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 22, 2017

Archive for 深度百家

杰弗里•亚历山大:重视新闻业的危机

杰弗里•亚历山大:重视新闻业的危机

Posted On: April 22, 2014

对于公民社会中的绝大部分成员,包括那些上流社会中的精英而言——新闻帮助他们了解其所引领的市民群体,明晰他们所设计的一系列行动之主旨和目的,洞察他们所精心建构的社会关系,以及设置他们可能在未来创办的机构组织之固有属性——唯一一手信息的来源。萦绕于客观事实周围的大众传媒相对于以拟造现实为需要的虚构媒介,在影响那些处于摇摆状态的社会决议——不仅仅在社会运动的构建,还有在国家事务的干预中——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此外,新闻媒介表现和表达市民精神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它们的声望和信誉:这要求无论从机构组织,还是从其中从业者的维度来说,新闻实践者所能做的只是中立的描绘这个社会和世界,而不是重新建构它再用以表达;简单地说,这些专业机构和新闻从业者既不能掺杂个人情绪,同时又要避免浸入艺术或道德的体系来展示这个社会事实的存在。 我正准备与艾丽莎贝斯·伯瑞斯、玛利亚·伦哥出版一本关于西方新闻业危机的专著,来试图解读当下的危机。它被命名为《重视新闻业的危机:从技术到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将于 2015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其中的一系列文章将通过全新且丰富视角来阐释知识界和新闻工作者在认识当代新闻业危机中的相似点:出版工程和新闻生产技术方面的数字化革命所带来的维系报业正常周转的挑战。正如我们所见,许多出类拔萃的西方新闻机构为了应对数字时代的冲击,经历了剧烈的财政动荡,譬如像裁员等一系列深刻的、根本性的组织重组。 但是,与其将技术的改革和经济摆浮视为引发现有恐慌的第一要素来分析这次危机,不如将目光投向新闻业在文化层面上的承诺本身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我们因此将会把新闻专业的伦理和新闻工作者一直以来不曾间断的,为扩大社会领域范围所做的民主启蒙联系起来,而后检视新的技术是如何被型构成支撑这些契约价值的,而非如一般人所想——逐渐的侵蚀它们。 我们理应认识到,近期的技术改革和经济摆浮是又进一步被社会意群重新编码了的。对于相关新闻的职业和更广阔的社会群体,正是这样的特殊文化框架才将那些实际上是不偏不倚的变革带到危机境地。这些文化密码不仅仅引起了对于技术、经济情势改变的紧张惶恐,也同时提供了控制它们影响范围的方法,因此那些独立新闻业的民主尝试不但没有被破坏,反而还以新的形式被支援了。 民主社会往往依赖于大众媒介可阐释的独立性。籍于处于密集的等级制度权利和市民受众中间,新闻业对威权“说不”才成为可能。它还提供了收敛的逻辑框架,那些附随的事件因此被赋予含义。新闻报道为社会群众更深入的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提供了空间,而维系这些空间的力量又依赖于其专业上的独立性。另一方面,新闻工作者有通过——可以和国家与市场直接沟通的拥有自治权的专业组织——来规制他们自身的特别必要。只有他们的工作环境和制造、策划新闻的标准得以完善的构建,新闻工作者才能够唤起透明、独立、平衡和精确的新闻专业精神。 正如我在《公民领域》 所说明的,这些专业伦理非常有必要和更广阔的民主的论述——保卫独立的公民领域的信仰集合——往复交叠。新闻业在由选举、议会、法律、社会运动和推进民主的宣传手段组成的、有秩序的和文明化的世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亦如公共市民领域的独立性一向被市场、国家、民族和宗教集团不断侵犯,新闻业的自治也面临着这些威胁。因此,新闻业的边界一直是令人担忧而且不断被浸透的,它们可阐释的独立性也从未是充分安全的。正在进行的完善无疑是不完整的、偏废的,专业人士和社会上的支持者需要坚持抗争才能保障它的继续维系。 显而易见,独裁统治者会不遗余力的阻止新闻工作者的可阐释的独立性的形成和发展。然而相较于露骨的独裁力量,民主社会集群内部的巨大隐忧和紧张却总被较少的感知和理解。尽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民主社会,在维系此自治权上都被认为是可圈可点的,但是这些努力常常导致新闻工作者在维护机构独立性的实践中感到无力和没有安全感。即便是他们可以成功的捍卫专业伦理,但在面对技术革新和经济情势转变时,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是易受伤害的,甚至是随时可以被消灭的。所以,那些自由的记者和支持他们的社会团体常常以为他们在争取自治权的道路上是失败的。 从新闻史上看,由于现代社会的社会突变越来越趋于地方化,新闻业不断卷入危机的情况也就不令人惊讶。像现在由计算机化和数字新闻触发的紧张一样,前些年科技的更替也曾导致危机,最后以新形式的经济组织产生而告终。那个时候,广播和电视均被忧心忡忡的看作是损害印刷媒介独立生产和客观评价能力的巨大威胁,但实际上,两者最后都并没有造成这些后果:不仅仅美国电视网向有线新闻转变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可怖的恐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欧洲公共电视台向私人电视台过渡期间也未曾衍生对私有化意料之外的失措。 通过观察历史上电视和电报带来的轰动,我们可以明晰蕴含复杂、重要意义的新闻业建筑是如何将新的技术和经济组织想象成对新闻整体性有恐怖威胁的。但是,这些焦虑反而通过全新的组织形式维持了原有的新闻独立性。 我们对当代报业危机的案例研究,例如新奥尔良州的《时代花絮》和其它一些美国大城市的都市报,将会启发我们:久经考验的文明结构体、当今快速更迭的技术、经济变动的剧烈融合,以及新形式的新闻业工作方式——是如何被推进和发展的。对于技术和经济中含有缺乏敬意的、暧昧的及暗含反民主效用的反对声音,我们仅仅把它们视作对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伦理的抱怨是不合适的,它们其实是为了保护这种伦理而发出的神圣且有力的呐喊。 尽管欧洲报业不总是认同美国新闻业对于“自由中立性”的要求和规范,大西洋两岸的新闻工作者在“可阐释和组织化的独立性”问题上达成了空前的一致,并纷纷将其视为辨识专业身份的一部分。然而数字化也引发了对欧美新闻业这些原有价值观的挑战,而我们因此得以获得机会去重新定义这些危机和危机背后的危机。 数字化的新闻制作创造了特色的组织改革和经济约束。成千上万个体的事业因此止步,产业中一部分脆弱的组织也就此消亡。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组织不得不直面全新的数字化制作程序,从而建立了革新的组织形式,以促使技术去支撑,而不是损坏民主文化和新闻生产机构。 如果以森彼得主义的“创造破坏论”来理解当下的危机,我们就得粒子化现今对发展新组织形式所采取的各种措施。在数字化再生产的前提下,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可以允许民主新闻业的文明承诺继续被维持?如何评估现在新闻组织在促进出版方式进化上所做出的努力,比如创建数字化的平台来补足原有纸质媒介的缺陷?社交媒介和数字媒介是怎样还击内容庞大的新闻产品的,尤其是在主流大报的大故事开始走下破路的背景下?新的慈善基金如何回应为传统媒介搭建了新平台——来适应 24×7 [...]

对话剑桥大学历史学者方德汉:中国、中国人与国家

对话剑桥大学历史学者方德汉:中国、中国人与国家

Posted On: October 23, 2013

深度传媒北京记者站记者牛牧歌近期采访了方德汉教授。他是中国近代史(19-20世纪)的权威,他在剑桥大学任中国近代史教授,亚洲与中东研究研究院院长,以及圣·凯瑟琳(St Catharine)学院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 [...]

专访刘慧卿

专访刘慧卿

Posted On: May 03, 2013

刘慧卿,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主席。原任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曾在香港电视台、英国广播公司、《南华早报》、《远东经济评论》任记者。 [...]

言论自由的十条规则

言论自由的十条规则

Posted On: January 01, 2013

著名当代史学家,政论作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谈言论自由。 [...]

程益中: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程益中: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Posted On: December 18, 2012

原《南方都市报》总编辑,曾报道SARS和孙志刚事件。前者是中国媒体第一次报道SARS疫情,为扑灭SARS疫情做出了巨大贡献;后者最终导致国务院废止《收容条例》,自此,全国人民群众不用再因为暂住证问题,被“依法”逮捕,罚款拘留。 [...]

百家争鸣半月整理

百家争鸣半月整理

Posted On: December 18, 2012

11-23 中国大陆首发:当代著名史学家,牛津大学欧洲研究中心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艾什《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亚洲著名媒体人,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中心主任钱钢《提法:中国十八大观察》。 12-1 我对大陆媒体人告诫有三:一要提高智力,二须分清利益,三则培养技巧。——对话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通讯研究员丁学良。  12-3 年轻人一定要关心政治,不然你的未来就被决定了,但关心政治也不等于闹事。 ——台湾文化部部长、原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访问教授龙应台12/2在香港大学的演讲。  12-8 香港大学新闻与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Doreen Weisenhaus,国际著名媒体法专家,原《美国国家法学杂志》主编,《纽约时报》编辑,《纽约时报》杂志第一任法律编辑。其主持香港媒体法研究项目请见:http://rrurl.cn/3yJ5nP  12-11 程益中、邱立本这样的老人已经赶不上时代潮流了,现在需要的是可靠的、具体的、切实的调查,数据化的、可视化的信息。——陈婉莹,国际著名媒体人、学者,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客座教授,哈佛大学尼曼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