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May. 25,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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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关闭中文服务的公告

深度关闭中文服务的公告

Posted On: January 10, 2016

2014年12月,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深度中文网在中国大陆被屏蔽,自此我们开始在微信公共号“熊猫帝国”上发表内容。 值此深度新闻网成立三年之际,我们遗憾地决定停办我们的新闻业务,“熊猫帝国”公众微信号自此不再更新;与此同时,深度新闻网的行政部门解散。但深度智库以及旗下的“博悟馆”微信号仍正常运行。 2014年4月,我们战略性地成立深度智库,并逐渐将深度中文的研究团队过渡到智库中;2015年3月,我们又决定充分独立深度智库与深度中文的关系 。除了战略上的安排,承蒙朋友们的错爱,深度智库至今蓬勃发展。 深度中文是深度新闻网的伊始构成,2012年在创始人及第一任总监郑萃颖的操办下,开始对外发布新闻作品。郑萃颖开拓性地报道了诸多不为媒体日常议程关注和它们因受到不同程度管制而不能覆盖的议题。她用理性、温和和发展性的笔触,使深度创立之使命“记录时代”得以奠基和实现。此后背景相异的人员相继为深度新闻服务贡献了时间和力量,特别是曾经担任深度新闻网副主席、深度国际版总监的Helena Legarda Herranz。 除此之外,还应该感谢为深度新闻服务做出过贡献的行政人员,记者、编辑们。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使深度中文不断推出卓越的作品成为可能。 最后,还必须感谢关注我们的所有读者,正是因为你们的陪伴,我们的存在才变得具有特别的意义。   深度新闻网 创始人及主席 叶凝 director@cncurrent.com [...]

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马骏:治理雾霾需用经济与金融手段

Posted On: March 04, 2015

编者按:柴静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将大众的视线再一次聚集到了雾霾上。清华大学贺克斌说:“当基本上是学环境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人在研究环境问题时,就会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技术性治理的层面。如果经济学家开始动脑筋了,我们的环境治理就有可能动到根子上。”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就这个话题,从经济和金融角度出发,于2015年2月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做了题为”治理雾霾:经济和金融政策的作用”的演讲。凤凰大学问经主办方和作者授权独家编辑刊发,并经作者审定。现将演讲实录精编分享附下: 今天我们讲”治理雾霾:经济与金融政策的作用”。多数人,尤其是环境专家,在谈到治理雾霾时,想到的一般是脱硫脱硝、提高油品质量等末端治理手段,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与此非常不同的话题,即治理雾霾也一定要靠经济和金融手段。我今天讲的主要观点来自我和李治国教授牵头的课题组完成的《PM2.5减排的经济政策》一书,去年底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这张图是根据NASA从卫星上拍的照片,经过处理之后做的国际上雾霾程度的比较。这是多年以前的数据,我国现在很多地方的情况比这个图上显示得更严重。这张图的PM2.5浓度的范围0-80微克/立方米,80是属于污染很严重的。但我国地区华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常年在一百以上,当然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像印度等也是污染很严重的。在这个图上,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很低,大多在10-20微克/立方米的水平,是蓝颜色的,加拿大非常蓝,还有更蓝的像澳大利亚。 关于雾霾经济成本,有很多的学者做了研究。2004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估计环境污染退化成本占当年全国GDP的3.05%。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在2013年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高达3.8%的GDP。现在GDP增长率是百分之七点几,按亚行的估计,仅仅是空气污染的成本就把一半的GDP增长率损失掉了。 (图为中国PM2.5能源占比估计) 雾霾与经济到底有什么关系?最直接的联系就是我国的雾霾和污染性的经济结构有关。什么是污染性的经济结构?问题分为三类: 1.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这主要是指我国的重工业占经济的比重过高。在大国当中,我国的重工业占比是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导致的空气污染为服务业的9倍。 2.污染性的能源结构。这指的是煤炭一次能源消费的比中。我国常规煤炭占到能源消费的比例67%,清洁能源占比只有13%,为发达国家占比的1/3到1/4,这是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因素。给定同样的当量,燃煤产生的空气污染为清洁能源的十倍。 3.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这里指的是清洁出行的比例和公路出行的比例。我国城市当中地铁出行的比例仅为7%,93%的出行靠公路。给定同样的运输量,私家车出行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地铁的10倍。 用经济的手段治理雾霾不可或缺 关于雾霾治理,至少有几十件事情要做,已经规划的措施当中大部分是末端治理,比如脱硫脱销、提高油品质量、强化对尾气排放的控制、对VOC和其他工业粉尘与建筑扬尘的控制等。如果这些末端都做到位,我们的研究估计,与2012年的水平相比,每吨燃煤排放的PM2.5可以降低70%,每辆汽车的单位公里排放可以下降78%,单位产出的工业与建筑业排放可以下降80%。换句话说,末端治理可以讲单位经济活动量的排放强度降低70%以上。 这些降幅听上去很让人兴奋,但是,如果经济总量每年增长7%左右,10年就一番,那么在污染性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煤炭消费和汽车消费的快速增长和污染性的工业、建筑业的经济活动量的大幅会抵消大部分末端治理带来的减排效应。因此,要将雾霾降低到我们预期的目标(从2013年的全国城市平均65,降低到2030年的30),必须大力度地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而这些调整必须要靠经济和金融政策。 对于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一个PM2.5减排的数量模型,来定量估算各类末端治理措施和经济结构调整对降低雾霾的作用。我的书中有这个模型的所有细节。这个模型定量估算的结果是,即使末端治理措施用到了极致,但由于经济总量的大幅上升,在缺乏结构调整的情况下,2030年全国城市的PM2.5水平仍然将高达46,远超过30的目标。换句话说,从2013年到2030年,如果仅仅依靠末端治理,只能达到PM2.5减排目标的一半,另外一半必须靠结构调整。 所谓结构调整,具体的内容包括GDP当中的工业建筑比重的下降,能源结构中清洁能源比重的上升,交通运输结构中地铁出行比例的上升。在2030年前,从产业结构来看,我们预计第二产业占GDP比重需要降低9个百分点;从能源结构来看,清洁能源占比需要上升30多个百分点;从城市交通运输结构来看,轨道交通占比应该至少提高20多个百分点。在交通运输方面,结构变化的目标要求控制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而地铁的总里程则要大幅度的提高。我们预计在2013年–2020年间,地铁总里程应该上升4倍,此后十年地铁总里程要增长230%。 雾霾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前面讲到,导致雾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污染型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交通运输结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污染性的结构问题?背后的经济学动力、机制是什么? 我认为有三大方面的原因: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第二是市场的失灵,第三是消费者和投资者对企业消费缺乏社会责任感。 第一,政府对市场的扭曲。我举三个例子。 [...]

消失中的麻风村

消失中的麻风村

Posted On: March 04, 2015

佛山市高明区潭山麻风康复村建于1958年,用于收治上世纪50年代患麻风病并被迫隔离的居民,现均已康复。最近几年,土瓦房换成砖房,电路,电网和热水器入了户,新修公路足够一辆大货车来去自如。 村民们似乎忘了这种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的慢性传染病。天还没亮,粤剧声先打破宁静,然后是扫地、狗吠声,和麻将声。年复一年,一切都没改变。事实上,村民们都有想诉说的衷肠,那多半是有关思乡、团圆和过去的自由。 一 当了30多年的村长邓文祥,对村中事务了如指掌。“村里的平均年龄都有70岁以上了,最小的49岁,最大的年满99岁,”他介绍说,刚建村一共有100多人,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康复出村,也有其他村合并的,现在这里有71人。 村长背有点弓,四指萎缩在一起,他用嘴叼起烟,用大拇指扶稳,另一只手打了几次火把烟点燃,吸了一口,眼睛眯成一条线地缓缓吞出来。他回忆之前在供销社做计数员,负责分配粮食,当时才十几岁,工作了两年后就开始发病。现在过节都会回村探望亲戚,但是一两天就回来了。 邓文祥说,政府给予每个人每月473元,外加养老金,残疾金等每人每月至少六百,“他们看病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由政府支付。”村里的部分收入还来自田地和鱼塘的租金。这里延绵不绝的山地和未经污染的泥土对于农民来说是一块“风水宝地”。每块地租给一些农业个体户一年几千到一万不等。 谭伯负责村庄的资金流转,包括村民每月搭饭堂的用度和出租土地的水电费。每顿饭3块5毛,每人每月搭食需支付178.8元。“还在饭堂吃饭的12人,多是行动不便,大部分人觉得饭堂不合口味。” 村里每天有医生和护士来值班,帮老人治感冒,开止痛药之类的,“有些久病成医,自己来拿药,”一名护士说,麻风病可导致皮肤溃疡和神经痛等后遗症,“我们只能开止痛药给他们。”一般老人摔伤或者头晕就送往合水医院,再严重一点的就要被送往县城。 村民住院的医药费,房费和饭费都在政府支付的范围内,但如果程度严重得需要找人照顾就要自己掏钱。74岁的九哥因为腿伤住院,医生告诉他要住院两个月,动弹不了的他只能请护理照顾,但由于请不起医院的护工,他多次想出院回村子。一个珠海的大学生得知后动员给他筹钱,后来找了一个村民负责照顾,一天40块。 如果有人去世,村长会叫来火葬场,一响鞭炮送故人。死去一人,相当于腾出一个床位。原本四人一间的宿舍,现在只剩下一个或两个人了。 二 一到秋天,白菜长得更饱满,加上吹北风,若天气放晴不出三天就可以晒好,晒好的菜干最适合过年煲汤。但是,大多数村子里的人过年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多的只是一只鸡,一只鸭,而埋藏在他们心中的,是对家乡的思念。 旧时麻风村的人是不允许结婚生育的,怕传染给后代。三婆是为数不多的结婚后进村的,她生完女儿一年后发了病。一聊到女儿,三婆就合不拢嘴,“女儿常说要我开开心心的。”邻居甘伯喜欢跟来此探视的学生们聊天,以便拿学来的普通话调侃三婆。 见到陈婆婆时正在刮竹芋皮,三婆帮她将小镰刀绑在她手上,让她自己慢慢刮。她在村里是患病程度最为严重的其中之一,面部已经部分瘫痪,双手已经完全愈合在一起,只剩下圆鼓鼓向外突出的骨头,双脚也已经被义肢和拐杖取代。 发病时少不更事,被扔在县城医院,眼见自己的身体被侵蚀,陈婆婆进村后继续干着农活,上山砍柴,生活艰难。“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活了多少年。”现在她除了需要杜伯煮饭给她吃外,生活可以自理。杜伯之前负责照顾村里行动不便的老人,现在也随着年纪渐长,也就忙不过来了,偶尔还会义务帮一些婆婆整理电线。 兰姨今年59岁,1981年入村,家人曾给她盖了独立小房子。五年前她帮一个农场干活,老板支付的薪水明显少于别人。她现在村里做保洁员,日收入20元。“家人来探望时,围坐一起吃饭最开心。”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喜欢这首送别诗,时常回想起自己离开家乡40年,这首诗表达了我的心声。”郑伯是鹤山人,来此不过5年,他或许再回不去故乡了。“虽然看上去正常,但是老一辈会有旧社会留下来的恐惧感。老人教小朋友远离自己,说村里没人患这病,为什么就你患上了,有人说是恶魔附身。”郑伯的户口不在家乡,田地也被征收了,“在潭山生活,起码还有政府管我吃住。” 张婆婆今年99岁,是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喜欢到公共室看别人打麻将,天九(一种中国骨牌游戏)。年轻的时候她随母亲到广州打工,打仗就到石室教堂躲避了几天。由于发病较晚,她得以生儿育女。最大的曾孙已经16岁了,90岁那年,儿孙们在家乡摆了12席贺寿。“他们说接我回家,我年纪太大不想奔波了。” [...]

男男正传:那些在生命长河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男男正传:那些在生命长河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Posted On: February 27, 2015

本文为1月17日下午在「学而优」书店举办的香港老年男同志口述史讲座实录 主持人(阿山):今天的活动叫做《男男正传》,这是一本书,讲的是香港男同志口述史。我们今天讲的是这本书的创作工作历程和新书签售会,我们的主角是江绍祺博士,香港大学社会学副教授;还有爱君(音译),她是香港的一个出版社的行政经理;还有韩益民老师,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老师,也是华师口述史协会的指导老师。我叫阿山,我来自广州同性恋亲友会,欢迎各位的到来! 今天的活动实际上是由广州本地的几个同志小组和一些公益组织联合主办的,有中山大学彩虹小组,广州同城青少年资源中心,智同广州同志中心,还有同性恋亲友会,还有中山大学的ICS,应该是由这几个组织联合主办的。很荣幸能请到江博士来做这个交流,其实前几个月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从网上或凤凰卫视的《开卷八分钟》栏目介绍的《男男正传》了解到这本书,因为这个封面还是挺吸引眼球的,对于国内的读者来说不太常见,为什么这些老年人要用这种形象展现给大家呢?这里面有许多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请江博士和爱君给我们谈谈这本书的创作过程和其中的很多的故事。 爱君(音译):很感谢阿山,也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见面。首先很感谢亲友会及各个同志团体邀请我们来。江绍祺博士我们对他有昵称,就是英文名Travis。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我去年加入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就遇上他出版这本书。我一直都知道Travis是一位很勤奋很勤奋的学者,他不但在自己专业的研究范围(有所建树),他还参加很多关于同志或者性小众、性别议题的团体的工作。 这本书的主题在香港是从未有过的,即使是华人社会,台湾早一年有一本书也是讲关心老年同志的,这本应该是第二本。知道Travis出这本书,他说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心愿,而且他这本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出完故事,后面还有很多的延伸,延伸出很多的活动或者想做很多社区的工作。于是整件事情就变得很不一样了。 对于我们来说,这本书有三个很大的突破:第一个,就是对于我们出版社来说,是一个香港独立的出版社,规模比较小,独立的意思就是主流媒体不会出版或者出版比较少的书我们就会去尝试。所以多数的书都印的比较少,1000本已经是我们一次印刷很多的了,卖的完1000已经很多了,不亏钱已经偷笑了这样的,但是这本书已经是第三版了,即已经达到3000,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去年六月出版的(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们都很开心,市场反映很好。 第二个突破是这本书的封面,刚才阿山也讲了,是很大的刺激,不止在国内,在香港也是一样,有些店员不了解都不敢摆出来,我们要解释给他听之后才知道怎么回事,是一个学术研究延伸出来的口述故事。 第三个突破是Travis和我们在六月开始,这本书诞生的时候搞新书活动,我们出版社的资源很有限,搞一次已经很多了,但是他不但搞了两次,我们还去了澳门也搞了几次活动,现在还来了广州。所以我们觉得这三个突破对于我们来说都很不简单,对于Travis来说更不简单,花了那么多心力来做这本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做这本书呢?做这本书在学术和社区关怀上面是怎么考虑的呢? 江博士: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大家星期六下午来进行这么一个交谈。为什么想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其实我一直都是做同志的研究的,也做了很多年,我早几年前出了一本书,是英文的,主要是讲香港,中国大陆主要是广州和英国伦敦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之前一直做的研究讲的男同志都是战后出生的男同志,即是50年代过后出生的男同志。可能是觉得自己也老了,就想了解那些年长的男同志的生活面貌是怎么样的呢?做学术研究我们要做lecture review,就是看很多文献,了解很多人写的相关研究,我看了之后就发觉几方面的研究都没有提到,接触到这些人。 第一是老人的研究,在香港有很多老人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不会触及和性有关的,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看了这么久只有一篇文章有关性,其他的都是老人身体衰退的时候怎么面对自己,和家人怎么相处,独居老人的问题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社会的观念里,老人和性好像是不会画上等号的,老人家是不会有性的,这就是我们一般对老人家的想象和理解。但我觉得性不只是生理方面的需要,老人家也需要别人的关怀,也有情欲上的要求,搂搂抱抱等,那么那些东西究竟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现在的状况又是怎么理解的呢?我发现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更不要说同性恋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遗漏。 第二是在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情况有点不同,香港人比较麻烦,一直在问自己的身份问题,这个身份问题有很多很精彩的研究,究竟香港的普通文化是什么时候出现的,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发展有怎么样关系呢?但是在这个大的论述中,其实我们都假设异性恋男士的故事是怎么样的,我们所讲的香港人,是香港的直男,直女,不是弯的男人女人,双性恋,跨性别,这些好像不是香港人,因为你不是一个正统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其实他们和其他香港人是没有分别的,那为什么他们的故事从来我们都不会在主流文化上听到呢。 第三就是,甚至在同志的研究,因为我自己也是做同志的研究,在香港其实有一定的学者也是做相关的研究,但研究的都是针对战后的华人的情况,战前的出生的男同志也没有被讨论到。那我基于学术上面的知识的求问,开始了我的研究。 因为我是做口述历史的,我觉得口述历史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原来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今天早上和阿猫(人名)聊的时候他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好像我教育了那些被访者一样,但是其实同时我也在被那些被访者教育,我在影响他们的时候也在被他们影响,被他们感染。在这个过程中我最大的收益就是我认识了一班人,我认识了一班不同的生命的个体,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此我的研究从一个单纯的学术的研究变成了刚才讲的,不是单纯的学术的东西。 最初我想写一篇学术的文章就算了,但是后来发现不行了,我08,09年开始做,做完了12年之后每个月我都会和我的被访者有些聚会,一开始是喝茶,之后去某个义工家聚会大家聊天,每个月都是。很有趣的是,好像滚雪球一样,每次都有新朋友来,永远都有新的不同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 也正因此,当我出这本中文书的时候,第一为什么我要出中文书,我希望真正和香港的,或者会看中文的朋友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交流,所以我的写法是以故事的形式来写的,不是很学术,普通人也看得明白。第二就是,因为我和文化工作的人关系很密切,我自己也很喜欢文化艺术方面的东西,我就想弄多个摄影展,于是就找了四个艺术家帮我拍摄这些伯伯,所以之后我们就有个摄影展,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地方都办过,在英国办过,我之前回了伦敦就有个展览,之前在澳门,今天到广州和大家见面,这是我另一件很想做到的事,因为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让人了解这些年长的男同志他们面对的东西,包括文字形式,影像形式等。 第三样就是我自己真的很开心的是,上个月他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团体名叫“晚同牵”,晚年的同志手牵手的意思,在香港要去警察局注册,作为社团登记注册成为一个小组,我们用一个朋辈的方式,这个小组的会员要60岁以上,年长的同志作为会员,他去帮其他年长的同志,下个礼拜在香港正式开幕,每个月会搞活动,再看看之后的发展会是什么样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这个学术的研究变成了社区的关怀,社区工作的历程,意义很重大。虽然这是我第二本书,但印象和意义方面比我第一本书更加珍贵和有意义。 爱君(音译):在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经常听到Travis有很多触动,当然我们作为出版社可以先看到稿,我更加有幸因为经常找他做传媒,他这本书有很多传媒允许,包括电视,报纸,电台什么的。我记得有一次Travis就忍不住真情流露,由于08年开始做这个研究,认识了这么多伯伯,他们一开机就不停的讲自己想讲的东西,可能在心里面已经压抑了很久了,那么Travis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感受,我经常听到他的分享,觉得自己很幸运。香港讲“狮子山下”的精神,当然现在又赋予了另外的意义,以前的“狮子山下”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胼手胝足,很努力建立了香港,可能这种精神只是假设了直的伯伯,直的婆婆,但是Travis讲了,“狮子山下” [...]

奥斯卡得主杨紫烨谈影像: 真实最重要

奥斯卡得主杨紫烨谈影像: 真实最重要

Posted On: February 24, 2015

奥斯卡金像奖得主——杨紫烨女士的新纪录片《争气》,前不久在香港上映,并成功获得百万港元的票房。纪录片市场少有可以盈亏平衡的作品出现,杨紫烨对此认为,除了作品本身的质量,发行渠道在纪录片制作过程中也很重要。 作为奥斯卡舞台上少见的华裔纪录片人面孔,2007年,她凭借《颍州的孩子》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短片奖。之后三年,她执导环保题材纪录片《仇岗卫士》,于2011年再次获金像奖提名。 深度新闻网总编辑叶凝,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争气》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公映,并就电影、纪录片和影像记录和杨紫烨进行了交流。   2014年10月16日,杨紫烨执导的纪录片《争气》在香港公映。片中记录几位香港“问题学生”,其中包括失明学生、学习成绩差、有盗窃行径和有情感问题的少年,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接受各种挑战,最终在舞台上成功表演音乐剧的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杨紫烨试图通过这部纪录片,表达她对社会评价机制不同的看法。   深度中文网(以下简称“深度”):为什么您的这个新纪录片取名叫“争气”?   杨紫烨:这个名字的确定差不多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大家提议了许多名字,后来选了一个比较符合故事的整体结构的,比较文雅的。而后,纪录片投资方,也就是基金会,觉得起的名字太平实了,就改成了“争气”。   深度:在拍摄,也就是准备音乐会的过程中,这群“问题学生”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杨紫烨: 这些学生都是来自于不是很好的中学,甚至特殊学校。在香港,那些历史悠久的中学往往被认为是好的,比较难进入。它们的生源也比较好。但这不意味着,那些没有去这些好学校的学生就是不爱学习的,没有什么其它天分的孩子。 所以去年,有一个基金会,就到三个“低等级”的中学和一所盲人学校,召集一些学生,给他们编排一个音乐剧。希望藉此激起他们的信心。这些孩子大多对读书没有什么热情,对自己也有点自暴自弃、没有什么追求。音乐剧可以给他们一个“角色教育”的机会,通过几个月的训练,提升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和未来社会角色的认知。 在这次音乐剧演出后,这些孩子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离音乐剧的准备、演出,又已经过了一年。我刚认识他们的时候,这些年轻人还很顽皮,对自己没有什么要求和约束,尤其是学业。经过半年的培训,他们已经可以在学校认真读书了。其中有一个比较调皮的女孩子,上个月还跟我说,她在做社区义工,这在刚认识她的时候是不可想象的。   深度:您在很多次采访中,都提到现在社会对好孩子和坏孩子的评价机制是有问题的。那什么样的评价机制才是比较健康的? [...]

大学生党员,路向何处?

大学生党员,路向何处?

Posted On: February 23, 2015

据中央组织部公布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攀至8512.7万人,其中学生占总体的3.4%,已达290.5万人。中国高校每年发展的大学生党员人数更是超过了全国发展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坎坷入党 王娇目前在成都的某所高校中就读新闻学专业。也是为数不多在该校挂掉了党课考试的学生。考试前,作为院学生会副主席的她正为手头上的事务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无心背诵那本红皮教程。因此直至大二结束,她仍旧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大三上学期的党员培训完成后,她终于成为了预备党员。 “提交入党申请书、成为积极分子、跟辅导员单独谈话、参加积极分子的动员大会、党课培训。考过了党课结业考试,你就是预备党员了。再等一年,就是党员了。期间要求不定期地写思想汇报,同时也得接受上级的观察。”按照王娇的说法推算,这一过程需要耗费近三年的时间。 这三年里,从非党员到积极分子,从积极分子到预备党员、再从预备党员到党员,每一个要进行身份转换的环节,也都必须经过选举推荐。选举人除了广大的同学之外,也包括同时担任着他们入党联系人的辅导员。 “每个班级,每次给予的入党资格都十分有限,8%的入党比例势必要淘汰许多人。而在最重要的积极分子到党员的环节,辅导员又基本说了算,所以有入党意向的同学可能会选择主动跟辅导员搞好关系。”“但都是很早就该这么做了,不可能等到预备党员要转正成正式党员时再去讨好辅导员吧。”王娇平静而自然地说道。 “但就怪那个叫什么杏的,把我党课给挂了。”推迟了半年才到手的预备党员证书让她心怀不满,直到最后仍抱怨着那个没有为她“放水”的党课老师。 陈毅的入党过程也不轻松。她与王娇同在一所学校,学着自己并不中意的旅游管理专业。 经由父母授意才选择入党的她在大一时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入党申请书中寥寥数千字,她从网上东挪西凑,费尽功夫,好不容易成为了积极分子。又因高数不及格,致使接受党课教育的时间被延后了半个学期。 可即使入党的过程充满坎坷与曲折,却仍然不能阻挡每年仍有大量的大学生选择投身中过共产党。 亚积极分子 “所谓对积极分子的动员其实只是搞形式化。教入党知识课程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入党还不到一年。只有一节课,她讲的我都会。没有太大意义。”陈毅认为,早期的入党教育充斥着随意与不负责任。 相较之下,时间跨度更长、内容层次更深厚的后期积极分子培训教育,也被诟病无数。 “我们一个学期有七八节党课。每一次都是三到四个小时,中间不怎么休息。老师平均年龄大概有三四十岁,有些很热情,看得出他们很执着于自己的事业,毕竟在讲台上能坚持那么久也不是一般老师可以做到的。”再过两个小时她就要参加党课的结业考试了,手边的《大学生最新入党教程》被她来来回回翻看了好几遍,已经能够生硬地背下来了。 “但是这种热诚顶多就能感染我们五分钟。上课的时间太长,内容又枯燥刻板,基本上没人能坚持下来。再说了,走进教室就是一群黑压压的人,说话的说话,写作业的写作业,玩的玩。老师则在话筒前声嘶力竭。那一瞬间,有热情也被这堆人吐出来的二氧化碳给浇灭了。” 宁夏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张华叙述得则更带有浓厚的画面感:“夹着公文包,玻璃杯里装着浓茶。进教室,先喝两口茶。上完课,再绕着教室走两圈,让学生问问题,我们回以一阵沉默。接着大家就各干个的。” 她说,这一幕永不停歇地在她所上过的每一节党课上上演。 学生热情的消减大抵与许多因素息息相关。陈毅和张华达成了共识,他们对党课索然无味的主要由于教学内容的刻板枯燥以及对教学方式的反感,再加上平日里各种社团活动与其他学科学习占用大量的课余时间,让他们更有理由逃避党课学习。 [...]

“甄嬛体”的形成与对《红楼梦》的借鉴  ——汉语词汇学视野下

“甄嬛体”的形成与对《红楼梦》的借鉴 ——汉语词汇学视野下

Posted On: February 23, 2015

一种新的网络文体“甄嬛体”风靡全国。“甄嬛体”得名于近年来热播的电视剧《甄嬛传》。该剧台词因带有文言古韵且用词造句富有明显特点而被网友纷纷仿效,这些仿造句被称为“甄嬛体”。例如网上流传的一则交警版“甄嬛体”:“今儿个是小长假最后一日,赶着回家虽是要紧,却也不能忘了安全二字。如今的路虽是越发的宽广了,但今日不比往昔,路上必是车水马龙,热闹得紧。若是超了速,碰了车,人没事倒也罢了,便是耽搁了回家的行程,明日误了早班,也是要挨罚的。总之你们且记住了:舒心出门,平安到家。”诸如此类造句,不胜枚举,遍及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领域。 电视剧《甄嬛传》改编自热门网络小说《后宫·甄嬛传》,台词基本脱胎于小说的人物语言,所以“甄嬛体”风格主要是原著的言语风格决定的。《甄嬛传》最早发表于晋江原创网,后转入新浪个人博客连载,点击率5000多万。2007年开始纸媒出版,发行量超过100万册,被誉为“后宫小说巅峰之作”。从网上的读者留言看来,《甄嬛传》受到追捧,除却跌宕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塑造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小说古典诗意的内在气质以及古色古香的语言风格也是重要的原因。 通过对《甄嬛传》原著的分析和作者流潋紫本人所述,不难发现,小说人物语言主要模仿的是古典名著《红楼梦》的语言风格。流潋紫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对我影响最深的一本书始终是《红楼梦》……我从小到大看《红楼梦》十几遍,为曹雪芹的才华所倾倒并景仰他。我写古代言情小说的文风也深受《红楼梦》影响,可以说《红楼梦》是我文学写作之路上的启蒙之作。”很多读者和观众也表示,《甄嬛传》的言辞风格等颇有《红楼梦》的影子。在《甄嬛传》的创作中,流潋紫有意借鉴《红楼梦》,大量引用唐宋诗词、古代典籍等,每一句台词都非常考究,而且大多话里有话,暗藏玄机。 所谓语言风格,就是个人在运用语言手段进行交际(言语)时的表达方式的特点所构成的系统,“是使言语形成一定的气氛和格调的言辞表达手段系列”。当作家在其作品中广泛地运用独特的语言和言语要素时,就形成了他的言语风格。 一、何为“甄嬛体” 要弄清“甄嬛体”言语风格对《红楼梦》的借鉴,必须先回到原著小说,弄清什么是“甄嬛体”。百度百科给出的解释是: “随着电视剧《甄嬛传》的热播,观众们在看电视剧的过程中,被里面‘古色古香’的台词所倾倒,剧中人物对话文艺调十足,语调不急不缓,口气不惊不乍,从容大方。细细品味这古诗风韵之余,引起网友的效仿,并将这种文体称为甄嬛体。” 我认为,来源于小说《后宫·甄嬛传》的“甄嬛体”是一种半文半白语言,具有明清时期文学语体的特点,语气较为舒缓,语调持中,从容大方。简单总结一下“甄嬛体”的句式特征: 1、人称:自称双字“本宫”、“臣妾”; 2、在单音节词前后加上词缀/副词: 如:想来、更是、极好、定可、必是、罢了。这样具有半文半白的特点。 3、时常使用转折复句,如:“若是……想必是极好的,但……倒也不负恩泽”,“便是再好不过了”。在转折关系中,尽管说话人承认偏句中的事实,但表意的重点还是在正句上。这样就使得语气舒缓,语调持中。 4、常使用叠音词,如:真真、巴巴。 我们看一些网友们应用“甄嬛体”的例子: @田小跳儿:话说今日大雨滂沱,甚是凉爽,若能在床上小憩一下也是极好的。无奈昨日通知今早须提前半小时上班,若能早些下班或给点赏银倒也不负恩泽。只可惜一切皆为浮云,又奈何天公不作美,故而为此精神萎靡,消减了上班的兴致。(新浪微博) @我本伐木:方才想起已是初秋,满觉陇路的银桂必将陆续开放,私心想着若是这周末前去赏桂,定可沁人心脾,对洒家的修行必是极好的。(新浪微博) “额娘你看今日外面天气极好,儿臣想出宫走走,既能冲冲喜气,也能看看京城中百姓生活如何,早日完成儿臣登基之业。不知额娘意下如何?”“说人话:我要出去!”(新浪微博) 此处我们仅对以上第4条特点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其中一些奥妙。 [...]

流动儿童,离城市有多远?

流动儿童,离城市有多远?

Posted On: February 16, 2015

接触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是2009年的事。2009年,通过偶然的机会,我得以认识”新公民计划”当时的负责人刘文华,了解到”新公民计划”是为流动儿童这个群体服务的。 当时认识文华,是因为在美国结识的一位美籍华人想在大陆资助两三个家庭贫困的孩子学习民乐,通过北大校友会介绍,找到文华,文华介绍了一位二胡老师,刚巧 二胡老师上课的学校有家庭贫困的流动儿童。拿到孩子的背景介绍,去家里实地走访,第一次了解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暗藏着这样的家庭,知道了街边经常看到 的煎饼摊、卖菜人和装修工人在北京安身立命的境况,有的竟如此凄凉;而这样家庭出身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快乐,自己的烦恼,同时多了因家庭境 况不稳所背负的担忧。 这次接触,让我开始从实际考虑我们,普通公民的社会责任。 我身边的朋友对于我的所见,有两派意见。一派自然报以同情,认为这其中存在社会的不公,应该帮助这些孩子,获得公平的机会;另一派认为,这是个人努力可以 改变的,应该靠其家庭和自己努力。这个辩论是恒久的社会话题,既然话题由来已久,说明各有各的道理,去分辨孰是孰非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找到核心问题。 在我看来,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希望自己亲历的社会向哪个方向发展? 将这个问题转义,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答案各异。但我大胆猜测,大家必然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在”和平,安逸,富 足”的世界里,希望他们是幸福的!那么衡量社会”和平,安逸,富足,幸福”的指标是什 么?我这里引用在TED上看到的有关社会发展指数(Social Progress Index)的最新解读,麦克o格林(MichaeloGreen)认为社会发展指数有三个具体指标: 1. 基本生存需求的保障,比如食物、水、房屋和安全; 2. 提升生活质量的途径,比如获得基础教育、获取信息和沟通、享有健康福利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

李培根:当前中国科技奖励政策的问题与影响

李培根:当前中国科技奖励政策的问题与影响

Posted On: February 11, 2015

李培根,1948年生,湖北人。1981年在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83年赴美留学,1987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3年12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5年03月起担任华中科技大学校长,2014年3月31日离任。本文根据作者在某座谈会上发言记录修改整理,原标题为《中国科技奖励之我见》,首发于《赛先生》公众号。现凤凰大学问获《赛先生》授权全文刊发: 客观地评价我国的科技奖励工作,我们应有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多年以来,国家的奖励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科技相对比较落后的时期,这个作用更为明显;二是我们评出来的奖励,绝大多数是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两点认识不能掩盖目前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更大的负面作用。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作为“中间承认”的官方奖励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对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奖励实际上是一种对科技成果的承认,评奖主体是国家和政府,这是官方的,属于官方的承认。对科技成果水平的“终极承认”应该是什么?不妨分析一下合理的终极承认。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不应该是官方的承认。属于技术的成果,最后的、终极的承认是市场的承认;属于科学的成果,终极承认不是市场,但也不是获得奖励,而是科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总之,对科学工作、科技活动的承认,政府给予奖励不是终极承认,只是一种“中间承认”。 对科技成果的承认,需要伴随一个利益的承认。假如说没有奖励,利益的承认是要与终极承认挂钩的。譬如做技术的,市场承认了,利益跟着就体现了;做科学的,得到科学界同行的共同认可,某种“利益”往往也跟着体现。 现在有一个中间的而且是官方的承认,即科技奖励。利益至少在相当层面上与中间承认(奖励承认)挂钩了。因为它不是终极承认,所以这个挂钩肯定会有一些扭曲的现象。有些本来不该有那么高的利益却给予了,或者是有些本来该得到的利益,因为未得到中间承认(奖励)而没有得到,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扭曲。 目前的奖励政策使科技人员更容易急功近利。科技人员做科技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理想的应该是兴趣,但现实情况中不可能完全凭兴趣,多数人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或者是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假定,如果没有中间承认的话,科技人员的驱动力是什么?譬如做技术的,希望成果未来得到市场的承认,做科学的希望得到学界的承认。把驱动力放在这个上面,即使主要不是兴趣,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因为直接与终极承认挂了钩。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和终极承认挂钩,而是和中间承认挂了钩。能否得奖成为了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大家眼睛都盯着奖,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作用。目前的奖励制度的确对科研人员的驱动力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奖励制度既破坏了本应有的模糊性,也破坏了本应有的清晰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通常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水平不是一秤就能称出来是几斤几两的,它有一定的模糊性。成果也是一样的,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称出几斤几两。但是,现在的奖励制度破坏了这种模糊性,本来社会中间这些东西存在一定模糊性是合理的,奖励制度破坏这个模糊性后,必然导致一些问题。假如我得到了一个国家奖,另外一个人的项目跟我项目的水平差不多,一起去参加评比,我评上了,他没有评上,我还真不敢讲没评上的一定比我的水平差。由于有名额限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是,评上和没有评上的差别就大了,因为很多东西与奖励挂钩了,讲水平的时候,似乎你有两个国家奖、三个国家奖,那个比你少,或者没有,“水平差距”就出来了。本来是模糊的,因为有了奖励,使得应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变清晰了。我们很多评价(如评重点实验室、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差不多都要看获奖数量,本来模糊性的东西因为奖励而清晰了,这是有问题的。当然,社会上存在该清晰的地方却变得模糊了的问题,譬如科技工作的社会价值。做技术的,最后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价值体现得比较清晰,但是因为奖励加在了中间,奖励成为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使得这个价值变得模糊了。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我们把它变清晰了,本来应该清晰的地方奖励又把它搅模糊了,这也是科技奖励带来的问题。 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社会大环境存在不诚信的种子,尽管模模糊糊,但的确是客观存在。实际上,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不诚信的种子很容易在这个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使不诚信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评审活动是非做不可的才去做,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做。由于我们的社会诚信不足,只要有评审,就会有问题,这一点,不能小视。 本文一开始就肯定了我国几十年来的科技奖励政策,认可评出来的奖励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下面不妨分析一下假如未来没有国家官方的科技奖励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设国家奖,我们有没有办法承认科技人员的贡献? 终极承认摆在那里,不管政府的科技奖励有还是没有,终极承认总是存在的。做技术的,市场会决定,即使不是普通市场决定的,例如国防的、国家战略资源方面的,也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的终极承认。此外,同行认可更真实。学术水平也好,工程技术水平也好,同行之间自然有一杆秤。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做的一些重要工作,虽然还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还没有鉴定,但是领域内的同行们都知道他们工作的水平。科学更是如此,科技期刊、科学文献、会议交流报告基本能反映他们的工作与成绩。因此,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无论是哪个领域,包括国防军工领域,没有官方的奖励也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或者终极承认,而且是更真实的承认。 奖励的作用随科技发展程度增大而降低,甚至变成负作用。我们总是强调国家科技奖励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要分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越是科技落后的时期奖励的作用越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作用会发生变化。科技发展的程度越高,奖励的作用就越低。早期因为中国科技太落后,通过奖励刺激科技人员,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这是有作用的。因此,不能否认以前科技奖励的作用。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科技地位的提高,科技奖励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到一定的时期会有一个无形的拐点,不仅仅起不到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或者消极作用将大于积极作用。官方科技奖励政策使奖励的驱动力成为很多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这就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本来应该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奖励使它清晰了,导致一批人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负面作用会更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没有官方科技奖励,受益最大的当是货真价实的科技成果的所有人。反对逐步取消官方科技奖励的人总是担心科技人员的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一些无所作为的人会因此而受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得到终极承认的成果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在有官方奖励政策的环境下,因为评审的存在,使成果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而产生某种扭曲。也就是说,某些不一定货真价实的成果可能得到本不该得到的承认,甚至有货真价实的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的情况。因此取消官方奖励只能使货真价实的成果得到更真实的承认。 基于这些认识,中国应该有一个计划,逐步做到取消政府的科技奖励。 完全不必担心民间科技奖励可能很滥的问题。我赞同民间设立科技奖励,有人又担心某些民间奖励可能会很滥。假如说民间的某些奖励会更滥,但是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学会,或者学会下面分会、专门委员会,乃至其它民间机构,自己做一个奖励,做得很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没有人承认它就是了。倘若民间的奖励做得含金量很高,自然会得到承认。民间奖如果有滥象,不用太担心。 加强同行评议等做法无法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问题。反对取消奖励的人也承认目前奖励政策的问题,但是主张改善操作方式而消除某些弊端,如加强同行评议。从操作的角度讲,如果不取消政府奖励,只是通过加强同行评议改进它,其实不太可能。如同行评议这个事情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机械行业的评奖,机械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其评委是大同行。有时候小同行之间也不熟悉。如果真正让完全熟悉情况的小同行去评审一个项目,这是很难操作的。退一步言,即使能如此,那么不是小同行之间的项目水平又如何比较呢?所以,指望通过同行评议而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弊端是枉然的。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真的要改得很合理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结论还是逐步取消政府奖励。大的可以保留,例如最高国家奖,数量很少,而且是针对个人的,可以保留一点,但是一般性的奖应该取消。当然取消可以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计划,逐步取消或者是逐步由民间奖励取代。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凤凰大学问”提供,责任编辑 孔德继 [...]

为文艺青年一辩|一千零一夜·活动总结

为文艺青年一辩|一千零一夜·活动总结

Posted On: February 11, 2015

2015年1月31日晚706青年空间的“一千零一夜”活动,我们以“文艺”为主题进行了将近三个小时的公共讨论。从文艺的概念到文艺的功能,从历史上的文艺变迁到当下青年人的文艺心态,激烈的讨论碰撞出各种各样的观点,对“文艺”的解读在互动的交流中得以深入。这里撷取活动过程中参与者的点滴想法分享给大家。 文艺:宏大叙事之后的自我解放 我们用“文艺”一词来形容当下青年人的某种审美经验时,总是会发现,一个所谓“文艺”的作品很多都是以个体为视角,从个人最原初的生命体验出发,去描绘一种细腻的情感,或生活中一种精致的情趣,当今时代的“文艺”观念总是会以一种特立独行、与众不同的方式去展现自己的“小世界”。从根本上讲,这种“文艺”的背后映射着新一代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那种独立的、自我的个人主义自由观念。与我们的父辈和前几代人相比,战争史诗、红色娘子军这样的作品不再是当下时代的主流,地下摇滚、独立电影反而吸引着年轻人的目光。今天的人们越来越从过去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更加注重个体的独立价值和自由精神,每个人都逐渐学会了在审美上做自己的主人,用属于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独一无二的生命情感。时代所赋予的自我解放的潮流,才是“文艺”这种审美体验所要真正引导的东西,也是“文艺”最基本的精神内核。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文艺”,正是要告诉人们,真正的精彩,就在每一个小小的个体身上。 大众还是小众:文艺的阶层话语 文艺的人是否属于特定的阶层?“文艺”是否只是一种小众的审美?人们看待它的眼光也许过于片面,“文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它是立体的,有层次的,我们说摄影师用相机拍出的绚丽光绘是文艺的,而农民用木犁在大地上耕作的轨迹也可以是文艺的;阳春白雪是文艺的,下里巴人也同样可以成为另一种文艺。只有保留了横向与纵向、上下与左右来构成文艺的空间感,文艺才真正有可能是多样性的。仅仅用“大众”和“小众”这个群体数量的衡量不足以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位,也不足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真正的文艺其受众不应该只面向小众群体,它并不属于精英文化的特权,也不应该成为一种既定的审美评价标准。是否文艺并不能够通过一个固定的阶层或特殊的群体来界定,因为任何人都有他表达文艺的权利和方式。另外,科技的进步无疑会改变文艺的载体,从而影响着文艺的传播方式,它必须与时代同步,与当下社会的各个领域相互渗透,才能够营造一个开放的审美空间,使文艺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生活。 文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青年人表达理想的途径 你是否是一个文艺青年?也许这和你是否上豆瓣、是否去咖啡馆、是否穿棉麻衣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文艺并不是一种“标签化”的外表,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通过“文艺”两个字,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审美表达,而是这背后所反映出的当下青年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理想。今天的时代有着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去表达和实现自己的价值,文艺自然也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通过文艺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生活感受、社会经历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和探索、理念与信仰。文艺精神的本质就是要发现自我,表达自我,也就是“做自己”,把每个人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自己用最独特的手段表达出来,这种呈现方式本身就是文艺的。青年人通过文艺的方式去表现一个独特的自己,用独特的自己去构建一个真正独立的内心世界,在这个独立的内心世界里才有可能孕育出有价值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艺不是一个固定的标签,而是我们表达、实现理想的方式和途径。一个真正的文艺青年是有独立精神和创意思维的人,真正的文艺在于拥有一个文艺的心灵。 【什么是“一千零一夜”?】 “一个人只把自己关在个人生活的鸡毛蒜皮中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公众生活,和志同道合的朋友。”706青年空间的“一千零一夜”是一场夜间清谈会。我们会提前征集一些话题,无论是自然科学、人文艺术,还是社会热点都可以作为话题的素材,然后将这个话题分成3-4个小问题,分小组依次进行讨论。每次活动大概15-20人左右,分成3-4个小组。每个小组有一位核心发言人,小组成员在核心发言人的引导下对相关主题进行充分地讨论交流,每一轮讨论之后核心发言人进行观点总结。经过三至四轮的讨论,层层递进,深入主题。“一千零一夜”试图让更多的人在一个公共的领域中进行观点的摩擦和碰撞,不断拓展自己思维的宽度和深度,期待在一场真诚的秉烛夜谈中探索思想的更多可能性。 【什么是“世界咖啡馆”模式?】 活动环境像咖啡屋一样布置,每张桌子配有四个椅子,有桌布,一张白纸,一些彩笔,点一支蜡烛或者台灯。每四个人坐在一桌围绕主题的第一个子话题开始第一轮讨论,一轮讨论大约持续20到30分钟。每一轮结束的时候,一个人仍然留在这个桌子上作为桌长,就第一轮讨论结果进行总结发言。然后,另外三个人流动到其他的桌子(需要保证重新参与讨论的人不可以在上一轮出现过),每组的组长欢迎到这个桌子的新参与者并和他们共享上一轮的讨论结果,新参与者发表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随后进行主题下面第二个子话题的讨论,之后的流程以此类推,关于主题的探讨随之逐步加深。   本文由深度中文网合作伙伴“706青年空间”提供 [...]