该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息息相关。当下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是:一方面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了举世触目的成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面临着一些列严重的风险和挑战。从前者看,两个数据足以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第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起步那一年,中国人均GDP还不到非洲最穷国家的三分之一,那时候中国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然而,三十五年后,201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6700美元,中国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剧变。第二,1978年至2013年的三十五年间,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平均达到9.8%的增长速度。迄今为止,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如此大的一个经济体经济连续高增长三十五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已经创造了历史。 但是我们也要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到今天,积累的问题也同样严重。而习近平治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问题导向,不管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案的制定,还是依法治国战略的推出,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大风险:即经济风险、社会风险、信任风险、政治风险。 从经济风险来看,主要有两个问题。其一,要转方式还是要保增长,这两者内在是有冲突的。大家看到十八大以后,我们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新”十二字方针“。但实施中的情况是:当经济下行压力大的时候,就突出稳增长,调结构肯定会受到影响;当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时候,可能突出调结构,但调结构可能对稳增长造成潜在影响。这说明协调两者并不容易。调结构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因为我们面临”四个难以为继“:低成本出口战略以金融危机爆发为标志难以为继;低端产业主导的经济结构难以为继;资源环境的传统使用方式难以为继;收入分配不公引发的社会问题使社会稳定的大局难以为继。这四个难以为继,说明中国经济转方式非常紧迫。但从2013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我们不得不再把稳增长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究竟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三十五年以后的理性回归,还是中国经济真的出现了大问题,看法不一。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没有大问题,但至少有四种隐忧。一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二是地方债务风险,其中显性约有二十万亿,隐性更多;三是金融体系改革滞后导致影子银行作祟:一方面流动性泛滥,一方面银行缺钱,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四是产能过剩。因此,转方式、稳增长,这两者内在如何协调,克服冲突,对我们驾驭经济的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

肖滨:民众若没有直接受益 反腐成果会十分脆弱

肖滨:民众若没有直接受益 反腐成果会十分脆弱

Posted On: November 30, 2014

虽然全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散步时都聊了些什么,但此次APEC峰会,坐镇主场外交的北京除了收获了“APEC蓝”外,其他成果也颇为丰富。APEC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标志着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正式开始运行。与此同时,在澳大利亚举行的G20峰会也将签署反腐败协议。一些观点认为,一些外逃目的地不再是贪官的“避罪天堂”,将助力中国的海外追贪行动。 中央纪委官网的报道显示,以“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反腐败合作关系”为主题的APEC反腐系列会受到北京的高度重视,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和副书记赵洪祝亲自参与了会议总体方案的审定。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官方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一天三人落马”的反腐节奏已是常事。在不到两年时间,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内的超过70名省部级及以上高官被查。但仍有人担心这种运动式反腐是否可以到达治本的效果,下一步反腐制度该如何建设成为北京反腐的当务之急。 为此凤凰网大学问专访了知名学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肖滨教授。肖滨教授认为,大多数官员的腐败背后是有资本支持,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近30年来权力一方面在释放市场,另一面又与资本勾结。反腐实质上是民心保卫战,背后涉及到执政合法性问题,若反腐成果未能被大多数普通公民所享受,其效果也将十分有限、脆弱。 以下为凤凰大学问特约作者郑东阳专访肖滨教授的实录: 凤凰网大学问:APEC和G20签署了反腐协议,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有评论称,美澳加不再是贪官“避罪天堂”,肖老师如何看待? 肖滨:这的确是个利好消息,有助于提高民众对反腐的信心。过去跨国反腐合作面临一个重大障碍,或者说是制度疏漏,就在于各国执法机关不能及时共享信息,以至于海外成为不少贪官的避罪天堂。如果国与国之间签署了引渡协议,还好办,若没有,想成功追责贪官以及追回其外带财产会十分困难。引渡赖昌星时,就耗费了不少时间。 海外追逃追赃涉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司法制度等难题。比如我国刑法对于贪污受贿罪,保留死刑。但一些国家援引“死刑不引渡”的原则,拒绝引渡。因此,引渡这些官员及著名经济犯,需要做出不对被请求引渡人判死刑的承诺。此外,国与国之间对人权保护的力度、范围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政治庇护也是一些国家拒绝引渡的理由。还有些国家,拟被引渡的对象可以上法院和政府打官司,在法院未作出宣判之前,政府没有权力干涉法院的裁决,只能等待,效率自然会低下些。 签署类似协议虽然不可能立马解决这个问题,但可以有效降低时间成本。制度化的沟通机制可以为中国与其他成员国沟通司法差异、互通信息、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渠道,有助于提高反腐效率。 凤凰网大学问:中共十八大后,官方反腐力度加码,带来的则是官员落马密度的提升。据统计,2003年至2011年近10年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共计72人。而十八大至今不到两年,在省部级官员防腐这一项上的成绩已相当于过去十年的70%。 多数网民对中共高压反腐充满期待。您如何评价十八大至今的反腐效果? 肖滨:客观评价,这个阶段的反腐效果十分明显,民众和学界评价很高,习近平和王岐山两位领导人展现了强硬的个人手腕。 反过来,成效好也说明过去积累的问题很多,腐败的深度和广度比较惊人,不是说十八大以后才开始反腐,中共的反腐这些年来一直都在进行。中央已经意识到未来的路还很艰巨。王岐山最近又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目前的反腐风暴主要在治标,用中纪委的话,“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但并不意味着周永康等高官的落马就等于这轮运动式反腐已经宣告一段路,不等于可以收兵。因为如果反腐停滞,那么到今天取得的所有成就都将毁于一旦,苍蝇和老虎会很快卷土重来。 凤凰网大学问:如何从运动式反腐成功过渡至制度反腐?对北京来说,还存在哪些难点?四中全会的一系列决定对反腐会有何影响? 肖滨:首先,我们不是缺乏相关制度,而是制度该如何执行。其实我们的反腐规定、制度非常多。从组织体系上说,纪委系统可以深入到每个政府部门、国企、事业单位等。而且在日常规定方面,有许多比八项规定还细的规定,比如一些地方就规定,一把手在常委会上要最后一个发言。 其次,既然要执行这些规定,权力结构还需要改革,习近平说“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笼子该如何建设就很重要。习近平还说,“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目前的反腐其实也是权力反腐,上级利用更为强势的权力对下级进行高压式的反腐。纪委对同级党委的监督还远远不够,纪委对同级常委成员更不敢监督,不政改、不分权是不行的,不搞权力结构改革也不行。平衡决策、执行、监督三种权力,而不是个人或者某个机构,如常委会来垄断者三项权力。 最后,还是需要为制度建设形成一系列外围文化。很多领导干部把权力单纯等同于私权力,而不是职务权力,组织和领导干部的文化需要重塑。书记和常委为什么不可以以更为平等的关系进行相处?开会时的座位排次为什么要以职务高低为标准? [...]

尾形武寿:安倍晋三不是民族主义者

尾形武寿:安倍晋三不是民族主义者

Posted On: November 17, 2014

11月7日,就在习近平会见安倍晋三前夕,凤凰网大学问专访了日本财团理事长尾形武寿。在采访中,尾形武寿认为,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就首访了中国,第二次上台以来也一直希望有机会访问中国;钓鱼岛问题局势恶化,主要责任是石原慎太郎;日本修改宪法是自民党50年来的党章目标,也有民意基础,非安倍晋三一人能左右;两千多年的中日关系史,友好是主流的,近代这段关系需要淡化,现在中日关系坏到不能再坏了;他回顾了与邓小平会见达成的共识,就是中日友好需要共同努力。 受访人:尾形武寿,日本财团理事长 采访人:王德民,凤凰网大学问编辑 安倍两次组阁都非常希望与中国搞好关系 凤凰网:您认为现在安倍政府对中国的一个外交原则或者思路是什么? 尾形武寿:我没有跟安倍亲自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我感觉他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尽早的能够和习近平主席见面,然后实现首脑会谈,你们可能还记得,安倍他的第一次组织安倍政权,他第一次当内阁总理的时候,第一个访问的就是中国,按惯例来说,日本当选为首相以后,他们第一站访问的应该是美国,当然这是日美之间有同盟关系,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安倍第一次出任总理的时候,他是先访问了中国,访问了韩国,我想这也是出于他想改善在小泉政权的几年间造成的日中关系的紧张,想打开这个局面,所以做了这种决定和选择。 当然很遗憾,他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第一届总理就做了一年,后来就退下来了,但是我的观察是,在退下来到第二届总理这期间,他也并没有对中国采取一个敌视的或者是不友好的态度,起码我个人这么认为吧,他还是希望日中两国之间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关系的,我认为他有这样的希望。 日本已经信守被强加的宪法70年了 凤凰网: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历史遗留问题上包括修改宪法问题上,相当强硬,这是中国方面非常在意的,安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回应? 尾形武寿:我认为并不是安倍上台了以后才开始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采取了什么强硬的措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的记忆里这个问题的发端,挑起这个问题是石原慎太郎,他在做东京都知事的时候他挑起了这个问题,从那儿开始日中关系不正常了。 所以我个人看安倍他并没有针对钓鱼岛或者日本叫尖阁列岛,这个问题上他做出一些什么具体的强硬的一些指示或者一些具体的政策,这个我觉得我没有看到。关于修改宪法这个问题,现在的日本国的宪法是日本战败以后由美国联合驻军强加给日本的,就是说由他们来主导制定的这个宪法,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也是公认的,也就是说这个宪法并不是由日本人自主来制定的,即使是这样,日本人作为对战争的反省,在这70年当中还一直没有改变这个宪法,一直还是保持或者说叫遵守,一直保持这个宪法。 对日本人来说,现在的宪法对他们来说有所谓的缺点,宪法没有保证日本人和日本这个国家能够由日本人来保护,没有这个条文,所以日本老百姓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应该有一天日本人自己来制定或者来修改一个自己的宪法。 修改宪法是自民党的党章要求,也有民意基础,非安倍一人能够左右 首先日本不是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党的体制,不是这样的一个制度,日本是一个多党制,我自己都数不过来,可能得有十几个大的党小的党这样的一个国家,在这么多党派当中呢,历史最长势力最大的就是自由民主党,即自民党。每一个党都有他们的党纲或者一个目标吧。自民党的党章就是自由贸易、民主和修改宪法,他提出来这三大纲领,所以作为自民党的总裁,安倍晋三如果不去按照这个纲领说我要修改宪法,他也做不了自民党的总裁,这50年自民党一直是在打着这样的一个口号,要修改宪法,在竞选的时候每一次都提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已经坚持了50来年了。 所以并不是今天安倍突然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他是对日本的选民老百姓的一个承诺,所以他这次又提出来这个问题,但是修改,怎么修改宪法,什么样的内容,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当然自民党提出来一个修改的草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并不完全赞成这个修改的草案的内容。我个人认为,这个草案当中,应该更加明确一下日本对战争的责任的问题。有这样的条文,如果不这样的话,他也得不到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支持和认可。所以我想,安倍他既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什么右倾的过激主义者。其实,尽管他和民主党采取的一些手段方法或者是外交政策有些不同,但他还是希望日本能够跟周边的国家,跟世界各国搞好关系,来寻求一个共同发展,他也经常说,一个人你生存不下去,所以对一个国家也是,靠一国你也不可能发展,所以要和其他的国家发展一种稳定的友好的关系。所以我想自民党应该也是按照这样的一种大的原则,在做他们的对外关系吧。 日本修宪应该听取民意和国际意见,需要明确战争责任 凤凰网:日本的宪法,可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也是当时日本政府对国际社会的一个承诺,现在日本是否以多党制或民主政府更换的这个方式,来突破这个承诺? 尾形武寿:中国有修改过多少次宪法,你知道吗? [...]

托马斯•萨金特:政府除了造成垄断并不会决定经济增长

托马斯•萨金特:政府除了造成垄断并不会决定经济增长

Posted On: November 12, 2014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11月7日在大梅沙论坛上发表演讲,他认为创新是冒险的过程,在决定经济增长上政府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领导人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市场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凤凰大学问精编萨金特的演讲,与广大网友分享。 以下是演讲实录: 家庭可以有规划,但是社会却和家庭不一样 非常感谢现场的出席嘉宾,我非常荣幸来到这里。作为一个长者,我见证了一场正在进行中的争论,在这个争论中,中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这场争论到底是什么呢?他代表着两种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治理的愿景和想法。 第一种是计划。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你运行一个国家的时候就把他当成一个家庭来运行,对于运行一个家族和家庭的方式可能他首先代表的是一小群人,大家相互热爱、而且互相非常地了解,表示他们致力于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都能够相互分享,所以一个家族可能有祖辈、有父母辈,他们会告诉下一代的人会做什么。同样他们也共同分享很多各自有关他的才华、才艺的一些信息,当然也包括不同人的一些缺点、弱点。另外一方面,对于惩罚方面或者是奖惩方面他们也有着比较大的权力,这是有关管理家庭内部的一些激励或者是奖惩的东西。 对于经济学也有一个模型,包括我们来自瑞典的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说了对于整个经济体应该把他当做一个像家庭这样的社会来进行运行,我们要做计划、做规划,基于你所拥有的这些信息你来告诉他们你该做什么。他相当于是一个所谓的一种计划经济或者说是命令式的经济。这场争论的另外一端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他是亚当•斯密的一个观点,他是包括上世纪内哈耶克所提到的:社会里由很多不同的家庭构成,他和一个家庭不一样,他好几个地方都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他缺少爱,大家可能互相不了解,无论以后变好还是变坏他们不在乎,相互之间没那么在乎,这是一种自私或者是自我。亚当•斯密也提到过这部分,他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家,之后他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样的一种自私的或者是自我的存在,以及信息的一种缺乏也是和经济的规模有关,可能没有人知道有关你擅长的技能是什么,你关心的一些利益是什么,你的志向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 即使那些非常具有影响力的重量级人物他可能对于这方面所知的也是甚少,所以在对其他人的奖惩方面他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要让一个家庭运作良好,根据亚当•斯密的说法,传统的命令式的经济是很难的,所以对于亚当•斯密的一个想法也是一个非常卓著的一个想法,到底谁来决定经济增长,他说没有人能够决定。 市场的奖惩机制和自私自利促进创新 每个人都是为自己的家庭、为他们自己的个人去付出,而忘掉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如何能够把不同人的决定做一个很好的协调呢?看起来很乱,亚当•斯密会说,他们会得到一点所谓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市场也好,市场会释放像价格这样的讯号,利益甚至是一些波动的讯号,他可能反过来会对一部分的人的行为是奖励的,对另外一部分的人的行为是惩罚的,所以创新背后的奖赏也是亚当斯密所提到的。不仅像苹果这样成功企业,还包括其他的一些创意的人士。 亚当•斯密他的一些想法是,不同的自私自利的人之间存在着这种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一些意料之外的结果,只是有关利益,包括像弗里德曼非常喜欢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样的一种原则也好、定律也好,他可能也会有社会上的一些影响。对于整个社会而言来说,他有一种自己自行的一种运转的机制,亚当斯密他的观点是自私自利的人他做的一些事情可能对其他的人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苹果作为一个发明者,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有好处,他们不是因为爱我们而发明这个,他们也爱他们自己。包括前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个iPad里面你能够赚多少钱的例子。所以市场里面有竞争,有这种自私,并且有释放出市场的信号带来的这种意料之外的结果。这是亚当斯密眼中来运营的经济体,他背后的决定力量是什么?没有,不存在,政府不是决定力量。包括苹果的老大也不是一个所谓的决定的力量。 垄断的背后都会有政府的影子 亚当•斯密他当时所找到的是一个工作良好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就是垄断。尤其这种垄断背后是来自政府的支持,有的时候你发现垄断的身影背后都会有政府,也可能是联邦政府或者是国际政府,亚当•斯密也写了一本有关垄断主题的著作。 再回到中国,去年三中全会在这样的一些论点上也有这样的声明,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资源分配方面是由市场来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不是由政府。第二点,我们要让市场来决定我们的利率,也就是利率的自由化,这也是过去的从传统的存储和投资为导向转向消费。几乎每个自由市场经济包括像美国、像英国在内,政府都是不干预的。以市场为导向这样的经济或者是利率的自由化是第二点。第三点,包括亚当•斯密之前我所提到的,要放开整个国家的垄断,要放权,要减少国家的垄断。所以在中国我们有政府的政策,我们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些。 中国也是在持续争论的过程当中,他的正也是由计划型更多转向市场为主导型的。三中全会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的时刻,也是在中国取得了30乃至35年的成功之后所举行的一场重要的事件。包括之前布朗首相也提到了创新的重要性,对于这些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研发领域的一些企业,都能够带来更新更好的产品。但是创新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科学家,可能你知道大部分的科学研究以及大部分的创新可能都是失败的,大部分的新点子你的试错的过程往往最后都是失败的,创新的过程本身也是一个冒险的过程。对于一个充分培养创新这样的一种社会,可能也会代表着很多点子背后失败的故事,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也会深知很多新的创新企业也好、新的业务也好都会失败。 以我所在的美国为例,在美国大部分的创业一些新的企业,往往在没几年就失败了,这个比例高达75—90%的初创企业,他们没有几年的存活期。所以在一方面作为社会我们要决定如何来面对失败,因为市场自然会带来失败。市场总是和风险并存的,所谓的利率自由化、利率市场化以及资本市场的放开,他本后也是代表着你要做出一个决定,你要选择承担什么样的风险,你如何防范、如何来控制这个风险。 政府提供的福利更多增加了穷人的税负,而不是富人 当我们面临风险的时候我们会做什么呢?可能有不同的方法,我们有一些私人的保险公司,包括寿险公司、火灾保险公司还有其他的保险公司这是民营企业私人部分,还有其他的保险制度是需要这个社会来做的。在这些地方存在巨大的创新潜力,首先政府需要打造的是一个大的框架,能够让市场经济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其实在这方面有很多的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失败的例子。有一些失败的例子其实也是源自我的祖国——美国。 我相信三中全会当时包括中国领导人,包括中国央行人民银行领导人所做出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但政府如何能够让这些金融机构也好、这些存款的机构,当这些银行对企业做投资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对象、一些企业会倒闭也好、破产也好,我们是不是只是能够确保那些债主们或者是那些借贷方的利益,是不是要采取疏困的计划,美国上世纪1935年的时候有联邦储蓄、保险,当时是罗森威尔他所签署的这样一个法律是有关储蓄保险的,他也有相应的所谓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储蓄的保险,可能更容易会让银行处于高风险甚至是破产的局面。 [...]

余英时:中国文化与自由民主不是尖锐对立

余英时:中国文化与自由民主不是尖锐对立

Posted On: November 10, 2014

“不要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根本不是事实,” 今日上午11点,84岁的余英时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演讲,题为《中国史研究的自我反思》,时长60分钟。演讲后,他接受了记者群访。 在回答凤凰网提问时,余英时称:“现在提到民主科学,好像就是西化,就是被殖民。民主、科学这些概念是西方的,但从其内容上说,人的尊严、人的权利,自古以来的中华文化也是非常重视的。我们虽然没有人权的概念,但人权的内容、精神,孔孟文献中提到非常多。清末把西方科学、民主概念介绍到中国的,都是儒家,像胡适等,都是从小受儒家教育的。不要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民主自由处在尖锐对立的状态,这根本不是事实。” “我以中国史为专业,并特别注重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由于‘发思古之幽情’,”余英时说,中西异同是清末以来中国知识人共同关怀的大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中。 余英时还指出,“民主不仅仅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还在于多数尊重少数,这需要一定的文明程度。” 梁启超不满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我选择中国史为专业并开始系统的研究,到今天已超过六十年了,”余英时以此作为演讲的开头。 余英时回顾了中国史学的历程。他提到梁启超的《中国史序论》(1901)和《新史学》(1902),认为两文是“最早的发难之作”,“借西方为他山之石对中国传统史学痛下针砭”。 余英时提到,梁启超不满意中国旧史“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因此反对以朝代划分时代,而主张采用西方“上世”、“中世”、“近世”(后来通用“上古”、“中古”、“近代”)的分期。 这种分期直到今天还有人应用,即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公元前221)为“上世”;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1795年)为“中世”;自乾隆末年以至今日为“近世史”。其中“中世史”长至两千年,后来几乎已取得定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依据斯大林‘钦定’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也将同一个两千年划作‘封建时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期中,‘中古两千年’似乎已成为中国历史的一个最主要特征,”余英时说。 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历史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余英时在演讲中提到了西方风行的“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这种史学观认为:历史只有一种,与科学一样。余英时认为,孔德、马克思、斯宾赛等都是有力的推动者,而马克思对史学的影响尤其巨大。 关于“科学的史学”,余英时举了两个流派。其一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始人傅斯年倡导的,要素之一是“对史料采取最严格的批评态度”;另一派则是“中国马克思派”。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马克思的一些重要历史观念,自192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对于一般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方向,”余英时说,例如社会史、经济史的兴起(如陶希圣先生的《食货》所代表的)以及中国社会史分期的争论等等,既起源于马克思主义,但很快便变成中国史学领域中的一般问题了。 “科学史学”弊端:必然得出中华文化落后的结论 不过,余英时对这种“科学的史学”提出了质疑:“因为我既不敢贸然相信史学可以成为生物学、地质学一样的科学,更不敢断定究竟有没有什么历史规律。” [...]

秦晖:中国为什么长期被西方国家“透支”

秦晖:中国为什么长期被西方国家“透支”

Posted On: November 02, 2014

2014年10月10日下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大午论坛”上做了主题为“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西方政府之所以大多债台高筑,是因民众希望高福利+低税收模式,左派(主张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右派(主张自由竞争,低福利低税收)为讨好民众,在政策执行中往往只能执行对民众有利的一半。   秦晖表示,这样的“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模式按说并不可以持续,在冷战前也是不可想象的。但因全球化在最近20年来,尤其是中国等加入后,无论是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大大加深。这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以通过全球透支(制造外贸逆差、发行国债、资本市场融资等方式)来继续讨好民众,债台高筑下也不致于政府破产、制度坍塌。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因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接盘。秦晖称,因中国目前仍属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况,国内消费能力自然不足,出现产能过剩,严重依赖外需尤其是美国需要的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是“甘愿被透支”。这样,中美两国形成了全球化的互动。 最后,秦晖表示,中美两国的这种发展模式都有各自的问题,且如果任何一方模式转变,对方也难以玩转,“要么是美国学中国,要么是中国学美国”;中国的下一步改革应该解决自由福利双不足的问题,这不仅事关中国前途,也事关世界的前途。 以下为演讲实录,由冯存建整理,未经作者核对,大学问择要刊发: 西方左派右派都要讨好民众致高福利+低税收债务状况严重 1、美国金融危机处理方式:民众负债转化为政府负债 我想从2008年金融危机谈起。这场危机现在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它的影响还是在延续着。这场危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知道西方原来是有左右两派的,简单点说,左派认为政府应该多给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建设福利国家;右派则提倡自由放任、市场竞争。他们一直有这种争论。危机一来,双方都要争取舆论正确,所以对危机就有了两种解释:左派认为出现危机因自由过分,尤其是金融监督管制不够,出现了很多问题;右派则认为因为福利搞得太多,借钱借得多,并引发债务危机等等。 这场危机首先在美国发生,后来蔓延至欧洲。有一点是共同的:都表现为债务危机,欠了一屁股债。但是美国和欧洲又有些区别:美国主要是消费者引起的次贷危机,很多人贷了款买房,由于房价下降,还不起房贷,于是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因此,在美国的债务主要是居民消费债务;而欧洲债务危机是在2010年达到高峰,普遍叫法是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是政府负债。 但居民消费负债和政府负债根源是一样的,而且这两种债务是可以互相转化的。2008年美国采取反危机措施,很快就把居民消费债务减下来了。一组数据显示:08年危机爆发时,美国居民储蓄率是-5%,也就是说居民负债超过居民储蓄。但是在美国采取措施后,2009年很快就变成了正数。美国居民储蓄率现在又恢复到正常,大概6%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居民消费负债虽然下去了,但是政府负债却飞速上升。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两种债务本质上是一样的。 有种说法需要驳斥。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观点保守的人说,这场危机和1929年危机一样,都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的危机。甚至有人说,这是过剩危机。其实现在西方哪来还来的生产过剩,全世界生产最过剩的就是中国。整个西方目前的普遍状况是生产不足但消费过度。 2、西方民众希望高自由+高福利政府不得不买单 接着开头的话题说,为什么会发生债务危机呢?前面说过,美国的左右派争得非常厉害。我之前就曾表示,不管自由放任何和高福利各自有什么优缺点,这场危机既不能用自由放任、也不能用高福利来解释。从逻辑上讲,自由放任意味着低税收、低福利,福利国家意味着高税收、高福利,如果政策果真选择其中之一推行,都不会带来金融危机。 什么情况下会造成巨额的债务呢?而且这种债务不可控、越变越多呢?其实很简单,从逻辑上讲,就是左派的政策和优派的政策都只实行一半。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下,左派和右派是都要讨好老百姓的,因为老百姓不喜欢,你就上不了台。那么老百姓是喜欢左派还是右派呢?应当说,如果就芸芸众生而非特别高智慧的人而言,老百姓是既喜欢左派也喜欢右派,但是两个都各喜欢一半:老百姓喜欢左派给他们增加福利,但是不喜欢增税;喜欢右派给他们减税,但是不喜欢减福利。 于是,在西方两党制的左右循环中,就出现这么一种现象:左派上台,福利增加的很容易,但是税收增加难;右派上台减税很容易,但是减福利就很难。在这样的反复循环中,政府债务的窟窿就会越来越大。 西方国家向全球透支服务民众 中国甘愿被透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